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姓何，五十来岁，来的时候手里拎一只布包，布包洗得发白，边角打了两个补丁，补丁的针脚很密。
他进门先把布包搁在桌上，没有马上打开，先问了一句这里有没有放大镜。放大镜有，是苏九从那台旧机器上拆下来的，镜片边上有一道细裂，凑近了看东西，那道裂会在纸上拉出一条淡影，淡影正好从字中间穿过去。
他从布包里掏出两张纸。
纸是病历纸。正面印着格子，格子里本该写姓名和床号，现在全空着；他把纸翻过来，字写在背面，写得极挤，挤到行距之间还塞了小字，小字比正文还要小两号。
这是放大器用了这些年的临床记录，一共记了十一个人，十一个人里有九个出现戒断。
最先出现的是手抖，记录上写的是“闭网六小时后手指开始细颤，端碗端不住”，后面还有一行小字注着颤的是右手。再往后是失眠，第二夜整夜不睡，第三夜睡了两个钟头，醒的时候说听见有人在外头叫名字；最后是体温乱，一会儿三十八度，一会儿三十五度半，同一天量三次，三次三个数。
整张纸上最要紧的一行不是症状，是时间。
药停以后第三天才开始抖，第七天最重，最重那两天有两个人抽过去，抽过去以后又缓过来，缓过来以后什么都不记得。
记录上没有写这十一个人现在在哪儿，写的人只写了症状和天数，写到第七天那一格就断了，后面几格空着，空得很整齐，像抄的人抄到那里纸就用完了。他问了人在哪儿。医师说散了，说散了以后又补一句：有四个还在，剩下的人走了，走到哪儿去他不知道，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被药从别处收拢过来的，药一停，他们就没有理由继续待在一个地方。屋里很静。静了有一阵苏九才把那两张纸往灯下挪，纸蹭着桌面，蹭出一点很轻的声音，声音落下去以后没有人再开口。
秦川把这两张纸看了两遍，第二遍看得比第一遍慢，慢到手一直按在桌沿上没有挪。
他看的时候心里有个东西在往下沉。以前那句“断网会死人”一直是敌人说的话，敌人说的话不用信，不信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打法往前推；现在这句话变成两张手抄纸上的十一个名字，写着的手是医师的手，医师没有理由替敌人编这种东西。
医师交记录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不是替他们说话。”
说完他把眼镜摘下来擦，擦了很长时间，擦完没有立刻戴回去，就那么捏在手里，捏得镜腿都弯了一点。
秦川问他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医师说早拿出来没人信，早拿出来只会被当成归零派在替自己找退路；现在是他们在退，退了以后说这话才有人听。
这话说得很难听，可他没有反驳，因为这话是真的。这一句他也接不上，接了就等于承认自己心里也在怀疑：怀疑这几年他们一直用着一件没有弄清楚的东西，而弄清楚它，靠的是一个敌人的医师送来的两张手抄纸。
方案是当天夜里改的，改了三处。
第一处，不再要求一次全关，改成分段降功率，一天降一格，一格一格往下挪，挪到哪一格有人出事就停在上一格。
第二处，戒断期的人先复温再减量，体温不到标准不许动药量，量体温要一天三次，三次都要记，记在同一个本子上。
第三处，减到一半必须有人在旁边守着，守的人不能是同一个用药的人，也不能是跟他住一个屋的人。
三处改动写完，屋里有人不服气。
不服气的理由很硬：一关就关干净，留半开的闸迟早出事，给敌人留口子等于给自己留后患。
他回了一句：“口子是药开的，不是我开的。”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桌边坐到很晚，把三处改动从头念了一遍，念到第三处的时候停住。第三处最难，难在“必须有人在旁边”这几个字里没有说明那个人是谁，他自己也知道，这一条最后会落到他自己头上：会的人只有那么几个，剩下的都是要走的人。这一点他做不到全部，可这句话不能写进方案，写进去就等于提前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他心里不安。
说完他把那两张纸推到桌子中间，让不服气的人自己看一遍，看完再说话。那个人看了，看完没有再说话，只是把纸推回来的时候推得很用力，纸在桌面上滑了一段，滑到桌沿停住。
方案改完，苏九把三处改动誊了一份，誊的时候问他这份要不要留底。
他说留，留两份，一份随车，一份压在铁盒里。
苏九又问这份记录要不要公布出去。
他摇头。
公布出去第一个被问的不会是归零派，是“你们为什么还在用”。这一问没有人答得上来，因为答案是还在用的人里有一半是这支队伍自己的人。
他回到车上翻出那个记数目的本子，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记着一共多少人挨过放大器，数字是四百六十七，四百六十七个人散在十几个点上，每个点上谁负责、出了事该找谁，本子上一个字也没有。
账是空的。
他心里难受，难受的不是这个数字，是这个数字后面一个人名都没有。他把本子合上，合上以后用手掌把封面按了一下，按完发现刚才那一页留下一个湿印，印子很快就干了，干得看不出痕迹。
记录他没有拿去当筹码，也没有藏在别处，就收进那只铁盒。
铁盒是装样本的那只，盒里已经有半箱别的东西：几张折过很多次的图，一节剪断的引线，三根用棉絮裹着的泥柱，还有那半箱药剩下的空盒，空盒摞得整整齐齐，摞到盒口。
他把两张病历纸压在最上面。
压的时候纸边翘起来，他用手指抹平，抹了两遍，第二遍抹完纸还是在盒口露出一条白边。
盒盖扣下去的时候响了一声，是纸被压到底的那一声。很轻。轻得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了一页书。
那天夜里他没有睡好。
睡着了一会儿，梦里全是手指，一根一根在抖，抖得端不住碗；醒过来的时候天还黑着，屋外有雾，雾贴着地走，走得很慢。他坐起来把灯拨亮了一点，把随车那份誊本又看了一遍，看到“第七天最重”那四个字停了很久。
停的时候他心里压抑。压抑的地方不在于要不要关，而在于他们其实早就知道：这几年挨过放大器的人有多少，这些人现在散在什么地方，关了以后谁去管他们，这些账一笔都没有人算过。
第二天早上他去看了那两个抽过去的人。
两个人都还在，一个靠在墙根晒太阳，晒得很安静，手放在膝盖上，一只手的食指一直在轻轻弹；另一个在屋里躺着，看他进来，先笑了一下，笑得有点慢。
他没有说方案改了，也没有说以后要一格一格降。
他只问了两句话：这几天睡得怎么样，饭吃了几两。
问完在本子上记了四行，记的时候手有点抖，抖得字歪了一笔。他把那一笔划掉重写，重写完合上本子。
回车的路上雾还没有散，他走得很慢，脚下踩到什么都觉得软。那时候他疲惫得厉害，眼睛发涩，眼皮一合就往下坠，坠下去要用力才抬起来。他心里发闷，闷的不是自己这双手：他自己抖，他知道是累的；那十一个人抖，是药停了没有人管，是有人在屋里躺着笑了一下，笑得有点慢。
天快亮的时候雾薄了一点，薄到能看见车顶那一层薄铁皮，铁皮上那块方印还在，四个角亮得能照见天。
车顶还是薄的。
他把本子塞进怀里，塞的时候手抖得比早上厉害，扣子扣了两次才扣上。合本子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医师擦眼镜那个动作：擦了很久，擦完没有立刻戴回去。那一刻医师大概也知道，这两张纸交出去，改的不是一份方案，是好几个人的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