开庭前两天，陈一鸣收到一封信。
信是托人捎到镇上的，没有署名，也没有落款。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泛黄了，边角卷着，上头是两个穿白围裙的男人，站在一家饭店门口，肩并着肩，笑得正欢。饭店的招牌，依稀可辨，“国营红旗饭店”。
左边那个，年轻些，眉眼俊朗，是廖师傅。右边那个，陈一鸣仔细看了看，心里“咯噔”一下。那个微胖、笑模笑样的年轻人，眉眼之间，分明是年轻时候的佟老爷子。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墨迹都洇开了：“民国四十七年，红旗饭店合影。愿旧友安好。”
“民国四十七年，”陈一鸣算了算，那是二十多年前，廖师傅还在红旗饭店的时候。
他拿着照片，去找廖师傅。廖师傅正在后院，给老汤添火。他接过照片，看了很久，久到陈一鸣以为他不会开口了。
“这照片，”廖师傅终于道，“是民国四十七年照的。那会儿，我刚进红旗饭店，他是店里的管事。我们俩，还处过一阵子，他管账，我管灶，一前一后，配合得还算顺当。”
“师傅，”陈一鸣道，“那后来，咋就闹到栽赃那一步了？”
“后来，”廖师傅叹了口气，“后来，店里的生意好了，他想往上走，想立大功，他盘算着，把饭店的招牌卤味，做成‘他的’配方，献给上头，好升官。他找我，要我的卤方，我没给。他恼了，就动了歪心思。”
“那包料，”
“那包料，”廖师傅道，“是他头天夜里，自己藏进我灶台底下的。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他没想到，店里的采买老崔，那夜起夜，看见他往后厨去了。”
“老崔那时候，就看见他了？”
“看见了。”廖师傅道，“可老崔胆小，不敢声张。后来我被开除，老崔还偷偷塞给我五块钱，说‘廖师傅，我知道你是冤枉的，可我说了也没用’。我揣着那五块钱，出了红旗饭店的大门，在省城的雪地里，站了大半天。”
“师傅，”陈一鸣道，“这二十年，您就从来没想过，找他对质？”
“找他对质？”廖师傅苦笑，“一鸣，我没权没势，拿什么对质？再说了，这年头，冤案多了去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我能活下来，能把卤味摊子支起来，能把《廖氏卤谱》传下去，就够了。对质不对质的，是老天爷的账，轮不到我算。”
“可师傅，”陈一鸣道，“如今，老天爷的账，要算了，佟家倒了，他当年栽您的赃，也要翻了。您，想不想，讨个说法？”
廖师傅沉默了很久。
“讨说法，”他道，“一鸣，师傅这二十年，最恨的不是他佟老爷子，是那口说不清的冤。如今，冤能说清了，我讨不讨说法，都值了。倒是你，”他看着陈一鸣，“你替师傅，出了这口气，师傅记着。可你也得记住：赢了官司，别赢了心气。咱做卤味的，讲究的是火候，火候到了，味儿自然正。做人，也一样。”
“师傅，”陈一鸣道，“我记住了。”
出了廖师傅的后院，陈一鸣在月光下，把那张照片，又看了一遍。照片上，两个年轻人，并肩站在饭店门口，笑得真诚，谁能想到，二十年后，一个成了他师傅，一个，成了他师傅的仇人。
“民国四十七年，”他把照片收进怀里，“这封信，是谁寄的？”
没有人知道。
当夜，陈一鸣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那顶草帽，县法院门口的草帽，县招待所门口的草帽。这两次，加上这封没有署名的信，他隐隐觉得，这背后，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看着这盘棋。
“省城的水，比县里更深。”他轻声道，“到底有多深？”
第二天一早，陈一鸣拿着照片，去找刘所长。
“刘所长，”他道，“这封信，没有署名。您见多识广，帮我想想，谁会给我寄这张照片？”
刘所长接过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民国四十七年，这照片，有些年头了。寄信的人，八成是知道内情的旧人，要么是红旗饭店的老伙计，要么，是廖师傅的旧相识。”
“旧相识，”陈一鸣道，“廖师傅在农场的时候，认识不少人。可回镇上这几年，没听他说，跟谁有书信往来。”
“那就怪了。”刘所长道，“一鸣，你先收着这张照片。等开庭那天，说不定，寄信的人，自己就露面了。”
“您是说，”
“我是说，”刘所长道，“这人寄照片，不是无缘无故的。他多半，是想在开庭之前，让你知道廖师傅跟佟老爷子的旧事，好让你心里，有个数。这样的人，要么是帮你的，要么，是有求于你的。不管哪样，他都躲不过开庭这一关。”
陈一鸣把照片收好，又想起一件事：“师傅，您说，这照片，是民国四十七年照的。那会儿，您跟佟老爷子，是咋认识的？”
“咋认识的？”廖师傅道，“我进红旗饭店那年，他刚提了管事。头一回见，是他来灶上点菜，我给他炒了盘宫保鸡丁，他吃了，直咂嘴，说‘廖师傅，你这手艺，绝了’。打那以后，他就隔三差五，来灶上转悠，跟我唠嗑，还送过我两瓶好酒。”
“那会儿，您觉得他，是个啥样的人？”
“那会儿，”廖师傅道，“我觉得他，是个热心肠的管事，会来事，会说话，待人也和气。谁能想到，后来，他能做出那种事来？”
“师傅，”陈一鸣道，“人这一辈子，看错几个人，不稀奇。稀奇的是，看错了，还能不长记性。”
“你说的对。”廖师傅道，“我这一辈子，就栽在‘看错人’上。一鸣，你年轻，往后看人，多留个心眼，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