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硬扛的。奉天有一家倭国人留下的纺织厂，战后被一个本地商人接手，雇了将近两百个工人。劳动法颁布之后，那个姓赵的老板拒绝执行，说“工人拿钱干活，天经地义，加什么休息”。
劳动监察队去了三次，第三次直接贴了停业整顿通知。赵老板托了不少关系说情，最后找到刘文辉，请他在陈铮面前递个话。
刘文辉把话递上去了，陈铮的回复只有一句：告诉他，停业整顿不是商量，是通知。工厂停产了将近半个月，赵老板最终服了软，补发了加班工资，改了工时制度，重新开工那天在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本厂即日起遵照《北方劳动法》执行”。字写得不太好看，但意思清楚。
工人那边的反应起初是半信半疑。
添京城北纺织厂的一个姓李的挡车工，干了十几年活，从来没听说过一周还能歇两天。劳动法颁布后的第一个双休日，他周六早上照常醒了，躺在床上愣了一会儿才想起来今天不用上工。
他起来洗了把脸，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回屋躺下了，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起来把家里收拾了一遍，下午去城里转了一圈，买了半斤肉回来。周日下午他带着老婆孩子去城北公园里坐了半个钟头，回来的时候脸上还带着一种不太习惯的轻松。
第二周发工钱的时候，他数了一遍，比上个月多了将近两成——因为上一周他加了两个晚上的班，按加班工资算的，多出来的部分够买一袋米。
他把钱揣好，回宿舍的路上碰到同班的工友，两个人站在路灯底下说了几句话，然后各自回屋了。那天晚上宿舍里比平时安静，有人早早就睡了，有人坐在床沿上写信，油灯的光从窗户纸后面透出来，在院子里铺出一小片昏黄的亮斑。
劳动监察队正式挂牌那天，林静姝从医疗队抽了几个人过去负责卫生标准的检查和验收。第一批检查了二十多家工厂，开出了七张整改通知，其中三家被要求停业整顿。
整改的内容大多是通风和照明不达标、食堂卫生不合格、宿舍拥挤潮湿。有一家制革厂的车间通风极差，空气中常年弥漫着刺鼻的气味，工人普遍有呼吸道问题。
林静姝亲自去了一趟，在车间里站了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当场签发了停业整顿通知，要求工厂在两周之内加装通风设备，否则吊销执照。
工厂主四处托人，找到老邢，老邢让他直接去找林静姝，林静姝的回复和林静姝本人一样干脆：先把工人的肺治好，再谈复工。
一个月之后，添京和奉天的工人中开始流传一些说法。有人说在工厂里干活比以前轻省了，有人说月底拿的钱比以前多了，还有人说厂里给装了电灯，晚上不用摸黑干活了。
这些说法传开之后，一些原本在外地流落的技工开始往添京和奉天流动。奉天火车站附近的一处临时招工点，每天都有从各地赶来的熟练工人登记报名，其中不少是从北坪和添津过来的，原先在关内的工厂里干过活，战乱之后工厂关了门，他们四处打零工度日，听说北方这边工厂多、待遇好，就一路找了来。
有一个从上嗨来的钳工，姓周，三十出头，手艺很好。他到奉天那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手里只提着一只帆布工具包，包里装着几件随身用的工具，磨得锃亮。
他在招工点登记之后被分配到奉天的一家机械修配厂，干了不到半个月就被厂里的老师傅看中，让他带着几个学徒干精加工。他干了一个月之后领到工钱，寄了一半回家，剩下的一半买了一套新工具和两件换洗衣裳。
他在给家里的信里写了一句话，后来被方文远从工人来信中挑出来登在了《北方时报》的民生版上：这里的工厂不欠工钱，也不打人。
方文远把那封信的剪报夹进了工业卷宗里，在旁边用铅笔批了一行：此类来信，多登。
到了十一月，民族工商业的恢复情况开始有了具体的数字。方文远在月度汇总中列了几行：新登记工厂四十七家，其中纺织十二家、面粉九家、火柴六家、建材五家、机械修配四家、其他十一家。雇工总数从七月的一万多人增加到将近三万人。政俯订单占这些工厂总产值的将近四成，铁路运价折扣和税收减免合计金额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左右。
陈铮看完汇总之后把纸放在桌面上，走到墙边那幅地图前。添京和奉天之间新画了几条短促的蓝色箭头，标注着“纺织”“面粉”“机械”几个字，那是方文远用来标记新增工厂分布位置的。箭头不多，但方向明确，从华北向东北再向外东北延伸，像几条刚刚开始流淌的细流，正缓慢地汇入那些更粗的铁路线中。
当天傍晚，陈铮从指挥部出来，沿着添京城区的主街走了一段。街上行人比上个月多了不少，路两边的店铺大多开着门，有几家新开的铺子门口还摆着花篮，篮上的红绸带在风里轻轻晃着。
他走过一家新开的茶馆门口时停了一下，里面坐着几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桌上摆着茶壶和报纸，有人正在翻《北方时报》的娱乐版，翻到连载故事那页时停住了，低头看了起来。
旁边的人凑过去一起看，两个人头挨着头，手指在报纸上点着，像是在讨论故事里的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