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发现涂改后的第三天夜里，我打开了那本旧册子。
册子不厚，纸页泛黄发脆，边缘有一些水渍洇过的痕迹，像是曾经被放在离窗很近的地方淋过雨，又像是被压在箱底受了潮。
纸面上的字迹有些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辨认出大概是记的杂账——某年某月某日领了多少纸、多少墨、几支笔。
字写得很规矩，一笔一划的，像是抄方子抄出来的习惯。
我翻得很慢，一页一页地过。
前一半都是日常账目，没有任何异常。
刘氏在太医院做杂役的时候记的东西，每月领用、每日清扫、药材出入库的流水，枯燥得像是任何一本宫里杂役留下的旧簿子。
如果我是在别处翻到它，可能翻几页就放下了。
翻到中间的时候，我的手指碰到了一个阻力。
册页之间夹着什么东西，比纸厚，手感微微发涩。我把那一页小心地翻开——
里面夹着一片纸角，不大，约莫两指宽、三指长，边缘是撕扯后的毛边，不是裁刀裁的。
纸的质地比册子的纸更厚更密，像是公文用的那种，颜色也更深一些，带着一层极淡的暗黄。
我把它从册页之间抽出来，放在灯下。
纸角正面大部分是空白的，只在靠近撕口的一侧残留着大约半个官印的痕迹。
印泥已经褪成暗红色，边框只留下了左半截，里面的字迹也只剩下一小半笔画的残片。
我把灯罩转了半圈让光更集中地打在纸面上，侧着光看那些笔画残留的走向——
边框的宽度和纹路风格我认得，是晋王府公文用印的制式。
那半个印痕的边框线宽窄均匀，边角处有一个极小的缺角，是印面本身磨损造成的。
我见过类似的印痕，在北平那条线的查证过程中，晋王府发往北平的信件抄件上也有同样位置的磨损缺口。
我把纸角翻过来。
背面有一道极淡的铅笔字，字迹很轻，像是写的时候不敢用力，怕留下痕迹。
铅笔在粗糙的纸面上滑过，笔画细而浅，但勉强可辨。
写着：十一年秋，吕院值房。
刘氏的笔迹。
和她药方抄本上的字一模一样。
十一年秋。
洪武十一年秋天。
常氏去世前两三个月。
吕院值房——吕氏院子的值房。
她在吕氏院子的值房里捡到了这片纸角，从某份被撕碎丢弃的公文上掉下来的残片，带着晋王府的官印。
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把这片残角夹进了册子里，和那些日常流水账放在一起，压在箱底。
七年。
她不知道那片纸角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带着太原府印的东西不应该出现在东宫后妃的值房里。
我在灯下把那片纸角对着光又看了一遍。
半个官印、一小截边框、几个残破的笔画。
不完整。
不能单独作为任何指控的证据——
它太碎太小了，甚至不能证明它是从晋王府来的，因为半个官印可以被说成是别府的用印被误认。
但它在我的暗格里和药方抄本并排放着的时候，两样东西连在一起，方向就清楚了。
药方抄本指向那碗药。
太原残角指向吕氏院子里出现过太原方向的东西。
两样东西隔着七年的沉默，在同一间暗格里并排放着，指的方向一致。
我把它放回册页之间夹好，合上封皮。
同一盏灯下，朱标也在他的书房里翻着太医院的备份药档，侧着光看见了字的压痕。
他在翻那一年的药档。
我在翻刘氏的旧册子。
他看见了涂改痕迹底下压着的字的笔划轮廓。
我看见了纸角上残留的太原府官印的半个边框和磨损的边角。
他在查过去——那碗药走的路。
我在查现在——那条路还在走的方向。
两条线在同一个晚上各自到了各自的深处。
他看见了，我看见了。
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方向。
我只有一片纸角。
但把这一片纸角和朱标手里那三样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这片纸角就是第四条线索——
它把那碗药太原连在了一起。
朱标还不知道。
他手里的三样东西全部指向吕氏本人，指向洪武十一年的那碗药，指向常氏之死。
他以为查到这里就查完了。
但刘氏从吕氏院子的废纸篓里捡出这片纸角的时候，她看见的东西比她自己知道的更多——她看见的是一个藩王府的公文印痕出现在了太子后妃的院子里。
在洪武十一年秋天。
在常氏死前两个月。
我把册子放回暗格，和药方抄本并排。
夜还长。
朱标的灯还在亮。
他的书房窗纸上映着一动不动的灯影，他还坐在那一年的药档前面，对着那行涂改痕迹，不知道我这边已经翻到了那片太原残角。
明天我要做的事是把这片残角和朱标手里那三样东西之间的空隙补上。
但不是今晚。
今晚就这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