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关的秋天比长崎来得更早。
海风从关门海峡灌进来，带着对岸九州岛的煤烟味和潮气，把码头上那排桅杆吹得吱呀作响。
下关港的规模比不上神户和长崎，但地理位置特殊——关门海峡最窄处不到两公里，是濑户内海通往倭国海的咽喉，商船往来密集，关税和港口收益在整个本州岛西端都排得上号。
孙专员带着先遣组从神户乘船抵达下关那天，是个阴天。
码头上的风很大，他裹紧了外套，带着八个人从跳板上走下来。码头上稀稀拉拉站着几个接船的人，领头的是下关华侨商会的临时负责人，姓方，福建福清人，在下关做了二十多年海产干货生意，年纪五十出头，脸被海风吹得粗糙发红。
“孙专员，一路辛苦。”方会长迎上来握了握手，声音被风削得有些散，“地方上情况比神户复杂一些，先到商会歇脚，我跟您慢慢说。”
孙专员点了点头，没有多寒暄。一行人沿着码头往市区走，沿途经过几排低矮的仓库和渔民搭建的木棚，路面坑洼不平，积水映着灰白色的天光。
几个穿着破旧工装的倭国渔民蹲在路边的石阶上补网，看到一行人走过，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
下关华人数量比长崎和神户少得多，全部加起来不到三百人。大多集中在港口东侧的一条老街上，街面窄，两侧是砖木结构的旧铺面，有些已经开了几十年。
方会长说，这边华人经营的主要是海产干货、粮油和杂货，规模都不大，本小利薄，勉强维持。
“之前日军封海那几年，生意停了将近一半。后来你们把库页岛打下来，北方商船能过来了，这边的货才有地方进。”方会长推开商会的大门，把一行人让进屋，“但日子还是难过。”
孙专员在桌边坐下来，接过方会长递来的茶碗，没有立刻喝。他把下关的情况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华人少，底子薄，跟本地倭国商界的关系比长崎和神户更紧张。更麻烦的是，下关在倭国本土，地方军政势力盘根错节，不像长崎和神户那样有英美势力可以借力。
“先把架子搭起来。”他把茶碗放下，“明天开始测绘，先划范围。治安队随后就到，先从长崎调一个班过来，后面再补。”
方会长应了一声，但脸上还是带着犹豫。他搓了搓手，又开口：“孙专员，有件事我得先说。下关这边有几个地头蛇，跟本地警察关系深。之前我们华人商铺被收‘保护费’，报了警也没用，最后不了了之。你们来了，他们可能会找麻烦。”
孙专员把茶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
“没事 ，以后不用怕他们了。”
测绘用了三天。下关的华人商铺集中在港口东侧老街一带，但分布比长崎和神户零散，有几间铺子沿着码头岸线单独排开，中间隔着倭国人的渔行和仓库。
孙专员参照神户的经验，把核心区框在老街南北两端，又把码头东侧的两座泊位和一片仓库划进来。范围不大，约零点七平方公里，但位置好，紧挨着航道，商船进出方便。
测绘过程中遇到两处产权纠纷。一处是老街中段一间干货铺，铺主战后一直没有回来，地契找不着，隔壁的倭国渔行老板声称那块地皮是他祖上转过来的，但没有书面契据。
孙专员让方会长找了几个老街上的老人来问话，最后按照“原地保留、纳入租界管理、产权待补”的方式处理，渔行老板没有再闹。
另一处在码头东侧，两座泊位之间的空地被附近的倭国渔民搭了棚子堆放渔网和杂物。孙专员跟渔民代表谈了半个下午，答应在租界外围另划一块同等面积的地给他们用，棚子限期一个月内拆走。渔民代表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听完之后没有争辩，点了点头就走了。
测绘完成后第三天，行政公署的牌子挂在了老街中段一间腾出来的旧铺面门口。同一天，治安队的先遣班从长崎调来，一共十二个人，由一名副中队长带队。
副中队长姓何，二十七八岁，在长崎治安队干过半年巡逻，人瘦但精干，说话不多，办事利索。
何副中队长把十二个人分成三组：一组驻公署门口，一组在老街往返巡逻，一组在码头泊位值守。
每两小时换一次班，换班时在公署门口的交班簿上签字。治安队不住民房，在公署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三顶帐篷，帐篷四周用绳子围了一圈，绳子上挂着铁皮罐头做的响铃。
挂牌当天，方会长把下关本地的十几个华人商铺掌柜召集到公署里开了个短会。
孙专员把租界的管理办法念了一遍：租界内华人商铺免税半年，半年后按低税率征收；治安由治安队负责，倭国警察不得在租界内执法；租界内的商铺和住户，人身和财产受行政公署保护。
念完之后，一个开杂货铺的老掌柜站起来问了一句：“那以前欠下的税，还交不交？”
孙专员把面前那份从倭国税务署抄来的欠税名单翻了一下。名单上列着七家华人商铺，最早的一笔欠税可以追溯到三年前。他看完之后把名单合上放在桌角。
“以前欠的，一笔勾销。从挂牌这一天起，重新算。”
老掌柜听完没有鼓掌，也没有说话，慢慢坐回去了。但孙专员注意到，他坐回去之后，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
下关地方当局的反应比长崎和神户都慢。挂牌之后第三天才有一名山口县厅的联络官过来，递了一封措辞含糊的贺信，内容跟其他地方差不多，客气但空泛。
孙专员收了信，回了谢函，然后继续处理手头的登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