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任，惩恶劝善是魏徵的吏治思想与贞观用人之道！
贞观某年，春雨绵绵，太极殿内却气氛凝重。太宗李世民将一份奏疏反复展阅，眉头渐舒，继而击节赞叹。这份奏疏，正是魏徵所上，其中援引了一段春秋时期的经典对话——管仲回答齐桓公论妨害霸业之五弊。
昔年齐桓公志在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向管仲请教何者妨害霸业。管仲慨然对曰，霸业之碍，有五端焉：
一曰不能知人——茫茫四海，贤愚杂处，君主若无识人之明，则俊乂沉沦于草莽，宵小盘踞于朝堂，此霸业之首要障碍。
二曰知而不能用——或知其贤而不用，或惮其才而不用，或疑其忠而不用，使明珠暗投、宝剑蒙尘，此知而不用之弊。
三曰用而不能任——虽授之以官，却不假以权；虽委之以事，却不专其责。束手缚脚，动辄掣肘，使贤者无所施其能，此用而不任之弊。
四曰任而不能信——既任之矣，又疑之；既托之矣，又防之。朝令夕改，暮四朝三，使臣下无所适从、心寒胆裂，此任而不信之弊。
五曰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此弊尤为隐而毒。君主方信重贤臣，却又使小人厕身其间、参与其事。小人无才而有心，无德而有术，浸润谮毁，离间君臣，使信任之堤溃于蚁穴，此信而参小人之弊。
魏徵援引此五弊，非徒发思古之幽情，实乃借管仲之口，陈当世之急务。他逐层剖析，由知而用到任而信，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最终归于"不使小人参之"的警诫，构成了一套完整而精密的用人理论体系。
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这五字箴言，如五道关卡，层层把守，缺一不可，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也成为贞观朝选贤任能的理论纲领。
在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是后续一切环节的逻辑起点。无"知"，则"用"为盲用，"任"为妄任，"信"为滥信。他给太宗上疏中明确指出：君主唯有知人，方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而任用忠良、俊乂之士，又是实现"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这一逻辑链条，将"知人"提升至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
然而，知人之事，自古为难。贞观六年（632年），春雨初歇，太宗与魏徵于御苑漫步，谈及"为官择人"之要。太宗感慨道："朕每欲得贤才，而世之贤才，何其难辨也！"
魏徵答曰："陛下所言甚是。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圣王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
这一回答，揭示了魏徵"知人"思想的核心——"审访其行"。知人不能凭一时之印象、一面之辞，而必须经过严格的考察程序，审其言、观其行、察其效，方能得其真相。
关于如何"审访其行"，魏徵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考察方法。他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人的所作所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最佳时机。具体而言：
观之于闲居，察其操守。无事之时，最易见人之真性情。有人官箴自守，独处亦然；有人人前谨饬，背后放纵。闲居之态，不可不察。
观之于患难，察其气节。危难之际，最能试人之真伪。有人平时侃侃而谈，临难则变节求生；有人平日默默无闻，临危则挺身而出。患难之时，真伪立判。
观之于富贵，察其贪欲。财利之前，最易见人之底线。有人清贫自守，不因富贵而移；有人见利忘义，得寸进尺无厌。富贵之诱，不可不防。
观之于权力，察其骄矜。权位之上，最能显人之修养。有人位高而愈谦，权重而愈慎；有人稍得权势，便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权力之试，最为严峻。
魏徵特别强调，考察官吏不可仅凭一时一事，而须"久任而察其政，远使而观其忠"。久居其位，方能见其政绩之真伪；远遣出使，方能试其忠诚之虚实。这种注重实践检验、长期观察的考察方法，体现了魏徵务实而深刻的政治智慧。
魏徵的用人思想，并非僵化不变，而是因时制宜、与世推移，体现出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政治灵活性。
他曾对太宗深入阐述这一思想："天下未定之时，用人当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
这一区分，看似矛盾，实则深契历史规律。
乱世用人，重在"才"。天下板荡，群雄逐鹿，非有雄才大略、奇谋勇略之士，不足以定乱安邦。此时若苛求品行无瑕、履历完美，则天下几无可用之人。汉高祖用陈平，明知其"盗嫂受金"之讥，而用其奇计；曹操用郭嘉，不拘其放浪形骸之行，而用其谋略。皆乱世取才之典型。魏徵本人，亦曾历仕李密、窦建德，并非一臣不事二主之迂儒，故能深识乱世用人之权变。
治世用人，重在"才行兼备"。天下已定，制度渐立，此时所需，非独能攻城略地之将、出奇制胜之谋，更需要循良之吏、守正之臣，以奉法守职、教化百姓。若专用其才而不考其行，则有才无德者，或以智巧而欺上，或以权谋而害民，反为治世之蠹。故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方堪重任。
这一用人思想，与魏徵"致化"之主张相呼应。大乱之后，天下凋敝，急需恢复生产、稳定秩序，此时用人，不妨稍宽其行，专取其才；及治平既久，德教渐兴，则须严其标准，才行兼顾。这种与变化客观形势相适应的用人策略，既避免了教条主义的僵化，又防止了机会主义的泛滥，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一朴素的真理，在用人问题上却常被忽视。历代君主，往往求全责备，欲得德才兼备、文武兼通之完人，结果弃真才于不用，取庸碌以充数。魏徵深刻反思这一弊端，在奏疏中明确提出扬长避短的用人原则：
"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