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53章：何记者到访
三天后的清晨，祁林起了个大早。
天刚蒙蒙亮，他就把窑洞里里外外又打扫了一遍。土炕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那张用旧木板钉成的小桌子擦得干干净净，上面摆着几页他连夜整理出来的材料——荒山承包合同复印件、果品收购合同、作坊建设规划草图，还有那份被秦有财勒令停工的通知单。煤油灯罩被他擦得透亮，虽然白天用不上，但摆在那里，也是一种无声的陈述。
母亲在灶间忙活着，锅里蒸着几个白面馒头——这是家里仅有的细粮，平时舍不得吃，今天专门拿出来待客。父亲坐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眼睛不时望向村口的方向，浑浊的眼神里混杂着期待和不安。
“林娃，”父亲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那记者……是城里人吧？咱这穷山沟，人家能看得上眼？”
祁林正在整理自己的衣领——一件洗得发白但还算干净的蓝色中山装，领口有些磨损，但纽扣都扣得严严实实。他转过身，看着父亲：“爸，城里人也是人。咱们做的事，咱们遇到的难处，都是实实在在的。只要他肯看，肯听，就一定能明白。”
母亲从灶间探出头，手里拿着一个粗瓷碗，碗里装着几个煮熟的鸡蛋：“林娃，这几个鸡蛋，你一会儿给记者带上，路上饿了垫垫肚子。咱家也没啥好东西……”
“妈，不用。”祁林走过去，接过碗，又轻轻放回灶台上，“人家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做客的。咱们该咋样就咋样，不用特意准备什么。”
话虽这么说，祁林还是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他昨天特意去乡里供销社买的——一包“大前门”香烟，一包水果糖，还有一小包茶叶。这些东西花了他将近两块钱，几乎是他身上最后的现金。但他知道，有些场面上的东西，不能省。
太阳渐渐升高，冬日的阳光虽然清冷，但照在身上，还是能带来一丝暖意。祁林站在自家窑洞前的土坡上，目光越过灰黄色的屋顶，望向村口那条蜿蜒的土路。风从北面吹来，卷起地上的浮土，在空中打着旋儿。远处，秦村小学的破钟敲响了上课的钟声，当当当，声音沉闷而悠长。
九点半左右，村口终于出现了一个身影。
那是个年轻人，约莫二十五六岁年纪，个子不高，身形偏瘦，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袄，脖子上围着一条格子围巾。最显眼的是他鼻梁上架着的那副黑框眼镜，镜片在阳光下反射着光。他背着一个帆布挎包，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正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着，脚步不紧不慢，带着一种城里人特有的、与这片土地格格不入的从容。
祁林深吸一口气，快步迎了上去。
“请问，是何记者吗？”祁林在距离对方还有五六步远的地方停下，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
年轻人闻声转过头，目光透过镜片落在祁林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那目光很锐利，像是能穿透皮肉，看到骨头里去。但只一瞬间，那锐利就收敛起来，换成了礼貌的微笑。
“我是何文斌，地区报社的。”他伸出手，“你就是祁林同志吧？”
祁林握住那只手。手很凉，但干燥有力，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是我。何记者，辛苦您跑这么远的路。”
“不辛苦，工作嘛。”何文斌松开手，又环顾了一下四周，“你们秦村……挺偏的。我从县城坐班车到乡里，又从乡里走了快一个小时才到。”
“是，我们这儿交通不方便。”祁林点点头，“何记者，要不先到我家坐坐，喝口水？”
何文斌看了看手表：“时间还早，要不咱们直接开始？孙局长在电话里简单说了你的情况，我挺感兴趣的。咱们边走边聊？”
“好。”祁林心里松了口气——这位记者看起来是个务实的人，不喜欢客套。“那咱们从后山开始看？”
“听你安排。”
两人并肩朝着村后走去。土路坑坑洼洼，何文斌走得很小心，不时要避开路上的碎石和积水坑。祁林放慢脚步，配合着他的节奏。
“何记者是第一次来我们这种地方吧？”祁林开口，打破了沉默。
“黄土高原来过几次，但这么偏的村子，确实是第一次。”何文斌推了推眼镜，“祁林同志，孙局长说你在搞荒山开发，还想建果脯加工厂？能具体说说吗？”
祁林没有立刻回答。他带着何文斌转过一个弯，眼前豁然开朗——一片经过初步整理的梯田层层叠叠，沿着山坡向上延伸。虽然现在是冬季，大部分土地裸露着黄土，但田埂修得笔直整齐，排水沟挖得有模有样，一些田垄上还覆盖着枯草，显然是用来保墒越冬的。更远处，能看到一排排低矮的树苗，在寒风中挺立着光秃秃的枝条。
“就是这里。”祁林停下脚步，伸手指向这片梯田，“这是我今年秋天承包的荒山，一共两百亩。何记者您看，这山原来是什么样？”
何文斌顺着祁林手指的方向望去。这片梯田的周围，依然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沟壑纵横，植被稀疏，大片大片的坡地裸露着，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沟槽。两相对比，改造过和未改造的区域，界限分明。
“原来……应该和周围差不多吧？”何文斌说。
“对。”祁林点点头，“全是荒坡，长点野草，一下雨就水土流失。我包下来之后，请了村里几个劳力，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修了这些梯田。您看这田埂，都是用石头垒的，结实。排水沟也是按着坡度挖的，以后下雨，水能顺着沟走，不会冲垮田。”
何文斌打开笔记本，飞快地记录着。他时而抬头看看梯田，时而低头写字，笔尖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修梯田是为了种什么？”他问。
“主要是果树。”祁林带着何文斌往上走，来到一片树苗比较密集的区域，“这些是苹果树苗，我从省农科所引进的新品种，叫‘秦冠’，适合咱们这儿的气候。那边——”他指向另一片区域，“种了一些药材试验田，黄芪、党参，都是耐旱的品种。”
何文斌蹲下身，仔细看了看一株苹果树苗。树苗只有拇指粗细，高度不到一米，但枝条健壮，芽眼饱满，越冬前显然经过精心修剪和包裹。“这些树苗，长得不错。什么时候能挂果？”
“正常的话，三年后开始少量挂果，五年进入盛果期。”祁林也蹲下来，用手轻轻拂去树苗根部的一些浮土，“我算过，等这两百亩荒山全部种上，盛果期一年能产苹果至少二十万斤。按现在的市场价，就算一斤卖两毛钱，也有四万块的毛收入。”
“四万块？”何文斌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你们村……一户人家一年收入多少？”
祁林苦笑了一下：“好一点的，一年能挣个三四百块。差一点的，一百多块，还得看老天爷脸色。”
何文斌沉默了。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目光重新投向这片梯田。这一次，他的眼神里多了一些别的东西——不是单纯的观察，而是某种程度的理解。
“你投了多少钱进去？”他问。
“前期的承包费、树苗钱、人工费，加起来已经投进去快两千块了。”祁林说得很平静，“大部分是借的，信用社贷了一部分，跟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
“压力不小啊。”何文斌合上笔记本，但没有放回包里，而是拿在手里，“那你建果脯加工厂，是为了解决这些苹果的销路？”
“这是一方面。”祁林带着何文斌继续往上走，来到一处较高的位置。从这里，可以俯瞰大半个秦村。“何记者您看，我们秦村，还有周围几个村子，其实都有种苹果的传统。但都是老品种，产量低，品质差，卖不上价。到了收获季节，果农挑着担子去乡里集市卖，一斤只能卖七八分钱，有时候还卖不掉，烂在家里。”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沉重：“我爹我娘就种过苹果。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年苹果丰收，但卖不出去，最后全烂了。我爹蹲在果园里，一根接一根抽烟，整整三天没怎么说话。”
何文斌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所以我想，”祁林转过身，看着何文斌，“如果我能建一个果脯加工厂，把乡亲们的苹果收上来，做成苹果干、苹果脯，就能延长保存期，卖到更远的地方，卖上更好的价钱。一斤鲜苹果七八分钱，做成果脯，至少能卖到三四毛。这样一来，果农的收入能翻好几倍。”
“想法很好。”何文斌点点头，但随即话锋一转，“不过，我听说你的厂子……建不下去了？”
祁林的脸色微微沉了沉。他指向山下，秦村东头那片空地：“就在那儿。咱们下去看看。”
下山的路比上山更难走。何文斌几次差点滑倒，祁林伸手扶了他一把。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有脚步声和喘息声在清冷的空气中回荡。
来到那片空地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半了。
空地上，几天前清理出来的杂草和石块还堆在一边，已经有些枯萎。地面被平整过，能看出曾经划过的石灰线，但现在已经被风吹雨打得模糊不清。最刺眼的是空地中央——那里挖了一个浅浅的地基坑，大约两米见方，深度不到半米，坑底还扔着几把锈迹斑斑的铁锹。显然，工程刚刚开始，就被迫停止了。
空地边缘，秦大壮裹着一件破棉袄，蹲在一块石头上，正百无聊赖地抽着烟。看到祁林带着一个陌生人过来，他愣了一下，随即站起身，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祁林没有理会秦大壮，而是直接带着何文斌走到那个基坑前。
“这就是我们选定的厂址。”祁林的声音很平静，但何文斌能听出那平静下的压抑，“五天前，我们开始动工。挖了这个基坑，准备打地基。然后，村支书秦有财就带人来了。”
何文斌蹲下身，仔细看了看基坑。坑挖得不深，但很规整，四壁垂直，底部平整。能看出来，干活的人很用心。
“秦支书怎么说？”何文斌问。
“他说这块地是村里的‘预留地’，不能用来建厂。”祁林从怀里掏出那张停工通知单，递给何文斌，“这是他们下的通知。让我们立即停工，恢复原状。”
何文斌接过通知单，仔细看了起来。通知单是用复写纸写的，字迹有些模糊，但内容很清楚：经村委会研究决定，该地块为村集体预留用地，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占用。落款是秦村村民委员会，盖着红章，日期是五天前。
“这块地，原来是什么用途？”何文斌问。
“原来就是一片荒地，长满了野草和酸枣刺。”祁林说，“我承包荒山的时候，这块地不在承包范围内，但村委会口头答应过，可以用这块地建临时性的加工场地。我还特意去乡里问过，乡土地管理所的人说，只要不占用基本农田，村里自己协调好就行。”
“那现在为什么又不行了？”
祁林沉默了几秒钟。他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秦大壮，秦大壮正竖着耳朵听这边的谈话，见祁林看过来，赶紧扭过头，假装看别处。
“因为有人不想让我把厂子建起来。”祁林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足够清晰，“何记者，您可能不知道，我们村有个能人，叫祁富贵，是我堂兄。他在外面认识了一些人，也想搞苹果生意。如果我这个厂子建成了，收到了苹果，他就收不到了。”
何文斌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没有立刻记录，而是看着祁林：“有证据吗？”
“没有直接的证据。”祁林摇摇头，“但事情就是这么巧。我这边一动工，他那边就去找了秦支书。然后秦支书就带着人来了，说这地不能用。而且——”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而且村里开始有传言，说我搞这个厂子是为了自己发财，根本不会收乡亲们的苹果；说我承包荒山是瞎折腾，肯定赔钱；还说我从信用社贷款，还不起，到时候要连累全村。”
何文斌的笔终于又动了起来。他记录得很快，字迹有些潦草，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
“这些传言，你听到过吗？”他问。
“听到过。”祁林说，“前几天，我去村里小卖部买东西，就听到几个妇女在议论。她们看到我，就不说了。但我能感觉到，很多人看我的眼神，和以前不一样了。”
何文斌合上笔记本，站起身。他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这片空地，扫过那个半途而废的基坑，扫过蹲在远处、时不时往这边偷瞄的秦大壮，最后落在祁林脸上。
“祁林同志，”他说，“咱们去你家坐坐吧。我想听听你更详细的规划。”
回祁林家的路上，遇到了几个村民。
一个扛着锄头的老汉，看到祁林和何文斌，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匆匆走过。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本来在门口晒太阳，看到他们过来，赶紧抱着孩子进了屋，还关上了门。只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追在两人后面，好奇地看着何文斌的眼镜和挎包，被大人呵斥着拉了回去。
何文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没有说话。
来到祁林家窑洞前，何文斌停下脚步，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家。三孔土窑，墙皮有些剥落，木门老旧，窗户上糊的纸已经发黄。院子里堆着柴火，拴着一头瘦骨嶙峋的毛驴。一切都显示着，这是一个典型的、贫困的黄土高原农家。
祁林推开窑洞门：“何记者，请进。”
窑洞里光线昏暗，但收拾得很干净。土炕上铺着破旧但洗得发白的床单，小桌子上摆着那些材料，煤油灯擦得锃亮。祁林的父母局促地站在炕边，看到何文斌进来，都有些手足无措。
“叔，婶，这是地区报社的何记者。”祁林介绍道。
“何记者好，何记者好。”祁父赶紧上前，想握手，又觉得自己的手太脏，在衣服上擦了擦，最后还是没伸出去。祁母则忙着倒水，用的是家里最好的一个搪瓷缸子，缸子边沿有个小缺口，但她用袖子仔细擦了又擦。
何文斌接过缸子，道了谢，在炕沿上坐下。祁林把那些材料推到他面前。
“何记者，这是我整理的一些材料。”祁林说，“承包合同、收购合同、规划图，都在这里。还有这个——”他指着那份规划图，图上用铅笔勾勒出了厂区的布局：原料堆放区、清洗区、切片区、烘干区、包装区，虽然简陋，但功能分明，“这是我请乡里一个老木匠帮忙画的，他以前在县食品厂干过，懂一些。”
何文斌一张一张地翻看着材料。他看得很仔细，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承包年限是多少？收购价格怎么定？烘干设备打算怎么解决？销路有没有眉目？
祁林一一回答。他的回答很实在，没有夸大其词，也没有隐瞒困难。说到资金缺口时，他坦言还差至少一千五百块；说到技术问题时，他承认需要去外地学习；说到销路时，他说已经联系了几个县城的副食商店，但还没有签正式合同。
“如果厂子建起来，”何文斌最后问，“你打算招多少人？”
“初期至少需要十个人。”祁林说，“清洗、切片、烘干、包装，都需要人手。优先招村里家庭困难的，特别是妇女。一天工钱按八毛算，一个月下来，也有二十多块，能顶一个壮劳力干农活挣的。”
祁父在一旁听着，忍不住插了一句：“何记者，您说说，我娃这想法，到底成不成？我们老两口，心里没底啊。投了这么多钱，万一……”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
何文斌放下材料，看向祁父祁母。两位老人脸上满是皱纹，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期待。这种眼神，他在采访农村题材时见过很多次——那是底层百姓在面对未知变革时，本能的不安和渺茫的希望。
“叔，婶，”何文斌的声音温和了一些，“祁林同志的想法，从方向上说，是对的。农村要发展，光靠种粮食不行，得搞多种经营，搞农产品加工，提高附加值。这是中央的政策，也是大势所趋。”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但是，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一个村子，会遇到很多实际的困难。资金、技术、销路，这些都是问题。更难的，是人的问题——观念的问题，利益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
窑洞里安静下来。只有煤油灯芯燃烧时发出的细微噼啪声。
祁林看着何文斌，等待着他接下来的话。
何文斌从挎包里拿出相机——一台老式的海鸥牌双反相机。他站起身：“祁林同志，我能拍几张照片吗？”
“可以。”祁林也站起来，“拍哪里？”
“梯田，树苗，还有那个基坑。”何文斌说，“这些都是素材。”
两人又出了门。何文斌拍照很认真，每个角度都要反复调整。他拍了梯田的全景，拍了苹果树苗的特写，拍了那个半途而废的基坑，还特意让祁林站在基坑边，拍了一张人物照。拍照时，秦大壮一直远远地看着，想过来又不敢，最后干脆背过身去，眼不见为净。
拍完照，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回到窑洞，祁母已经做好了饭——一锅小米粥，一碟咸菜，还有那几个白面馒头。何文斌没有推辞，坐下来和祁林一家一起吃了这顿简单的午饭。吃饭时，他很少说话，只是听着祁林和父母聊一些家常，聊今年的收成，聊村里的琐事。
吃完饭，何文斌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
祁林送他到村口。冬日的阳光斜照在土路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祁林同志，”何文斌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祁林，“今天的采访，差不多了。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你遇到的困难，也很典型——不是技术问题，不是市场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基层权力运行不规范的问题。”
他从挎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写下一个电话号码：“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报道写好后，我会寄一份清样给你看。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你可以提出来。”
祁林接过那张纸，小心地折好，放进怀里：“何记者，谢谢您。”
“不用谢我，这是我的工作。”何文斌推了推眼镜，目光望向远处的群山，“不过，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报道能不能发，什么时候发，发在哪个版面，都不是我能完全决定的。而且，就算发了，能不能引起重视，能不能解决问题，也不好说。”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郑重：“舆论监督有它的作用，但也不是万能的。你要有心理准备。”
祁林点点头：“我明白。但无论如何，总得试试。如果连试都不试，那就真的没希望了。”
何文斌看了祁林几秒钟，忽然笑了笑：“你这个人，有点意思。好了，我该走了。班车下午两点从乡里发车，我得赶上去。”
两人握手道别。何文斌转身，沿着土路朝乡里的方向走去。他的背影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拐弯处。
祁林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
风又刮起来了，卷起地上的尘土，扑打在脸上，生疼。他摸了摸怀里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又抬头看了看天空。冬日的天空很高，很蓝，几片薄云被风吹着，缓缓移动。
报道会怎么写？何记者会用什么角度？乡里、县里，会不会看到？看到了，又会有什么反应？
一切都是未知数。
但至少，他走出了这一步。至少，他把该说的话说了，该展示的东西展示了。接下来，就是等待。
祁林转过身，朝着家的方向走去。脚步很稳，一步一步，踩在坚实的黄土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