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数据是宋弥抄的。
三个村子，三条回热管，管从盐沼底下过，一头接在放大器旁边那个分气缸上，一头进村。每条管子上有一个阀，阀体是铸铁的，上面结着一层白霜似的碱，碱不厚，指甲一刮就下来；她刮开碱，才看见阀体上原有的刻度——刻度是铸出来的凸字，凸得很浅，手摸不出来，只能拿粉笔照着描。
粉笔描出来的开度是一道很短的线，短到只有两指宽。三个阀各不相同：一号村三分之二，二号村一半稍多，三号村只开了四分之一。
她抄的时候把每条线的长短都量了，量到手边的麻绳上，一结一指，抄完在纸上记：一号六结，二号五结半，三号三结。
他把这三个数看了一遍，问全开是多少。
宋弥说全开是十二结。差得远。
三个村加起来还不到一半，连一半都不到。按这三个开度往下算，先冻的是三号村：管最长，开度最小，热走到村口已经耗掉一半；一号村离得最近，开度也最大，能撑到后半夜。他把这个顺序也写进纸里，写的是：先冻三号，再冻二号，一号最后。
放大器在分气缸西边。
一台立着的圆筒，筒身比人高，通体包着保温层，保温层外面缠了麻布，麻布被雨泡过又晒干，硬得像壳。开机的时候它不响，只有一点很低很低的震，震从地面传上来，传到脚底，像远处有人在走路；它没有金属味，也没有火星，只有一点热从筒口出去，出去就被雾吃掉，吃掉以后连白气都看不见。
放大器开一次要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里，下游回热往下掉三度。三度这个数不好听，听着不多：手伸进水里，三度和零度要冻很久才分得出来。可掉的地方不一样——白天掉三度，人动着，身上有热，扛得住；夜里掉三度，人是睡着的，睡着以后体温本来就往下走，再掉三度，走的就是另一个方向。
掉多长时间也有讲究。开机的时候掉得快，头十分钟掉两度，最后一度慢掉，慢慢掉到关机；关机以后不是马上回来，回热要靠管子里剩下那点热气慢慢顶，顶回来要一个半钟头。一个半钟头在夜里，正好压在最冷那一段上。
他把这些数抄成三份。
一份贴村口，用大字。大字是他自己写的，写一张纸，写到手腕发酸；字大到一个不认字的人站在三步外也能认出那是三个数：三度、四十分钟、一个半钟头。
一份给归零阵线的医师。医师姓陈，四十上下，手上常年有药味，接纸的时候先看纸的边，看完才读内容；他读得很慢，读到“夜里”两个字停了一下，停完又从头读了一遍。
一份自己留着，折两折，塞进外衣内袋。
贴纸那天没什么人围，也不是没人来，是来了不围，人从纸前过，走慢一点，偏头看两眼，看完接着走；有的挑水，有的背苇子，苇子捆得比人高，走过纸前得侧身，一侧身就把纸挡住了。挑水的老头把桶放下，说纸贴低了，老被苇子挡，让往上贴一贴；他第二天把纸往上挪了半尺。
有一个老太太在纸前站住了，站得很久，她不认字，是让别人念给她听的；念的人念到“三度”，她说她知道，她说夜里的水比白天凉，凉得不一样，白天凉在脚上，夜里凉到骨头。念的人念完，她问了一句谁会先冷，念的人指着纸上的顺序念给她听，她听完点点头，走了，走得很慢。
他记住了这句话。
那天夜里他心里压抑。
压抑不是因为数据，数据是他自己算的，算完就摆在那儿；压抑是因为这些数写出来以后，看见的人点头，点完头该挑水还是挑水，谁也没有多问一句。他原以为把数摊开，人就会动；摊开以后才知道，人不动不是因为不知道，是因为知道了也没别的办法。
陈医师先反的。
他来找秦川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手里拿着那张纸，纸角被捏得起了毛。他说掉三度他知道，他一直知道，可他不知道掉的是夜里那三度；他说他以为晚上不开机，机器晚上不开，白天开，白天掉三度人扛得住。
秦川说机器什么时候开不由他定，陈医师说那他去说。
他真去了。归零阵线的领队在沼东边一片高地上，帐篷搭在苇子中间，帐篷口朝西；两个人就在帐篷外头吵，吵了半个钟头。吵的声音不大，隔着二十步就听不清，只能听出两个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停；吵到后头声音更低，低到像在商量。
吵完陈医师回来，说今晚不开；秦川问明天，陈医师说不知道，说完把那张纸折好还给他，折得比他折得整齐。
他有点恼火，恼火的不是陈医师，是“不知道”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他今晚已经听过两回，一回是陈医师的，一回是他自己的。
那一晚上没有开机，也没有人睡着。
兽群真的在往这边走：前半夜听见两回，一回在东，一回在东北，声音是踩水的声音，水被踩开又合上，合上的声音比踩开的声音慢；后半夜安静了，安静比声音更难受，因为不知道它们停在哪儿。他听不出来。护卫把枪架在墙头，架了半夜，枪管上结了一层水汽，水汽顺着管子往下爬，爬到枪口就停住。
他坐在村口那张纸旁边，坐到后半夜。
纸在墙上，风一吹就响，响得像有人翻纸；他伸手按了两次，按完松手，纸又响。纸还在响。他后来不按了，听着那个响，听着就睡着了半刻，醒来时脖子僵着，僵得转不动。
天快亮的时候他把本子拿出来，写了一行。
写的是：延后一次，代价未计。
“未计”两个字他写得比别的字慢。不是没算，是算不出来：一晚的回热值多少，一晚的兽群靠近多少，这两样没法放在一个秤上；能算的只是三度、四十分钟、一个半钟头，算完还是那句话，明天得开。他把笔收起来的时候松了口气，松完又觉得这口气松得太早——今晚不开，明晚还得开，账只是往后挪了一天。
早上他又去村口看那张纸。
纸上多了一行字。
字是拿炭写的，写得很歪，笔画有粗有细，粗的地方是炭断了又磨出来的；写的是三个字：几时开。
他站在纸前站了一会儿。
写这三个字的人没有署名，也没有画圈。三个字写在右下角，比纸上的大字小得多，小到得走近才认得清；字下面没有问号，也没有别的，就是三个字，写完就走了。
他把手伸进兜里摸炭，没摸着。身上也没有笔。
他也没有把那三个字擦掉，不是不想擦，是擦不掉：炭写在纸上，一擦就是一片黑，黑比三个字更显眼，谁走过都会多看一眼。
回营地的路上雾还没散。
走过三号村的管口，他停了一下，把手贴在管壁上：管是凉的，凉得不狠，比沼泽里的水暖一点；这一点暖就是那一个半钟头还没走完的余温。他把手掌整个贴上去，贴到掌心发热才拿开，拿开的时候手掌上印着一道阀体的棱。
他站在这儿，忽然明白那张纸上为什么写的是“几时开”，而不是“别开”。
问“几时开”的人，已经知道要开了。
而他担心的也正是这个：这三个字不是反对，是催。催的人不知道三度掉在夜里是什么样，只知道冷了要热；等他们知道了，纸上的字就会变成别的，可那时候管子里那点余温，大概也已经走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