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舰协议签署后的第三天，添京下了一场秋雨。
陈铮早上从宿舍出来的时候在廊檐底下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去了食堂。
他坐在靠窗那张桌子旁边吃边翻着方文远让人送来的财政汇总表，粥喝了一半，表已经翻到了第三页。
这是他近几个月养成的习惯。每天早晨先看财政汇总，把前一天各口子的收入和支出过一遍。
倒不是他不放心方文远，而是经历了这一年多的扩张之后，他对“家底”这两个字有了一种近乎偏执的执念。从添京到海参崴，从库页岛到台岛，地盘翻了好几倍，部队扩了好几倍，行政人员从当初的几十号人涨到现在的几千人，每一张嘴都要吃饭，每一个项目都要花钱。他得知道自己手里到底有多少，才能决定下一步往哪走。
财政汇总表的第三页是“结余与可支配资金”栏目。他盯着上面那行数字看了一会儿，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然后把表格合上放在桌角，端起粥碗把剩下的半碗小米粥喝干净。
结余比他预想的多。
日本的第一笔战争赔款到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后续分期也在按流程走。德国人通过克虏伯渠道转来的几笔援助资金，他让方文远没有全部花出去，留了一部分存着。
铁路债券发行顺利，德国和英国都认购了。加上北方元发行之后的货币置换收益、各地海关关税和工商业税收，账面上趴着的数字比他当初设想的要宽裕不少。
他端着空碗走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冲了冲碗，把水倒掉，碗搁在沥水架上。然后甩了甩手上的水珠，沿着走廊往办公室走。
经过方文远那间屋子的时候，他推门看了一眼，方文远不在，桌上摊着几分文件和一支没盖帽的钢笔，大概是临时出去办事了。
陈铮没有等，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在桌边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那本一直随身带着的、已经翻得起了毛边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上写着他前些天随手记的几个字，笔迹潦草，但内容很明确：路修了，桥架了，工厂开了，学校也盖了一批，然后呢？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桌面上，靠着椅背望着天花板那条从灯座延伸到墙角的裂缝，看了一会儿。
然后呢？
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转了好几天了。从库页岛回来之后，军事上的压力暂时松了下来。
南边的金陵还在观望，北边的毛熊缩在堪察加不敢动，倭国在北海道守着不敢过海峡，珐国刚被收拾了一顿，英美还在远远地看着。
仗暂时打不起来，或者说，没有需要他亲自盯着的大仗。各部队转入驻防和训练，军工生产按部就班，铁路在往北修，港口在扩建，行政人员在往各县下沉，工商在恢复，外贸在铺开。
一切都在往前走，但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雨已经停了，院子里的老槐树被洗得干干净净，叶子虽然落了大半，但剩下的那些在雨后的光线里泛着油亮的光。
远处城北方向传来学校的上课铃声，清亮而短促，在湿润的空气里传得很远。港区方向的吊机声也在响，混着工厂区那边持续的低频嗡鸣，在午后的光线里铺开。
他听着那些声音，忽然想明白了缺的是什么。
是底子。
路修得再宽，桥架得再多，港口建得再大，工厂开得再密，这些都是面上的东西。面上的东西是给外人看的，是撑场面的。
真正的底子是什么？是人。是那些将来要修路的人、架桥的人、开工厂的人、管行政的人、当兵的人。人不行，面上的东西再多也守不住。人要是行了，面上的东西迟早会更多。
而人的底子是什么？是教育，是医疗。
陈铮在窗边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桌边坐下来，拿起桌角那份财政汇总表重新翻开。
这一次他没有看收入栏，也没有看支出栏，而是翻到最后一页，把“结余与可支配资金”那行数字又看了一遍。
然后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如果拿出一部分结余，再加上后续的赔款、援助和税收，能撑起多大的一张网。
他算了一会儿，把表格合上放在桌角，拿起内部电话拨通了方文远的办公室。
电话响了两声，方文远接起来，声音里带着一丝刚进门的喘息，大概是刚从外面回来。
“老方，过来一下。有个事想跟你碰碰。”
方文远来得很快，不到十分钟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攥着那支没盖帽的钢笔，大概是直接从走廊那头赶过来的。他在桌对面坐下来，把钢笔搁在桌面上，等着陈铮开口。
陈铮没有绕弯子，直接说了。
“我想搞两件事。第一件，教育。从小学到初中，七年，全部免费。学费、杂费、书本费全免，困难家庭的学生连伙食和校服都包了。第二件，医疗。老百姓看病，普通家庭报销七成，困难家庭八成，特别困难的，全免。不分病种，小病大病都算。”
方文远听完之后没有立刻回应。他低头看着桌面上的钢笔帽，沉默了几秒，然后抬起头来，推了一下眼镜。
“你算过这笔账没有？”
“粗略算过。你那边有没有详细的数据？”
方文远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铁皮笔记本翻开到折角那页，上面已经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他翻了两页，把笔记本推到陈铮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