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乔姆的回答滴水不漏，
既没有否定过去的经历，
（但重新做了解释），
又表达了对现政权和政策的拥护，还对未来工作表现出积极态度。
完全符合一个“被组织教育后焕发新生”的干部形象。
就在这时，中国新华社的记者站了起来，——正是钟华安排的人。
他问道：“阿尔乔姆先生，我是新华社记者。
我们注意到，您曾负责护送我国学者钟华同志一行。
作为曾经的护送者，您对钟华同志目前的状况有何了解？
您个人对那段合作经历有何评价？”
这个问题很巧妙，将焦点引向钟华，也给阿尔乔姆一个机会表达一些更个人的、但不易被挑刺的看法。
阿尔乔姆看向那位中国记者，眼神深处闪过一丝几不可察的微光。
他沉吟了一下，仿佛在回忆，然后缓缓说道：
“钟华同志是一位严谨、博学的学者。
在短暂的护送接触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学术的认真和对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视。
我们之间的互动，严格限于公务范畴，是专业和相互尊重的。
我很高兴得知他目前一切安好，并顺利继续进行他的学术考察。
那段经历，是我职责范围内一次普通的国际交流保障任务，我履行了应尽的义务。
我相信，正常的学术和文化交流，有助于增进人民之间的了解。”
他再次将个人评价限定在“专业”、“尊重”、“增进了解”等安全范围内，
但语气中那种客观和正面的描述，
与苏联媒体通常对中国的妖魔化截然不同，听在有心人耳中，别有意味。
接着，《真理报》的记者问了一个“定调”的问题：“阿尔乔姆同志，
经过这次‘学习’，您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是否有新的认识？
您如何展望在远东的新工作？”
阿尔乔姆面向本国记者，声音更加坚定：“这次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个人的命运必须与党和国家的需要紧密相连。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任何岗位上贡献力量，是每个苏联公民应尽的职责。
我对即将开始的远东工作充满信心，那里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为开发建设远东、巩固祖国东部边疆贡献自己的一切。”
他的回答充满了政治正确性，完美地迎合了官方口径，为这场记者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记者会结束。
阿尔乔姆在官员的陪同下迅速离开。
他没有机会与任何记者私下接触。
但他知道，他刚才的表现，已经通过电波和胶片，传向了世界各地。
在西方媒体那里，他是一个“被体制成功规训、但总算活着出来”的符号；
在苏联官方那里，他是一个“认识正确、服从分配”的合格干部；
而在极少数知情人（如钟华）眼中，他那番关于钟华和“增进了解”的话语，则是一种含蓄的、安全的信号。
······
记者会后，阿尔乔姆被安排在同一家宾馆的一个房间暂住，被告知“尽快准备赴任”，并有“工作人员”陪同（实为监视）。
然而，在层层监控之下，一些隐秘的交流仍在进行。
钟华通过大使馆的渠道，以“代表曾被护送的中国学者，对阿尔乔姆先生表示礼节性慰问”为由，申请了一次短暂的、公开的会面。
申请被批准，但会面必须在宾馆的公开休息区，有苏方人员在场。
7月27日上午，宾馆咖啡厅。
阿尔乔姆和钟华隔着小圆桌坐下，旁边坐着一名外交部工作人员和一名使馆翻译（实际是技师伪装的）。
简单的寒暄和客套话后，
钟华看着阿尔乔姆，
目光深沉，
用中文说道（由翻译转述俄文）：“阿尔乔姆先生，看到您一切安好，并且有了新的、重要的工作安排，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远东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相信您在那里一定能发挥才能，大有作为。
也希望您保重身体，那里的气候与莫斯科不同。”
阿尔乔姆听懂了钟华话里的双重含义。
他微微点头，用俄语回答（由技师翻译成中文）：“谢谢钟华同志的关心。
我很感激。
新的岗位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会注意身体，也会努力适应新的环境。
也祝愿钟华同志接下来的学术考察一切顺利，为中苏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继续贡献力量。”
两人的对话平淡无奇，完全是外交辞令。
但在目光交错的瞬间，彼此都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
关切、鼓励、以及对未来某种可能联系的期待。
“请代我向叶莲娜·沃尔科娃同志问好。”
阿尔乔姆最后补充了一句，语气自然，
“希望她一切都好。”
“我会转达。” 钟华点头。
会面很快结束。
没有拥抱，没有激动的言辞，一切克制而符合礼仪。
但这次见面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向外界表明中国方面对阿尔乔姆的“安然无恙”表示认可，也间接肯定了他被释放的合法性。
回到使馆，钟华立刻去见叶莲娜。
女孩这些天在焦虑和希望中备受煎熬，更加消瘦，但眼神始终亮着。
“他出来了。”
钟华简单地说，将一份关于记者会和会面的简报递给她，
“他很好，很坚强。现在被任命去远东工作。他……让我向你问好。”
叶莲娜接过简报，手指微微颤抖，贪婪地看着上面关于阿尔乔姆的描述和那张在记者会上的照片。
照片上的他清瘦但挺拔，眼神平静。
泪水无声地滑落，但这次是释然的、带着巨大喜悦的泪水。
“他没事……他真的没事……还要去远东工作……”
她喃喃道，又哭又笑，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是的，他没事了。”
钟华温和地说，
“但这只是开始。
叶莲娜同志，你需要做出选择。
是继续留在使馆，我们可以安排你以其他身份去第三国？还是……如果你愿意，并且阿尔乔姆也同意的话，或许有办法，让你也能去远东？
当然，这需要时间，需要非常谨慎的安排，而且……那里环境艰苦，远离欧洲。”
叶莲娜几乎没有犹豫，她擦去眼泪，灰蓝色的眼眸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光芒：“我要去。
只要能……离他近一些。
我不怕艰苦。
钟华同志，请您……帮帮我。”
钟华深深地看着她，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我们会想办法。但这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以及……阿尔乔姆在那边站稳脚跟。
耐心，叶莲娜，像他一样耐心。”
······
1969年7月28日，上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
这座拥有高大拱顶和繁复新俄罗斯风格立面的车站，是通往广袤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主要门户。
空气中弥漫着煤炭蒸汽、潮湿的水泥、廉价烟草和人群汗味混合的气息。
站台上挤满了旅客、送行的人群、搬运工和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
扩音器里播报车次的声音在巨大的空间里回荡，混杂着俄语各种方言的喧哗、孩子的哭闹和告别的话语。
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途经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和雅库茨克的001/002次“俄罗斯号”特快列车，如同一列深绿色的钢铁巨兽，静静地卧在1号站台。
这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最长、也是最着名的线路之一，全程超过九千公里，旅程需时七天以上。
阿尔乔姆提着一个半旧的棕色皮质手提箱，
监狱归还的个人物品之一，里面只有寥寥几件换洗衣物、洗漱用品和那份至关重要的调令文件，
在两名穿着普通大衣、但眼神锐利、动作协调的克格勃便衣“陪同”下，穿过嘈杂的人群，走向指定的车厢。
他的步伐平稳，脸上没什么表情，目光平静地扫过周围熟悉而又陌生的车站景象。
一个多月前，他护送钟华团队抵达莫斯科时，也经过这里，那时心境与此刻已是天壤之别。
月台上没有送行的人。
这符合他“被低调发配”的预期。
两名便衣一左一右，保持着礼貌但不容忽视的距离，显然打算看着他上车，直到列车开动。
就在他们接近那节标注着“预留席位”的硬卧车厢门口时，
一个略显急促、却又努力保持镇定的女声从侧后方传来：
“阿尔乔姆！”
阿尔乔姆脚步一顿，瞬间辨认出那个声音。他转过身。
叶莲娜·沃尔科娃正朝他快步走来。
她穿着一身素雅的浅灰色羊毛大衣，金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洁的发髻，脸色比在使馆时好了一些，但仍然清瘦，手里提着一个不大的旅行袋。
她的脸颊因快步行走和情绪激动而微微泛红，灰蓝色的眼眸紧紧盯着阿尔乔姆，里面盛满了重逢的喜悦、未散的忧虑，以及一种下定决心的光芒。
更让阿尔乔姆和那两名便衣意外的是，
叶莲娜身后，还跟着八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当初跟随他从雅库茨克和伊尔库茨克一路拼杀出来的八名内务部士兵：
伊万诺夫、谢尔盖、波波夫、柯察金，以及另外四名来自伊尔库茨克的士兵。
他们都换上了便装，但身姿挺拔，行李简单，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周围，尤其是那两名克格勃便衣。
两名便衣立刻警觉起来，身体微微绷紧，手看似随意地垂在身侧，但随时可以做出反应。
其中一人上前半步，
挡在阿尔乔姆和叶莲娜之间，
语气生硬：“同志，请留步。你们是？”
叶莲娜停下脚步，深吸一口气，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
递了过去：“我是叶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沃尔科娃。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以及中国大使馆出具的、关于我因个人原因自愿离开莫斯科、前往雅库茨克定居的说明文件，已获得必要部门的……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