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弘六年七月中，集议堂。
商税司的申述和月报一起贴了出来。
集议堂的窗子全支着，穿堂风吹过来也是热的，带着外头石板路上蒸起来的热浪。
有个年轻的员外郎站在账目栏旁边，拿袖子擦了一把脸，袖口湿了一片。
申述栏旁边是回执栏，回执栏旁边是新设的账目栏。
账目栏上贴的是松江、杭州、扬州三府的官账与牙行账。
两本账并排，中间画了一条竖线，像一面镜子，左边是朝廷的，右边是牙行的。
陈良站在账目栏前看了很久。
他看完松江的账，又看杭州的账，再看扬州的账。
“松江的牙行账，比官账多收了一成。”他指着松江那栏，手指点在两行数字之间，“官账记的是正税，牙行账记的是实收。正税收一两，实收收一两一钱。这一钱，没进国库，进了牙行的柜子。”
“杭州的牙行账，比官账少报了两成。”赵成接着说，“少报比多收狠。多收是加在百姓头上，少报是吞进自己肚里。杭州的丝商报官账时写‘实售三千两’，牙行账上写‘实售二千四百两’。六百两的货，在牙行账上凭空没了。”
“扬州的牙行账，和官账差不多。可扬州的商税，比松江、杭州都少。少的那部分去哪了？”陈良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扬州的账，“扬州码头比松江大，商船比杭州多。账上写的数，对不上码头上的船。船多三成，税少三成。这一来一去，差出六成去。”
两个人站在账目栏前，一问一答。
周围的官员没有说话。
有人低头看手里的折子，有人抬头看榜上的账目，有人站在后面，目光在官账和牙行账之间来回移动。
陈良说话不避人，声音不高不低，恰好让前后三排的人都听得见。
赵成接话也接得快，两个人像在堂上对账，又像在给满堂的人算一笔明白账。
旁边有个书吏悄悄摸出纸笔记数，被陈良瞥了一眼，手缩回去了。
陈良没说什么，继续往下看。
我站在集议堂的角落里，看着他们。
商税司从苏州推往松江、杭州、扬州，牙行再次抵制。
商税司不抓人，只把官账与牙行账同墙贴出。
松江的牙行撕账，贴出去第二天就有人半夜把榜角撕了半页。
商税司没补，只在撕口旁边贴了一张新的，新榜上多了一行字：“撕一页，补两页。”
杭州的牙行辩账，递了申述，说“牙行代收代缴，历来如此，商税司不懂旧例”。
商税司把申述原样贴出，旁边附了一行小字：“旧例写在哪一年哪一律哪一款？请牙行指出来。”
牙行没指出来。
扬州的牙行躲账，账房先生连着三天没露面。
商税司把码头船录贴了出去，船录上进出船只的时间和货量写得清清楚楚。
躲账的牙行第四天自己回来了。
撕的、辩的、躲的，都是同一件事——怕被看见。
看见了，就知道谁多收了一成，谁少报了两成，谁把商税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看见了，就知道牙行喊冤喊的是什么冤。
他们喊的不是商税司扰民，喊的是商税司把账贴出来了。
我对常森说：“把三府的账目抄一份，发给各府县商税分司。让他们照做。”
常森应声去了。
陈良和赵成还站在榜前。
陈良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陛下，”他说，“湖广清丈的时候，豪强煽动佃户闹事。佃户散去之后，豪强没有出面。今天三府的牙行递申述，背后的人也没有出面。”
“出面的是牙行，不出面的是背后的人。”赵成说，“不出面的人，最难抓。”
“不出面的人，不用抓。”我说，“把账晒在墙上，他自己会出来。”
陈良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
“账晒在墙上，谁多收了一成，谁少报了两成，满街的人都看得见。背后的人不出面，牙行就撑不住。牙行撑不住，背后的人就藏不住。”
“藏不住，就会动。”赵成说，“动了，就看得见。”
“看得见，就好办。”
散会之后，我回到御书房，翻开商税司的下一份月报。
月报写得很细。
松江府第一日，牙行派了四个人站在榜前，拿扇子挡着别人看，商税司的人没管，只在旁边又支了一块小板，把账目抄小了一号字，密密麻麻写了两份。
看的人绕开那四个人，挤到小板前面看。
第二日，那四个人撤了。
第三日，牙行不再撕账。
杭州府第一日，牙行的申述贴在榜上，商税司在申述旁边附了律例原文，逐条对照，申述里引的“旧例”在律例里找不到对应。
第二日，牙行把申述揭了回去。
第三日，不再辩账。
扬州府第一日，牙行关门。
第二日，门还关着。
第三日，码头船录贴出去，船录上有牙行的船，有牙行的人。
第四日，门开了一条缝。
第五日，牙行开始主动报账。
商税司月报末尾写：“松江硬三日，杭州滑三日，扬州慢五日。三日之后，硬者软。五日之后，慢者快。”
我在末尾批了两个字：“继续。”
批完这两个字，我把笔搁下，才发现右手食指上磨出了一道红印，是捏笔捏久了磨出来的。
我搓了搓手指，端起茶喝了一口。
茶已经凉了，常森要换，我摆了摆手。
继续。
批完，我打开暗格，把商税司月报放进去，合上。
锁舌入扣，落回它该在的位置。
常森站在门边，手里捧着一摞各府县商税分司的回执。
“陛下，松江、杭州、扬州三府的回执都到了。松江附了牙行新报的账，新账和官账之间的差额从一成降到了三分。杭州附了商税分司的核验单，牙行补报了那六百两的货，货主也找着了，是牙行自己吃了。扬州附了码头船录，船录和牙行账重新对了一遍，对不上的船有十一艘，牙行补报了八艘，剩下三艘说是‘渔船误录’。”
“渔船误录？”
“臣也不信。商税司说，那三艘船的船主和牙行东家是同宗。”
“同宗。”我念了一遍，“把这三艘船记下来，下月再看。若下月还误录，就不是误录了。”
常森应了一声，又补了一句：“扬州商税分司把码头进出船只录了一份，和牙行账对不上。牙行少报了船，商税司把船录一并贴出去了。”
“贴出去之后呢？”
“牙行第二日就补报了。”
我点了点头：“告诉各府县商税分司，以后贴账，官账、牙行账、旁证录三样同墙。有账无证，不算晒干。”
常森应声退下。
窗外蝉声密了一阵，又疏下去。
案上的折子还摞着，我翻开下一本。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