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挂了电话，手指还搭在听筒上，停了大约两秒钟，才把听筒放回去。明楼答应得太快了。从他说出“百老汇餐厅”到明楼说“好”，中间隔了不到两秒钟。两秒钟，不够一个人想清楚要不要赴一个来路不明的饭局。除非这个人早就想好了，不管谁请他吃饭，他都会答应。或者这个人早就知道，迟早会有人请他吃饭，他已经想好了对策。
他把手从电话上拿开，在椅子上坐下来。桌上的烟灰缸里有三个烟头，都是今天早上抽的。他拿起烟灰缸，把烟头倒进废纸篓里，用一张废纸盖住。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蓝色封皮的账簿，翻到梁仲春给李士群送钱的那一页，看了一眼，又合上，放回抽屉里。
十点四十分，刘翻译敲了门进来，手里拿着那份报告。“郑副主任，报告我看了。写得很清楚。我下午两点去特高课，山本一郎那边的人说两点到四点之间有人在。”
郑耀先点了点头。“送到就行了。不要多说话。他们问什么，你说不知道，让他们找李主任。”
刘翻译把报告夹在腋下，转身要走，又停下来。“郑副主任，还有一件事。昨天晚上，特高课的人来76号，不是只为了那个偷军火的事。他们还调了档案。”
郑耀先的手停在桌面上。“什么档案？”
“行动处去年十二月的行动记录。山本一郎的人说要查一个案子，具体什么案子没说。李主任让档案室给了他们。”
“去年十二月的事，山本一郎要查什么？”
刘翻译摇了摇头。“不知道。档案室的人说，他们翻了好几份档案，都是行动处的。拿走了一份，是十二月十五号的一份行动记录。那份记录是梁处长签的字，内容是搜查虹口区的一处民宅，抓了三个人，说是抗日分子。后来那三个人送到特高课去了，案子就结了。”
郑耀先的脑子里迅速翻过去年十二月的记忆。十二月十五号，行动处在虹口区确实有过一次行动，抓了三个人，送到特高课。那三个人是什么来历，他记不太清了，但有一点他很清楚——那次行动是梁仲春亲自带队的，他只是在报告上签了字，没有参与。山本一郎调这份档案，说明他对那次行动有疑问。或者他对梁仲春有疑问。一个刚从特高课审讯室里出来的人，特高课调他签字的档案，这绝不是一个巧合。
“这件事你跟李主任说了吗？”
“说了。李主任说知道了，让我不要声张。”
刘翻译走了。郑耀先坐在椅子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嗒，嗒，每一下之间的间隔不相等，有时快，有时慢。山本一郎在查梁仲春的底。不，不是查梁仲春的底，是在找梁仲春的把柄。特高课放了一个人出来，不会真的信任他，要在他身上拴一根绳子，绳子的那头攥在特高课手里。这根绳子就是他的把柄，他过去做过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被翻出来，变成特高课要挟他的工具。去年十二月的行动记录，如果里面有什么问题，山本一郎就能拿着它去找梁仲春，说，你看，你签字的这份报告有问题，你是不是在包庇抗日分子？梁仲春会怎么回答？他只能认栽，然后乖乖听话。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马路对面的货郎还蹲在那里，手里的小镜子已经收起来了，换了一个烟斗，叼在嘴里，烟斗里没有烟丝，只是个道具。街角的沪B-6843还在，车窗上的水雾又起来了，看不清里面的人。他放下窗帘，回到桌前，拿起电话，拨了梁仲春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梁仲春接起来了。
“梁处长，你来一下。”
不到一分钟，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梁仲春进来的时候，脸上的汗珠比刚才更多了，额头上亮晶晶的，像是刚洗过脸没擦干。他在郑耀先对面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发抖。
“梁处长，去年十二月十五号，你在虹口区的一次行动，抓了三个人，送到特高课去了。你还记得吗？”
梁仲春的脸色变了。不是变白，是变灰，像一张纸被水浸湿了之后的那种灰。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过了几秒钟，他才开口，声音有些发颤。
“记得。那次行动，是李主任让我去的。说是特高课给的情报，虹口区有一处民宅里藏着抗日分子。我带人去了，抓了三个人，当场搜出了一些传单和几支手枪。人送到特高课，案子就结了。”
“山本一郎今天上午调了那份档案。”
梁仲春的手指抖得更厉害了。他把两只手攥在一起，指节发白。“他调那份档案干什么？”
“不知道。刘翻译说，山本一郎的人调了好几份档案，最后拿走了你那份。”
梁仲春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他的眼睛盯着桌面上的一个墨水瓶，目光发直，像是在看一件很远很远的东西。沉默了很久，他才说出一句话。
“郑副主任，那次行动，有问题。”
郑耀先没有接话。他等着梁仲春继续说。
“那三个人，不是抗日分子。他们是做走私生意的，得罪了特高课的一个翻译官。那个翻译官找到我，说让我帮忙抓三个人，事成之后给我五百块。我查了那三个人的底，确实是做走私的，不是抗日分子。我就去了，抓了人，搜出来的传单和手枪是事先放进去的。人送到特高课，第二天就被放了。案子结了，报告我签的字，李主任不知道这件事。”
郑耀先靠在椅背上，看着梁仲春。梁仲春不敢看他，低着头，两只手攥在一起，指节白得像骨头。
“那个翻译官是谁？”
“叫田中。是山本一郎的人。去年十一月调到特高课的，今年三月调走了，听说回了日本。”
郑耀先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在两个人之间形成一道薄薄的屏障。他隔着烟雾看着梁仲春，梁仲春的脸在烟雾里变得模糊不清。
“梁处长，这件事，山本一郎知不知道？”
“不知道。田中没告诉他。田中是背着山本一郎做的这件事。但如果山本一郎查，他一定能查到。档案里有我的签字，有行动记录，有搜查到的物品清单。这些东西摆在一起，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郑耀先弹了弹烟灰，烟灰掉在桌上，碎成几截。他用手把烟灰拨到地上，动作很慢，像是在想什么事情。梁仲春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恐惧，是乞求。他是在乞求郑耀先帮他。在76号，能帮他的只有两个人——李士群和郑耀先。李士群如果知道这件事，会怎么处理？梁仲春不知道，但他知道李士群最恨的就是手下人瞒着他做事。尤其是这种事，收了人家的钱，帮人家抓人，抓的还是无辜的人。如果传出去，76号的声誉会受损，李士群的面子会受损。李士群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会把梁仲春推出去，让他当替罪羊。
“郑副主任，你得帮我。”梁仲春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
郑耀先没有说话。他把烟抽完，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烟头滋了一声，冒出一缕青烟。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梁仲春。
“梁处长，这件事，你瞒不了李主任。”
梁仲春的脸色更灰了。“我知道。但要是让李主任知道了，他会……”
“他会生气。但他不会动你。”郑耀先打断了他。“你是76号的老人，手里有他的人，有他的钱，有他的生意。动了你，这些都会乱。李士群不会让这些乱。他最多骂你一顿，扣你三个月薪水，让你写一份检讨。但有一件事你要记住——从今天开始，特高课手里有你的把柄了。山本一郎随时可以用这件事来要挟你。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你不做，他就把这件事翻出来，交给松本太郎，让松本太郎来处理。到时候，李士群也保不住你。”
梁仲春的嘴唇在发抖。“那我怎么办？”
“怎么办？你只能听话。特高课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但你要记住，特高课让你做的事，你要先告诉李主任。让李主任知道，特高课在让你做什么。这样出了事，李主任才能帮你兜着。你不告诉他，出了事，他兜不了，也不会兜。”
梁仲春点了点头。他的额头上全是汗，顺着鼻梁往下流，流到嘴角，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汗是咸的。
“还有一件事。”郑耀先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梁仲春。“山本一郎调你的档案，不一定是要查你。他可能只是想看看你的反应。你越紧张，他越觉得你有问题。你越镇定，他越觉得那件事没什么。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慌，不要乱。山本一郎找你谈话，你就如实说，不要隐瞒。但有一句话你要记住——你是76号的人，不是特高课的人。你听李主任的，不听山本一郎的。山本一郎让你做的事，只要李主任不同意，你就不能做。”
梁仲春站起来，走到郑耀先身后，站了大约五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郑副主任，谢谢你。”
郑耀先没有转身。他听到梁仲春的脚步声往门口走去，门开了，脚步声出去了，门关了。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楼梯口。
他转过身，回到桌前，坐下来。桌上的烟灰缸里又多了一个烟头。他把烟灰缸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抽屉里的那本蓝色封皮的账簿，他拿出来，翻到梁仲春给李士群送钱的那一页，看了很久。折痕已经很深了，纸纤维发白，几乎要断了。他把账簿合上，放回抽屉里，没有锁。
下午两点，刘翻译去了特高课。郑耀先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个小时，什么事都没做，就是坐着。窗外的光线慢慢变暗，云层把太阳遮住了，房间里暗下来，他没有开灯。吊扇停着，扇叶上的灰一动不动。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每一声都像是有人在他耳边敲钉子。
三点十分，电话响了。是刘翻译打来的。
“郑副主任，报告送到了。山本一郎不在，是他的副官收的。副官看了，说没有问题，让76号自己处理。还说谢谢梁处长的配合。”
郑耀先挂了电话。山本一郎不在，是他的副官收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山本一郎对这件事不感兴趣。或者说，他对这件事的兴趣不在报告本身，而在报告背后的东西。报告送到了，他的目的达到了。他要让76号知道，特高课在盯着他们。他要让梁仲春知道，特高课手里有他的档案。他要让李士群知道，特高课随时可以插手76号的事务。这份报告，不过是山本一郎手里的一张牌，他打出来，不是为了赢这一局，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他手里有牌。
四点钟，郑耀先离开了76号。他没有开车，步行往外滩方向走。一路上，他注意到身后有两个人跟着他。一个穿灰色短褂的男人，三十多岁，走路的时候左肩比右肩低，说明他的左口袋里装了一个重东西，应该是手枪。另一个穿黑色长衫的，年纪大一些，四十多岁，走路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准，距离前面的那个人始终保持二十米。这两个人不是76号的人，也不是特高课的人。76号的人跟踪他，不会这么明显。特高课的人跟踪他，不会用中国人。这两个人是谁？他心里大概有了答案。
他在外滩的一家茶馆里坐了一个小时，要了一壶龙井，喝了两杯，剩下的倒掉了。那两个人在茶馆外面等着，一个在马路对面，一个在巷口。他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又跟上了。他没有甩掉他们，也没有试图确认他们的身份。他知道他们是谁的人，但他不能让他们知道他已经发现了他们。
五点半，他回到76号。办公室里的一切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样，桌上的烟灰缸，抽屉里的账簿，墙上的挂钟。他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那张请柬，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了。明天晚上七点，百老汇餐厅，明楼。李士群让他请明楼吃饭，不是为了拉拢明楼，是为了试探明楼。李士群想知道，明楼到底是谁的人。如果是汪精卫的人，李士群就要拉拢他。如果是周佛海的人，李士群就要提防他。如果是重庆的人，李士群就要抓他。李士群自己也不知道明楼是哪一种人，所以他要试探。试探的工具就是郑耀先。郑耀先不能拒绝，也不能拒绝得太痛快。他要在李士群面前表现出一种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做的态度，这样才能让李士群觉得他是一个听话的人。
六点钟，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是李士群的，脚步很重，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咚咚咚，像是有人在敲鼓。脚步声经过郑耀先的办公室门口，没有停，继续往前走，往走廊尽头去了。郑耀先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一条缝，看到李士群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他的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黄色的牛皮纸，鼓鼓囊囊的，装了很多东西。他去哪里？郑耀先不知道。但他知道，李士群这个时间离开76号，一定是去见什么人。见谁？也许是周佛海，也许是松本太郎，也许是别的什么人。郑耀先不能问，也不能查。查了，就是找死。
他关上门，回到桌前，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水是今天早上倒的，早就凉了，铁锈味很重。他把杯子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一口。烟雾在办公室里散开，和灰尘混在一起，空气里的味道越来越浑浊。
七点钟，天完全黑了。郑耀先站起来，关了灯，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日光灯管嗡嗡地响，光在水磨石地面上泛着冷光。他下楼，经过行动处的门口，门关着，里面没有灯光。梁仲春已经走了。经过情报处的门口，门也关着，但里面亮着灯，汪曼春还在。他听到里面有人说话，是汪曼春的声音，不高不低，语速很快，像是在训斥什么人。他加快脚步，走出76号的大门。
门口站岗的两个人向他敬礼，他点了点头，走到马路边，招手叫了一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说了明公馆的地址。他知道明楼不在家，明楼这个时候应该在南京，或者在经济司，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他去明公馆，不是为了找明楼，是为了让李士群知道，他在为明天晚上的饭局做准备。李士群一定派了人在盯着他，他做任何事都要让李士群看到，看到了，才会相信他在认真执行任务。
黄包车在法租界的马路上跑了二十分钟，在明公馆门口停下来。明公馆是一栋三层的洋房，门口有两盏灯，灯亮着，光打在铁门上，铁门上的花纹在灯光下很清楚。门口站着一个穿黑色制服的保镖，看到郑耀先从车上下来，往前走了一步，伸出手。
“请问找谁？”
“郑耀先，76号的。明楼明顾问在吗？”
“明顾问不在。他去南京了，明天下午回来。”
郑耀先点了点头，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保镖。“明天晚上七点，百老汇餐厅，明顾问答应了我的饭局。麻烦你告诉他一声，我会准时到。”
保镖接过名片，看了看，装在口袋里。郑耀先上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说了76号的地址。车夫拉着他往回走，经过一条巷子的时候，他看到巷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车灯没开，车窗上贴着黑色的膜，看不清里面。他认出了那辆车——李士群的。李士群的车停在这里，说明他就在附近。他去见了谁？郑耀先不知道，但他记住了这条巷子的位置。法租界，霞飞路附近，周围都是洋房，住的都是有钱人和外国人。李士群来这里，不是来喝茶的。
黄包车在76号门口停下来。郑耀先付了钱，走进大门。门口的两个人向他敬礼，他点了点头，上楼，回到办公室。他把门关上，在椅子上坐下来，没有开灯。窗外的路灯亮了，光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柱。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支烟，点上，抽了一口。烟头的光在黑暗中一亮一灭，照亮了他的手指和半张脸。
他在想一件事。山本一郎调了梁仲春的档案，李士群晚上去了法租界，明楼明天要从南京回来。这三件事之间有没有联系？也许有，也许没有。在76号，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是另一件事的起因，也可能是另一件事的结果。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件事是真的，哪一件事是假的。你只能等，等事情自己露出破绽，等做事情的人自己犯错。
他把烟抽完，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站起来，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马路对面的货郎已经收了摊，街角的那辆车也不见了。路灯下站着一个人，穿着深色的衣服，脸看不清，手里夹着一支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一亮一灭。郑耀先看了他两秒钟，放下窗帘，转身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日光灯管嗡嗡地响。他下楼，经过行动处的门口，门还是关着的，里面没有灯光。经过情报处的门口，灯已经关了，汪曼春也走了。他走出76号的大门，门口的两个人向他敬礼，他点了点头，走到马路边，站在那里，等了一分钟，一辆黄包车过来了，他招手叫住。
“去虹桥路。”
黄包车拉着他在夜色里跑。路灯的光一段一段地照过来，照在他的脸上，又暗下去，再照过来，再暗下去。他的脸在光和暗之间不停地变换，一会儿看得清，一会儿看不清。车夫跑得很快，车轮在柏油路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后面跟着他。他回头看了一眼，后面没有车，没有人，只有路灯的光一节一节地往后退。
虹桥路的百老汇餐厅在路的北边，是一栋两层的西式建筑，门口挂着霓虹灯的招牌，招牌上写着“百老汇”三个字，字的旁边画了一个酒杯，酒杯里的酒是红色的，灯光一照，像是在流动。郑耀先下了车，站在餐厅门口，看了看手表。七点四十分。他约明楼明天晚上七点在这里吃饭，他今天先来看一看。看什么？看地形，看出口，看周围的环境，看有没有人盯梢。这是他的习惯，任何一次见面，他都要提前一天到现场去看一遍，确认安全了，第二天才会来。
他推开餐厅的门，走进去。一个穿白色衬衫的侍者迎上来，问他几位。他说两位，明天晚上七点，姓郑。侍者带他到靠窗的一个位置，说这个位置视野好，能看到外面的街景。郑耀先看了看，从这个位置能看到马路对面的一条巷子，巷子很深，通到后面的居民区。如果出了问题，从这条巷子可以很快离开。他点了点头，说就这里。
走出餐厅，他在周围转了一圈。餐厅的后门通到一条小路，小路两边是居民楼，楼与楼之间有很多小巷子，七拐八拐，通到不同的方向。如果从后门出来，钻进这些巷子里，很难被追上。他记住了每一条巷子的走向，在心里画了一张地图。然后他走到马路对面，站在一个电线杆旁边，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看着餐厅的正门。正门的左边是一家杂货店，右边是一家裁缝铺，都已经关了门，卷帘门拉下来，锁着。如果有人从正门冲进来，可以从杂货店的窗户翻出去，窗户的玻璃是碎的，用木板钉着，用力一推就能推开。
他抽完那支烟，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然后叫了一辆黄包车，回了76号。
办公室里的灯还是关着的，一切都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样。他坐下来，把明天晚上要穿的衣服从柜子里拿出来，挂在衣架上，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蓝色封皮的账簿，翻到梁仲春给李士群送钱的那一页，看了最后一眼，把账簿合上，放回抽屉里，锁上了。
墙上的挂钟指着九点十分。他站起来，走出办公室，锁了门，下楼，出了76号的大门。门口站岗的两个人换了班，是新面孔，他不认识。他们向他敬礼，他点了点头，走到马路边，站在那里等车。夜风吹过来，带着一股潮湿的味道，像是要下雨了。天上看不到星星，云层很厚，压得很低，像是要塌下来。
一辆黄包车过来了，他招手叫住，说了自己住处的地址。车夫拉着他在夜色里跑，路灯的光一段一段地照过来，照在他的脸上，又暗下去。他闭了一会儿眼睛，脑子里在想着明天晚上的事。明楼会来吗？他说明楼会来。他为什么答应得那么快？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对策。什么对策？郑耀先不知道。但他知道，明天晚上的饭局，不是一顿饭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