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南京路上，几百个学生举着连夜赶制的横幅，上面写着“北方能，全国为何不能”“我们要免费读书”“我们要看病不花钱”。
队伍从外滩走到跑马厅，沿途有人加入，越走越长。租界巡捕站在街角看着，没有干预。
法租界的一个华探长靠在电线杆上抽烟，看着游行队伍过去，把烟头掐了，低声说了一句：“人家北方真干了。”
北平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没有喊口号，只派了几个代表把一封公开信递到市政当局，要求“效仿北方，兴办免费教育”。
武汉的纱厂女工在厂门口罢工半天，举着“要吃饭，也要看病”的牌子。重庆的茶馆里，说书先生把北方的政策编成了段子，连说了三天，场场满座。
金陵方面的反应复杂得多。陈布雷把各地游行和报纸转载的情况整理成一份简报，放在委员长书房桌上。
委员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放在桌角，沉默了一会儿，拿起毛笔在一张素笺上写了四个字：“静观其变。”写完之后他看了看，又把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何总长在军政部会议上提出，北方此举会造成国统区人口流失，尤其是年轻人和技术工人。
宋夫人在旁边说了一句：“与其担心人口流失，不如想想我们能不能也做点什么。”何没有接话。
日本内阁也收到了相关情报。外务省的一份内部报告写道：“北方政权以教育和医疗为手段，正在吸引关内人口和海外华侨。
年轻人北上的潮流比预想的更快。上海一个十七岁的学生，姓李，念过几年中学，家里开小杂货铺。他看到报纸之后跟父母吵了一架，偷了家里二十块钱，买了张火车票到添京。
到了添京火车站，他问站台上的治安队哨兵：“技工学校报名处在哪？”哨兵指了方向，他背着包袱走了半个钟头，找到报名处时已经排了长队。
他站在队尾，从早晨排到下午，轮到他时，招生干事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到初二。”干事在登记表上写了几个字，递给他一张纸条：“明天到城北技工学校报到，先体检，再分班。”
武汉一个纱厂女工，姓吴，二十一岁，带着十六岁的弟弟坐了两天火车到奉天。她在奉天火车站下车时脚肿得走不动路，坐在站台台阶上歇了一会儿，然后拉着弟弟找到卫生学校报名处。
招生干事问她：“你报什么？”她说：“我报卫生学校。我弟弟报技工学校。他手巧，会修机器。”
北平一个拉车的老周，把女儿送上了去添京的火车。女儿十四岁，念过四年小学。老周在站台上对女儿说：“到了北方好好念书，别惦记家里。你爹还能拉几年车。”
添京火车站的站台上，每天都有从关内来的年轻人下车。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旧衣裳，背着包袱，拎着藤条箱，有人结伴，有人独行。
站台上的治安队设了一个临时引导点，专门给这些外地来的年轻人指路。引导点旁边支了一块木板，上面用粉笔写着：技工学校——城北；师范学校——城东；卫生学校——城南；财经学校——城西。
铁路公司临时加开了两趟从奉天到添京的客车，每趟都挤得满满当当。列车员在车厢里来回走动，手里拎着大水壶给乘客倒水。
一个从上海来的年轻人问列车员：“添京那边，真的管吃管住？”列车员说：“管吃管住，还发津贴。你到了就知道了。”
方文远把这些情况汇总成一份简报，放在陈铮桌上。
简报里列着：关内各地报纸转载超过三十家，学生游行和集会至少七起，自发北上人数无法精确统计，添京、奉天、哈尔滨三地火车站日均到达外地青年超过三百人。职校报名人数累计超过两万，远超原计划六千人的规模。
陈铮把简报看完，放在桌角，问方文远：“来了多少人？”
“三天之内，添京一地就到了一千多。奉天和哈尔滨加起来也有七八百。后面还在陆续来。”
“能收多少收多少。校舍不够就搭帐篷，教员不够就扩大师范速成班，实操场地不够就把工厂夜班也开起来。”
陈铮站起来走到窗边，又回头说了一句，“告诉刘文辉和老邢，这批年轻人从关内跑到北方来，是冲着我们来的。不能让他们失望。”
方文远应了一声，转身要走。陈铮叫住他：“还有一件事。让《北方时报》加印一批，专门发到关内各主要城市，免费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