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苇盐沼第一块气候样本，被人先占了。
他们到的时候是上午。雾还没散，雾贴着泥面，贴到半人高；从远处看，标杆只露出上半截，红布像一片挂在雾上的东西。泥滩边缘有水，水不深，一两寸，水上浮着一层白絮；踩下去絮就散，散了以后水还是清的。
占的方式很直接：一根标杆插在泥滩上，杆上绑一条红布，红布被风吹得贴在杆子上，只有末端还在动。
标杆是归零阵线插的。杆子新削的，削口还白，白得在灰蒙蒙的滩上很扎眼。
放大器架在标杆北面二十步。
外形像一口倒扣的铁锅，锅底朝上，锅沿接了四根线；锅沿上焊着四个接线柱，柱子是铜的，铜上包着胶布，胶布有两处破了，破的地方露出里头已经发黑的线芯。四根线往四个方向拉出去，拉出去以后钉在地上，钉子有半尺长。锅底正中有一个圆孔，孔里插一根杆，杆往下走，走到泥里三尺才停。
对方来了六个人。
领头的戴一副风镜，镜片上一道裂，裂在左眼那一侧；裂痕很细，不挡视线，可是反光的时候能看见一条白线。
按老规矩，这块样本该抢。
抢完就跑，跑不掉就打，打不过再跑。这套规矩在这一带用了两年，用过的人都觉得对，因为不抢就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抢，也没有让人把枪抬起来。
他提的是“共同取证”，理由不是道义，是成本。
抢一次要伤人，要修车，要耗掉两天的路；抢完这一块，下一块还在前头，下一块还得抢。抢到第三块的时候，队伍就只剩能打的人，别的人都得留下。
谈了三轮，都是在泥里站着谈的：第一轮谈时间，谈成十二小时；第二轮谈人数，各出三人；第三轮谈封样，取完当场封，封条双方各签一半，签完各带一半走。
第一轮谈得快。他先说的是十二小时，对方没有还价，只问了一句，问十二小时从什么时候算；他说从签字那会儿算，对方说行。
第二轮谈人数，对方想多出人，他没让，理由只有一条：三方各出三人，一共九个人，滩上站得开，也数得过来。
对方加了一个条件：“先验热流”。没有人反对。
理由是他们那台放大器一开，下游三个村子的供热会掉；掉多少他们不知道，掉多久也不知道。所以在开机之前，得先把三个村子的回热管摸一遍。
验的办法很土。三个村子各派一个人，走到回热管那儿，用手摸管子，摸完报一个数；三个村子离滩不远，最远的一个走四十分钟，派来的都是本村人，一个管水，一个管电，一个管账。三个数报上来写在纸上，差得不多；用他们的话说，管子里头还“热着”，热得下去，三个村子的暖气就还能撑。
他心里紧张。
紧张的不是谈判，是这十二个小时：十二小时里双方的人在同一块滩上，走得很近，器械都带着；只要有一边想动手，另外一边连退都退不开。
他也有怀疑。
怀疑的是对方为什么答应得这么快。十二小时、各出三人、封条各签一半，这三条对他们不算吃亏，可也不算占便宜；一个向来不讲理的人忽然讲理，通常是他有别的地方要占，而那个地方你现在还看不见；看不见的东西等到它自己露出来，通常就已经晚了。
他后来算过这十二小时的账：抢，最快两个钟头，伤一到两个人；谈，十二个钟头，不伤人；谈比抢多花十个钟头，少伤两个人，十个钟头换两个人，这笔账他算得过来。
滩上摆不下一张桌子，两边就站在泥里谈，脚都陷下去半寸；谈的时候谁也没有往前迈一步，因为迈一步就得多拔一次脚。
他没把怀疑说出口。说出口就等于承认自己在算计，算计一上桌，前面谈的就都不算了。
滩上的雾到中午才散。散了以后能看见远处有白色的苇子，苇子一片一片，风一过就伏下去，伏下去以后慢慢立回来。
泥滩很软，脚一踩就陷下去半寸，拔出来要费点力气；整块滩上没有声音，没有风的时候连水声都没有，只有脚下泥在响。这种地方待久了，人会觉得自己也在往下陷。
三个村子的数报上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三个数：四十二、四十、三十八；最高的那个是离滩最近的一个村，最低的是最远的一个，差四度，差得不算多。够了。三个人摸管子的时候都戴着手套，摸完摘掉手套用手背再试一次；报上来的数是估的，不是读的，管子温度没法读，只能估，估出来的三个数只要差不多，就说明管里还有热水在走。
报数的人都是一个村一个，岁数都不小，手上全是茧；报完他们把数又说了一遍，怕说错。
取样的时候先用探杆试了三回。头两回取出来的都是泥，第三回取出来的是水，水里有絮。
取样用了四个钟头。三个人分工：一个下探杆，一个记数据，一个在边上守；探杆下到一米二，取出来的东西装进三只瓶里，编号一到三：一瓶泥、一瓶水、一瓶气；气那一瓶封得最严，瓶口先塞软木，软木上浇蜡，蜡上再贴封条。
他想过这块样本为什么这么要紧。要紧的不是样本本身，是谁先拿到；先拿到的人先说话，先说话的人定规矩。
对方也出三个人，站在五步之外看，谁也不伸手。没有人说话。取样的人一罐一罐往下探，探一罐抬一次头，抬头看见的还是那六个人。
封样的时候两边各签一半封条。封条是纸的，一头写编号，一头写时间；他从中间撕开，一半贴瓶口，一半自己收起来。
对方领头的那个人在封条上签字的时候把风镜摘了下来。摘下以后他左眼下面有一道旧疤，疤不长，横着。
签完他把封条的一半收进内袋，另一半留在地上。
风把地上那半吹得翻了个面，翻过来以后写字的这一面朝下，什么也看不见了。
走之前他把标杆看了一眼，红布还在杆上，布已经湿了，颜色发暗。他没有去碰，也没有让人碰；碰一下布就掉，掉了就说不清是谁弄的。
回驻地的路上车陷了一回。陷得不深，四个人推出来，推了十几分钟；推完手上全是泥，泥在冷风里一会儿就硬了。
疲惫是回驻地以后。十二个小时里他站了十个钟头，剩下两个钟头蹲着；回到驻地他把靴子脱下来，袜子底部全是泥，泥干了以后硬得像板。
夜里他把三只瓶子摆在桌上，一只一只看。瓶子里的东西一动不动，泥沉在底下，水在上头，气那一瓶看不见。他没有开瓶。开瓶要等回去，回去以后要有能测的地方，在这儿开等于把三只瓶子变成三只空瓶；而且一开就得当着人开，当着人开就得多让一步。
他把袜子卷起来，塞进靴筒，塞完把靴子并排放好，鞋尖朝着门。塞的时候他想起那半张封条还在地上，想了一下要不要回去捡，想完没有动；地上那半张没有字，捡回来也只是一张纸。可他后来还是想了一下那半张纸去哪儿了：要是被风吹进泥里，泥一冻就封住，开春化冻的时候跟着水走，走到哪儿算哪儿；要是被人捡走，捡的人只看见半张，看不见另外半张在谁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