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森的消息在周嬷嬷被救出后的第八天到了。
他从后窗进来，我听见窗栓被挑开的声音时睁开眼。
月光把他的轮廓照出一个灰暗的影子。
他这一次没有坐下，把信放在桌上，站在窗边等。
肩头带着夜露的气息。
我展开信纸，比往常薄，只有半页，墨色淡，写得很急。
“刘氏找到了。城南梧桐巷，临街第二家，门前有一棵老槐树。她嫁了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日子紧巴巴的，但没搬过地方。听潮阁的人蹲了五天，确认她还在那里。右手腕有一道旧疤，烛台烫出来的那种，和先妃宫人特有的烫疤一致。她平日极少出门，偶尔去巷口买米买盐，其余时间都待在屋里。货郎丈夫常在外跑，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多。吕氏的人没有来找过她——至少过去三个月里没有。她活得和任何一条巷子里的普通妇人没有区别。”
我坐在床沿上，把信纸在手里折好，没有急着放下来。
吕氏的人没有来找过她。这比“来找过”更值得想。
如果刘氏手里有实证，她活不到今天——常氏死后七年，足够吕氏把这根线头剪断一百次。
如果刘氏只是“知道一些事但拿不出证据”，吕氏会把她打发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而不是留在京城。
刘氏活着、留在城南、嫁了一个货郎、每个月在巷口买米买盐——
这说明在吕氏的判断里，她根本不构成威胁。
要么她手里什么都没有，要么她当年拿到的东西在出宫之前就被搜走了。
她活着本身，就是吕氏说她干净的标记。
但周嬷嬷不同。
周嬷嬷手里有那张桑皮纸条，所以她被带走了。
周嬷嬷被带走的第七天，刘氏还活着、还在买米买盐。
这就说明两条线是分开的：周嬷嬷手里有物证，所以吕氏动了她；刘氏手里没有人能证的东西，所以她活了下来。
如果她手里真的什么都没有，周嬷嬷为什么要等五年才把纸条递出来？
周嬷嬷在浣衣局值房里藏了那张纸条，捂了五年才敢动。
她捂的不是一张纸，是一条线索的终点。
她手里那行字“汤药常经外人转手，吕侧妃频繁遣侍女送药”指向的经手人，如果查下去，最后落到的那个名字就是刘氏。
周嬷嬷手里的是“指向”，刘氏身上的是“本人”。
本人还活着，没有物证，但她的记忆本身就是证据。
她活着，就是因为吕氏不觉得她能作证——
宫里出去的旧人，谁会信一个货郎媳妇的话？
常森还站在窗边。
“要靠近吗？”他问。
“不靠近。”我说，“不翻墙，不进门，不让她丈夫看见有人在她家附近转。她在城南住了七年，吕氏的人七年没去找过她——如果我现在让人出现在她门口，就是告诉吕氏我已经知道了。”
常森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要什么？”
“要一个确认。确认她手上的疤是真的。确认她知道自己是谁、记得自己是谁。确认她在看见一个标记的时候能认出来——那个标记不是吕氏放的。”
常森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放在桌面上，是刘氏住处的简图和她的时间习惯。
我看了几眼，记住了那些线条和位置。
“她每天傍晚在院子里坐一会儿？”我问。
“大约一炷香。坐在门槛上，背靠门框，脸朝着巷口的方向。”
“那个方向能看见什么？”
“能看见巷口的人来人往。也能看见巷子深处那面墙——如果有人在墙上留了东西，她坐的那个位置是唯一一个不会被邻居看见的角度。”
我点了点头。
她在城南住了七年，每天傍晚坐在门槛上，脸朝着巷口。
她在看什么，或者等什么，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只是习惯性地坐在那里，把脸朝向巷口的方向。
那个姿势已经刻进身体里了，像一个锁了七年还没有被打开的盒子，每天傍晚被抱出来放在膝盖上摸一遍，然后放回去。
常森没有多问，转身从后窗翻了出去。
我把信纸折好，意识沉入黑檀平安扣。
秘境里天光灰白均匀，灵泉水声在墙角响着。
我走进木屋，暗格翻开，把这封信和周嬷嬷的纸条放在同一层，又把太医院残档的抄件一并摆出来。
三样东西在灰白的天光下排成一排：
周嬷嬷的纸条——指向“经手人”；太医院的残档——指向“吕侧妃宫人”；刘氏的位置——指向“本人还活着”。
她活着，不是因为她跑得掉。
她活着，是因为吕氏不认为她能作证。
而我要做的是让她作证——
不是让她开口说话，是让她在看见一个标记的时候，知道那是谁放的、知道她可以往那个方向走了。
我在刘氏的名字旁边写了一个字：“等。”
不等她来找我，也不去敲她的门。
让她继续坐在门槛上，背靠门框，脸朝着巷口。
然后选一个傍晚，在她坐着的那个方向，隔着一整条巷子，让她看见一道标记，一个她认得出来、吕氏认不出来的东西。
她会在看见之后站起来，走回屋里，关上院门。
然后第二天傍晚再坐回同一个位置，看一眼同一个方向。
如果那个方向还在，她就会开始想。
开始想的那个人，迟早会往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