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是午后送到的。
我正在书房里看一份工部关于西安城墙修缮的奏议，笔搁在砚台上，墨迹未干。
廉桢元进来的时候步子比平时快了一些，手里没有拿文书匣——只拿了一只信封。
薄薄的一只，寻常的麻纸封，没有题字，没有落款，没有标记哪一司哪一衙递进来的。
他把信封放在书案边角，后退了半步，说：“门房说是一个老兵送来的，放下就走了。没留名字，没留话。”
我放下笔，拿起信封。
指腹触到纸面的第一下就感觉到了异常——纸质比常见的官封厚一些，是手工抄造的韧皮纸，表面有细微的纤维纹理，在光线下能看出不规则的深浅，不是市面上能随便买到的。
我翻到背面，没有蜡封，但封口叠合的方式不是寻常的信封折法，是五折压合，每一折的宽度都均匀，像用一种固定的手势叠了很多次之后形成的肌肉记忆。
我用指甲挑开封口，从里面抽出薄薄的一张纸笺。
纸笺对折，打开之后只有四个字。
墨色沉而匀，一笔一划都落在纸面的正中央，收笔处有顿势，是惯用刀笔的人转用软毫时留下的一点余力。
“都在等你。”
我看了那四个字两遍，然后目光落回了信封的正面。
没有字，没有落款，但信封左下角有一处缺损——极小的一角缺口，像被什么人用刀片切掉了一小块，或者用什么东西在纸面上压出了一个弧形的凹陷。
我把信封翻过来对着窗外的日光，那道缺损在透光时显出清晰的弧形轮廓。
弧度和那枚铜角的边缘重合。
我认得这个形状——铜角铸出来的时候，边角的弧线是按常家私印的轮廓打的，两件东西出自同一块模版。
我用指腹去碰了一下那道缺口的边缘，触感和铜角的棱角弧线对得上。
我在丙七偏院的旧卷宗上见过印文的拓片，在父亲那枚铜角的棱线上摸出过同样的弧度。
而信里的那四个字，笔迹是傅友德的。
那个带兵打了一辈子仗的老人，我在朝会上见过他站在武官序列前端的身影，见过他在奏对时低垂眼帘不说话的样子。他没有往东宫递过任何东西。
这是第一次。
我把信笺重新折好，对着烛台的火苗凑过去。
纸笺的一角先触到了火，边缘卷曲发黑，然后火舌沿着折痕往上攀，把“都”字的起笔舔没了，接着是“在”、“等”、“你”。
整个过程中火苗的温度烤着我的指腹，纸灰在接触到火焰的末端时微微卷起，薄而脆，一片一片地往下剥落。
我等到火一直烧到指尖前一寸的位置才松手，纸灰落到桌面上，像几片暗灰色的枯叶。
然后我伸手把铜盆拖过来，把桌面上的灰烬一拢，拨进盆里。
盆底有一层薄薄的冷水，灰烬落进去的时候浮在水面上飘了一下，慢慢沉下去散开，变成一片浑浊的暗影。
灰烬里还夹着一点未燃尽的纸纤维，在水面上浮了片刻，然后被水浸透后慢慢地沉下去，和沉底的灰混在了一起。
窗台上传来布料摩擦的细响。我没有转头去看，但我知道妙锦坐在窗台上看着我。
她没出声，连呼吸都放轻了。
我回到书案后面坐下，手肘支在桌面上，指尖交叠。
那四个字还在眼前。
“都在等你。”傅友德告诉我的不是“我在等你”，不是“我们等你”，是“都在”。
我在桌面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向门口的方向。
廉桢元还在门外廊下站着，没有走远，等着我有没有话要传。
我朝他招了一下手。
他走近门口，站在门槛外侧，微微倾身。
“帮我带一句话出去，”我说，声音不高不低，和平时交代寻常事务时一样，“只说五个字：三殿下说‘好’。”
廉桢元没有多问，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他的脚步在廊道上逐渐远去，拐过月洞门之后彻底消失了。
我坐在书案后面，日光从窗纸透进来落在桌面上，铜盆里的水已经恢复平静，灰烬完全沉在盆底，水面清亮，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妙锦从窗台上跳下来，走到书案旁边，低头看了一眼那只铜盆。
她看了片刻，然后伸手把铜盆端起来，走到窗边，把水泼进了窗台下的排水沟。
水落下去的时候发出短暂而清亮的水响，然后恢复了安静。
她把铜盆放回原处，在书案侧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没有问我信上写了什么，没有问“三殿下说好”是什么意思。
她只是坐着，日光从她肩头滑过去落在书案上。
窗台上的针线还在原处，那块朱红缎面的一角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
第二天早朝后，锦衣卫的密报送进了乾清宫。
消息是午时前后从乾清宫里透出来的：那道密报被呈到御前，朱元璋看了，放在案角。
没有批红，没有归档，没有下发。
只是放在了“待看”的那个位置上。
那个位置在乾清宫书案的右上角，专门放一些他还没决定怎么处理的文书，有时候一封待看放一天，有时候放一个月，有时候放着放着就再也不会被拿起来。
傅友德那封信带来的四个字已经烧了，铜盆里的灰烬被水冲走了。
但“好”这个字已经递出去了。
它在从东宫前往某处的路上，在一段我听不见的传递链条里，沿着某一条线在走，往淮西的方向。
风从窗纸的缝隙里渗进来，吹得桌面上那张空白的纸微微卷了一下角，又落平了。
一切如常。
该递的已经递了。该回的已经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