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区和岗哨到位之后，城里的地痞流氓被逐个清理。
二营在市场巡查时听说了一个绰号叫秃头伊万的人。伊万诺夫是个俄罗斯裔本地人，战前就在市场一带横着走，常年强占市场西侧最好的几个摊位转手出租。攻城期间他躲了几天，枪声一停又出来了，继续占着摊位收钱。
有个摆摊的老太太找他说理，被他一把搡倒在地，膝盖磕在摊位边角上，破了皮。
第4班的班长把情况报给了营部，营长带着人去了市场，把伊万诺夫从摊位后面拎了出来，按在市场入口的立柱前面，当着那些摊贩的面宣读了处理决定：强占他人财物、殴打百姓、扰乱市场秩序，数罪并罚，就地正法。枪声只响了一下，从市场入口传出去，沿着主街扩散开来，在半条街区之内形成了短暂的持续回音。
伊万诺夫的尸体随后被拖走，地面上的血迹在当天下午被水冲干净了，只剩下一道浅色的水痕，顺着地砖缝隙慢慢渗入土层。
市场里安静了一阵，有人低着头，有人转回自己的摊位，没有人说话。从那之后，市场的摊位再没有人敢私自占位收租，所有摊位轮流分配，按登记顺序轮换。
港口区盗窃团伙被堵住之后，带头的那个人被单独提了出来。此人姓谢尔盖，是个四十多岁的俄罗斯裔码头工人，在攻城期间前后四次带人进入港口仓库，撬锁盗窃军用物资，总计涉及布匹三十余匹、五金工具两大箱、药品十余箱。
海军陆战队在调查过程中从他住处搜出了一本旧账册，上面记录着他从战前就开始销赃的往来明细。陆战队把情况上报之后，批复很快——武装盗窃军用物资，数额巨大，屡犯不改，就地正法。
当天傍晚，人被押到码头北侧一处空地上执行了枪决。其余从犯根据参与程度分别判处劳役和监禁，被分流至不同处置点。
城西老街区有个外号叫瘸腿费奥多尔的人，俄罗斯裔，腿脚确实不利索，但拦路要钱的时候动作很利索。战前替旧当局当过差，有些门路，攻城期间带了几个人在深巷里收保护费。
三营第7班的周班长在巷口蹲了一下午，费奥多尔第三次拦人收钱的时候被堵在了巷子中间。他一开始还想抵赖，说自己替大家看护财物，周班长问了一句看的什么财物，他指着旁边几间空屋说那些都是他管的。
周班长让人搜了他的住处，从他床底下翻出了三户人家报失的物品。经过调查，他不仅收保护费，还在战前替旧当局充当眼线，多次举报过本地商贩，导致至少两人被抓走。
周班长把情况报上去之后，当天下午就收到了批复。费奥多尔被带到了城西那片老巷子尽头的空地，枪决时巷子里没有多少人围观，但枪声响过之后，巷口那几个曾经被他拦过的人从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然后各自关上了门。费奥多尔的尸体随后被收走。
城东那伙占据旧公寓楼的人，领头的姓米哈伊尔，一个三十多岁的俄罗斯裔壮汉。一营的巡逻队抓住他们之后，从公寓楼的地下室里搜出了几样东西——几把自制的短刀、两根铁棍、以及一本记着周边商户名字的旧本子。
本子上列着二十多个名字，大部分后面画了叉，旁边标注着或字样。米哈伊尔承认那本子上记的是收保护费的账，谁交了钱就画个圈，没交的隔几天就去堵一次门。
一营把情况报上去之后，米哈伊尔当天就被单独提出来处理。他被带到了公寓楼前面的空地，巷口站了一圈看的人，枪声之后那些人各自散开了，没有人说话。
城北旧教堂偏厅那伙人的领头姓安德烈，五十多岁，自称当过旧当局的保安。一营的排长带人查清之后，发现他不止囤积物资，还私下关押过两个本地人，因为那两人发现了他转移物资的事，被他堵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关了三天。
那两人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虚弱得站不住了，被抬到城北医院治疗了几天才恢复。安德烈被单独提出来处理，枪决的地点就在教堂门口的空地上。枪声响过之后，偏厅门上的锁换了新的。
那个独狼盗贼是个四十来岁的俄罗斯裔，名叫维克托，以前在巡捕房干过，熟悉城里的每一条巷道。
他专门盯着空置的民宅夜里翻墙搜刮值钱的东西。四营的巡逻队追了一整条街，最后在一间废弃的修鞋铺里找到了他，从墙角布袋里倒出几块手表和两枚戒指，又从他的几处窝点中搜出了一批物证。
追查后发现他至少涉及十二起入室盗窃，其中三起发生在有人居住的房屋内，屋主在案发时都在家。四营把案卷整理好报上去后，当天傍晚就收到了批复。
维克托在城东那片旧棚户区外围被就地正法，那几袋赃物被拍照登记后存入城北转运站的临时仓库等待认领。
一周之内，六名首恶被就地正法。消息传开之后，城里的风气明显变了。那些还在观望的人各自散了，空置房屋不再有人敢私自占据，街面上那些游手好闲的身影也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大半。有人把之前拿走的东西连夜送回了物资登记窗口，有人把藏在墙角的赃物悄悄放回了原处。
清理工作持续了约一周，先后有十几户人家回到自己的住处，那些被占的房屋在核实后逐一清空并交还原主，门锁统一更换，钥匙由住户本人领取签字确认。巷子里的门重新关上后，锁舌入槽的声响顺着巷道传出去，简短而清晰，在两侧墙壁之间来回弹了两次才消失。
从第六天开始，物资登记窗口前每天都有零散的人来归还物品，有人提着半袋面粉，有人抱着几只铁皮罐头，有人捧着一盒没开封的磺胺片，药盒上还贴着仓库的标签。窗口后面的干事一直在低头登记，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从早到晚没有断过。
第三天上午，林记茶庄重新开了门。掌柜姓林，六十七岁，祖籍山东登州，祖辈是清末闯关东来的。他在海参崴出生，满口俄语，坐下来泡茶的时候用的还是老法子。
街坊都知道他这间茶庄开了快四十年了，中间换过好几次招牌，现在那块旧招牌又换回来了，白底黑字，林记茶庄四个字，笔画粗重，墨色均匀。
第五天下午，茶庄里来了一个老主顾。姓刘，七十三岁，腿脚不利索，拄着枣木拐杖。他在门口站了好一阵，看着那块新招牌，嘴唇抖了好一会儿才迈过门槛。
坐下来之后，他手指按着桌面，在木纹上反复摩挲：门口的牌子换回来了。我上次在这门口站着，还是光绪那年。
林掌柜没接话，从柜台后面取出那只白瓷罐，捏了一把茶叶放进壶里，注了水。是龙井，去年存下来的，今儿开了。
刘老头端起茶杯，没喝，低着头。我爷爷那辈人说过，说是等那面旗再挂回来的时候，这把老骨头就该入土了。
他停了一下，我爷爷没等到。我爹也没等到。他们埋在城东那片山坡上，坟头朝南，隔着海，正对着山东方向。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伸手抹了一下眼睛。没有再说别的，把那杯茶慢慢喝完了，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走了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