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句话，构成了魏徵用人方**的核心。
"因其材以取之"——根据人之材质、禀赋而取舍。人之材质，千差万别：有清廉而拙于应变者，有机敏而稍涉浮华者，有厚重而短于辞令者，有辩给而欠于沉毅者。君主当如良工之治木，直者为辕，曲者为轮，长者为栋梁，短者为栌桷，各因其材，各尽其用。
"审其能以任之"——仔细审度人之能力而授任。能千钧者，任之以负重；能敏捷者，任之以驰驱；能深谋者，任之以帷幄；能抚民者，任之以牧守。量能授官，则事得其宜；任非其才，则力有不逮。
"用其所长，舍其所短"——此句尤为精要。人之所长，即其优势所在、价值所系；人之所短，即其局限所在、不足所存。用人之道，在扬其长而避其短，使长者愈长、短者不害。若因其短而掩其长，则天下无全人可用；若因其长而忽其短，则所任或有疏失。唯"用其所长，舍其所短"，方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魏徵此论，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贞观朝名臣辈出，各具面目：房玄龄善谋而能断大事，杜如晦果决而长于应变，魏徵敢谏而博于学识，李靖沉勇而精于兵略，温彦博谨重而熟于典故……太宗皆能各取其长、各避其短，使群臣如众星之拱北辰，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此正"扬长避短"思想之成功实践。
用人之道，不仅在择取之精，更在劝惩之公。赏罚分明，不徇私情，是魏徵用人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他在奏疏中曾深入论述这一问题，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赏罚原则：
"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奖赏不遗漏疏远卑贱之人，刑罚不偏袒亲近贵戚之属。疏远者虽有功，不可因其位卑而忽视；亲贵者虽有罪，不可因其势重而宽宥。唯公唯平，方能服众。
"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公平是赏罚的尺度，仁义是赏罚的精神。无公平之规矩，则赏罚失其准的；无仁义之准绳，则赏罚流于苛酷。
"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考核其所行之事，以端正其名声；循其名位之实，以检验其功效。名实相符，则赏罚有据；名实不符，则黜陟失当。
若能践行此道，魏徵断言，必能达到"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的效果——奸邪与正直无法隐藏，善良与罪恶自然分明。朝堂之上，正气伸而邪气消；天下之间，善者劝而恶者惩。
贞观三年（629年）的"庞相寿案"，正是魏徵这一思想的生动注脚。
庞相寿，太宗潜邸旧人，秦王府幕僚，从龙有功，情谊非浅。贞观初年，外放为濮州刺史。然而，此人恃宠而骄，竟至贪污受贿，事发被劾，按律当免职追赃。
庞相寿自恃旧恩，入京求见太宗，涕泣陈情，乞请宥免。太宗念及昔日同甘共苦之情，心有不忍，不仅赐绢一百匹以慰其心，更欲命其仍任旧职，以全君臣之谊。
此事传出，魏徵闻讯，立即上疏进谏。他的谏言，犀利而深刻：
"陛下，臣闻赏罚者，国之利器，不可假人以私情。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臣窃惑之。"
他进一步剖析其害："相寿性识未知愧耻。陛下既赦其罪、复其官，彼必以为贪污可恃旧恩而得免，何所忌惮？更可怕的是，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人人皆恃陛下之私恩，以为足可护身，则贪墨者无惧，守法者心寒。为善者惧，为恶者肆，此风一开，国法荡然！"
魏徵之谏，直指核心：君主之一念私情，足以败坏整个吏治风气。今日赦庞相寿，明日便有李相寿、王相寿接踵而来；今日以私废公，明日国法便成具文。太宗之初衷，本在念旧全恩，却未料其流弊之烈。
太宗阅疏，悚然动容。他沉思良久，终于醒悟，欣然接受魏徵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收回成命，仍免庞相寿之职，追回所赐绢帛，并下诏申明：自今以后，凡内外官犯赃罪者，虽亲故功旧，不得宽贷。
此案之处理，彰显了贞观朝"赏罚分明，不徇私情"的政治风气，也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君臣佳话。太宗之能从谏如流，魏徵之能不避亲贵，共同铸就了贞观吏治的清明底色。
魏徵的用人思想，不仅有"当用何人"的正面主张，更有"不当用何人"的反面警戒。其中，反对重用宦官，是他尤为突出的卓识远见。
贞观十四年（640年），天下承平日久，太宗偶有懈怠，于用人之事稍涉轻率。他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出使四方。这些宦官回京后，又往往妄加弹奏，谗毁朝臣，常使太宗发怒，动辄加罪于人。朝堂之上，气氛渐趋紧张，大臣人人自危。
魏徵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危险的苗头。他深知，宦官之祸，历朝皆有，而东汉、晚唐为烈。其害不在于宦官个人之贤愚，而在于其特殊身份所构成的政治隐患。于是，他当即上奏，直言不讳：
"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
此数语，道尽宦官干政之机理。宦官之身，虽至微贱；其位，却至亲近。朝夕陪侍君侧，最易察君主之喜怒、窥君主之好恶。偶有言语，便入君主之耳；稍加谮毁，便动君主之怒。其言也，非如朝臣之章奏，须经层层传递、公开辩论；其入也，多在君主闲暇之时、情绪之顷，不假思索，便轻信之。此所谓"浸润之谮"——如水之浸润，渐渍渐深，初不觉其害，终至于不可救药。
魏徵更进一步，超越当下而虑及长远："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
这一表述，极具政治智慧。他未直斥太宗之非，而是肯定其"今日之明"——以陛下之英明，自不会被宦官所惑；然而，陛下之子孙，未必皆有陛下之英明。若不于此时杜绝其源，后世君主或暗弱、或幼冲、或怠政，宦官之祸，便可能乘隙而起。此非为陛下一人虑，乃为李唐社稷万世虑也。
太宗听后，大为感悟，欣然叹曰："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这一感叹，发自肺腑。太宗深知，魏徵之谏，非为攻讦君过、博取直名，而是真正为国家长远利益着想。当即下诏，限制宦官之职权，不得任使外出，不得干预朝政，不得妄言大臣，从源头上遏制了宦官干政的可能。
魏徵在唐初即能预见宦官之隐患，并劝太宗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历史后来证明，这一预防确有必要——中唐以后，宦官之祸渐炽，至晚唐而极，废立君主、屠戮大臣，几至不可收拾。反观贞观之朝，终太宗一世，宦官不得预政，朝堂清明，与此早期之防微杜渐，关系至深。
魏徵"知人善任，惩恶劝善"的吏治思想，在贞观朝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践，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在选拔层面，贞观朝完善了科举制度，广开才路，使寒门子弟得以跻身仕途；同时保留察举荐辟之途，使隐逸贤才不至沉沦。房玄龄、杜如晦出自隋末小吏，魏徵本人历仕多主，马周本一介布衣，皆得登于朝堂、列于宰执，此"知人善任"之果也。
在考核层面，贞观朝建立了较为严格的考课制度，以"四善二十七最"考核官吏，注重实绩、不尚虚文。每年一度，地方官吏赴京述职，由吏部考功司核其政绩，优者升、劣者黜，此"审访其行"之制也。
在赏罚层面，贞观朝大体做到了"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功臣如长孙无忌，犯法亦受贬谪；寒士如马周，有功即得超擢。虽偶有庞相寿之私，终因魏徵之谏而纠正，此"赏罚分明"之效也。
在防弊层面，贞观朝限制宦官、警惕外戚、疏远佞幸，使朝堂之上，正气得以伸张，邪佞不得肆行。此"不使小人参之"之防也。
魏徵吏治思想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于贞观一朝。它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用人之道的历史经验，提炼出"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的五环节理论，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其"扬长避短"之论，破除了求全责备的用人偏见；其"因时制宜"之说，揭示了用人标准的动态规律；其"赏罚分明"之主张，强调了制度公平的核心价值；其"杜绝阉竖"之远见，彰显了防微杜渐的政治智慧。
当然，魏徵的思想亦有时代局限。其用人之道，终究服务于君主专制体制，"知人"之权在君不在民，"善任"之柄在上不在下。缺乏制度化的权力制衡与民主参与，仅靠君主个人的道德自觉与纳谏雅量，难以保证吏治的长久清明。太宗之后，高宗用李义府、许敬宗，武后用酷吏周兴、来俊臣，中宗用韦后、安乐公主，皆背离魏徵之教，政治遂趋于晦暗。这一历史反复，说明制度化的约束较之人格化的贤明，更为根本而持久。
尽管如此，魏徵"知人善任，惩恶劝善"的吏治思想，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所在。它提醒我们：用人之道，贵在知人；治国之要，重在任贤；清明之基，在于公平；长远之虑，在于防微。这些智慧，穿越千年，至今仍有其启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