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民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
“这个……您问这个……”
“我不问别的。”
赵雪梅说，“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记性好。四十个小时里，进这个屋子的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着。将来要是对质，我一句都不会错。”
她说完，扶着墙，慢慢地朝大门口走。
孙建民干了一辈子公安，经手的案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他比谁都清楚一种人，不喊不叫、不哭不闹、把每句话都记在账上的人。
这种人，最可怕。
晚上九点半，云州市委招待所。
顾培元带着两名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和一名省公安厅的技术人员，直接去了三楼被封存的房间。
房门打开，一股沉闷的空气扑面而来。
房间里很整洁，被褥叠得整整齐齐。
一切都维持着苏蔚来被带走那一刻的样子。
那台电视台用的专业摄像机，连同它的金属箱，就放在墙角。
箱子上贴着云州市公安局的封条。
“罗秘书，封条是谁贴的？”顾培元问。
“是……是市局的同志，按照程序……”
“撕掉。”
顾培元没有让他说完。
技术人员上前，用一把小刀，划开封条。
箱子打开了，摄像机安静地躺在泡沫塑料的凹槽里。
技术人员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把机器拿出来，目光直接锁定了机身侧面的备用电池仓。
他轻轻按了一下卡扣，仓盖“啪”地一声弹开。
里面空空如也。
顾培元的心沉了一下。
“东西呢？
会议室里的温度仿佛瞬间降了五度。
“我……我不知道啊，顾主任！”秘书快哭了，“我们封存的时候，就是这样，绝对没动过里面的东西！”
“你的意思是，王超贤在撒谎？”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顾培元没再理他，转向那个技术人员。
“查。这台机器，从被扣押到现在，经过了几个人的手，在哪个房间待过，监控有没有记录。两个小时，我要全部的流程。”
他说完，拿起那台摄像机，自己翻来覆去地看。这是一台老式的索尼广播级摄像机，很重，结构复杂。
他在备用电池仓里摸了摸，除了冰冷的塑料内壁，什么都没有。
他把机器递还给技术人员。
就在技术人员接过去的一瞬间，顾培斯眼尖地看到，在摄像机底部，一个用来固定三脚架快装板的螺丝孔里，似乎卡着一点异物。
那是一个很小的、半透明的塑料角，因为角度的原因，几乎和螺丝孔的金属反光融为一体。
“等等。”顾培元说。
他让技术人员把机器倒过来，用镊子，小心翼翼地从那个螺丝孔里，夹出了一样东西。
不是U盘。
是一张已经磨得有些发亮的内存卡。
一张SD卡。
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
顾培元把那张SD卡放在手心，感受着那几乎不存在的重量。
他忽然明白了。
王超贤说的“U盘”，只是一个幌子。
他真正要送的，是这个。
是他把一个没有用的假U盘跟这一张SD卡同时放进去。
云州市局的人把机器查扣过去，掀开盖板，把那个显眼的假货拿走交差。
上面的人拿到假货，自然会松懈。
他们把全部心思全放在那个假靶子上，没人在意机器底盘固定三脚架的螺丝孔。
那孔洞又深又不透光，卡进去一张黑色薄片，神仙也挑不出毛病。
这种声东击西的损招，让干了十五年纪检的顾培元直嘬牙花子。
一个二十多岁搞经济规划的年轻人，被省市两级领导联手压在案板上，关进废弃招待所，连打个电话都要绕弯子。
人家偏偏在所有人眼皮底下把要命的东西送出来了。
心眼子多得能拿去筛沙子。不去干卧底太浪费材料了。
同一时间，云州市公安局。
孙建民站在自己的办公室窗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赵雪梅走出公安局大门后，没有上省里派来接她的车。她只是站在门口，对前来交接的省纪委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我需要回一趟财政局的招待所，拿我自己的东西。”
然后她就走了，一个人，慢慢地走在路灯昏黄的街道上，背影被拉得很长。
孙建民知道，她说“拿东西”是假，真正的目的，他想都不敢想。
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市委书记罗建华的秘书打来的。
“孙局，书记问一下，赵雪梅同志那边，交接顺利吗？”
“顺利。人已经由省纪委的同志接走了。”
“那就好。书记还有一句话，让您务必转达给相关的办案同志——”秘书的语气顿了顿，变得一字一顿，“就说，这件事，到此为止。所有的询问笔录、内部报告，全部封存，列为绝密档案，任何人不得外传，不得议论。谁要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后果自负。”
“我明白。”孙建民挂了电话，把烟头狠狠地摁进烟灰缸。
到此为止？
怎么可能到此为止。
那个女会计走出询问室前，看他的那一眼，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不是恨，也不是怨。那是一种冰冷的、要把你刻进账本里的眼神。
她要拿的不是东西。
她是要回去，把这四十个小时里，她脑子里记下的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地记在纸上。
省委联合工作组临时下榻的云州宾馆。
顶楼的套房被改成了临时指挥部。
王超贤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摊着一张巨大的云州地图。
沈怀民和顾培元坐在他对面，一个听，一个记。
王超贤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从一个点，划到另一个点。
“……华兴矿业的钱，明面上走了六家公司，但那只是第一层。这六家公司里，有四家是空壳，注册地在邻省，它们的唯一业务，就是把从华兴矿业转来的钱，再转给另外十二家公司。这十二家公司，才是真正的外围。它们的业务五花八门，有做农产品贸易的，有开连锁酒店的，有搞软件开发的，看起来跟矿业、跟云州没有半点关系。”
“但它们的账户有一个共同点。”
王超贤的手指点在了地图上的三个城市，“深圳、珠海、厦门。所有的资金，最后都汇集到了这三个地方的十几家投资公司和信托基金里。从这里开始，钱就‘干净’了，变成了合法的投资款，可以用来买楼、买地、买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