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半，天还没亮透，郑耀先就醒了。他没有立刻起身，而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听着窗外的动静。弄堂里有人在倒马桶，木刷刮着桶壁的声音很刺耳，哗啦哗啦的水声混着咳嗽声从半开的窗户缝里挤进来。楼下的煤球炉子被点着了，煤烟的味道顺着楼梯往上爬，从门缝底下钻进来，在屋子里弥漫开。
他坐起来，没有开灯，借着窗外灰蒙蒙的光穿上衣服。昨晚和衣躺下的时候，衣服压出了褶皱，他用手掌在袖子和前襟上来回抹了几把，褶皱还在，但没那么明显了。他走到墙角的脸盆架前，从搪瓷缸子里倒出半缸凉水，洗了把脸。水很凉，激得皮肤一紧，他用手掌揉了揉脸颊，直到感觉血液重新流动起来才停下。
六点整，他锁好门，下楼。弄堂口的早点摊刚支起来，油条在铁锅里炸得嗞嗞响，豆浆的热气一团一团地往上升，和煤烟搅在一起，在灰蒙蒙的空气里扯出白色的丝。他要了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坐在靠墙的长条凳上，一口一口地吃着。豆浆是甜的，油条炸得酥脆，咬一口掉渣。他吃得很慢，不是因为不饿，而是因为他习惯了在吃东西的时候想事情。
今天的事情很多，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不是梁仲春的押运队，而是下午两点山本一郎的约见。山本一郎这个人他见过两面，第一次是在特高课的办公楼里，李士群带他去拜码头，山本一郎坐在办公桌后面，从头到尾没说超过三句话，每句话都不超过五个字。第二次是在松本太郎的宴会上，山本一郎端着酒杯走过来，脸上带着笑，眼睛却像刀子一样在他身上扫来扫去，问了他三个问题：郑副主任在76号主要负责什么？郑副主任以前在重庆做过什么？郑副主任对上海目前的治安形势怎么看？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一个比一个像审讯。他当时回答得很得体，不卑不亢，既不显得巴结也不显得抗拒，但心里清楚，山本一郎在试探他。
今天山本一郎单独见他，绕过李士群，直接打电话到76号。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山本一郎想干什么？想从他嘴里套出关于李士群的事？想拉拢他，在76号里安插自己人？还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想当面核实？不管是哪一种，他都必须小心应对。山本一郎不是李士群，也不是梁仲春，他是特高课的课长，手里掌握着整个上海日本特务系统的资源，要查一个人的底细，比76号方便得多。
吃完早点，他付了钱，走到街口拦了一辆黄包车。六点半的上海还没完全醒来，马路上的汽车不多，黄包车和自行车倒是不少，铃声和车夫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经过苏州河的时候，河面上漂着一层薄薄的水雾，对岸的仓库和厂房在雾里若隐若现，像是没睡醒的巨兽蹲在水边。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特有的腥味和工厂烟囱里飘出来的煤灰味。
到了76号门口，黄包车停下来。郑耀先付了车钱，整了整衣领，走进大门。门口站岗的还是昨晚那两个人，见他来了，啪地一个立正，举手敬礼。他点了点头，径直走进办公楼。走廊里的日光灯已经亮了，嗡嗡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他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掏钥匙开门。
办公室里还是昨晚走时的样子。桌上的文件夹原封不动地放着，烟灰缸里的烟头被清洁工收走了，桌面擦过了，但擦得不仔细，靠近笔筒的位置还有一圈茶杯底留下的水渍。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打开窗户透气。院子里的三辆卡车还在，车身上的露水在初升的太阳下闪着亮晶晶的光。轮胎底下的地面上有一小片水洼，是昨晚后半夜下的那场小雨留下的。
六点五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不是高跟鞋，是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声音，步伐很重，像是小跑。郑耀先把窗户关上，回到桌前坐下。几秒钟后，门被敲响了，敲得很急，咚咚咚三下。
“进来。”
梁仲春推门进来，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头上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帽子，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的脸上全是汗，尽管早晨的气温并不高，额头上却亮晶晶的，鼻翼两侧的汗珠一直在往下淌。他的呼吸有些急促，像是刚才跑了一段路。
“郑副主任，人都到齐了。”梁仲春把文件夹放在桌上，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行动处二十个人，加上司机六个人，一共二十六个人，全部在院子里集合完毕。车也检查过了，三辆车都加满了油，轮胎气压正常，备用轮胎和工具箱都在车上。武器也检查过了，二十个人每人配一支手枪，两个备用弹匣。另外还有两支冲锋枪，放在第一辆车上，以备不时之需。”
郑耀先翻开文件夹，里面是梁仲春用铅笔画的路线图，还有一页密密麻麻的人员名单和装备清单。他看得很仔细，从第一个名字看到最后一个名字，从第一项装备看到最后一项装备。看完之后，他合上文件夹，看着梁仲春。
“童虎在不在？”
“在。”梁仲春的喉结动了一下，咽了口唾沫，“他带队。这次他是我的副手，全程跟着我。”
郑耀先点了点头。童虎是梁仲春的小舅子，行动处的行动组组长，做事手脚麻利，枪法也好，就是脾气急躁，容易冲动。让童虎带队，梁仲春的意思很明白——这种要命的事，还是得用自己人。
“梁处长，我再跟你说一遍。”郑耀先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上海地图前面，用手指沿着地图上的一条红线划过，“你们的路线是从76号出发，走静安寺路往北，过新闸桥，走虹口方向。全程大概四十分钟。我在地图上标了三个观察哨的位置，分别在静安寺路和愚园路的交叉口、新闸桥北桥头、虹口仓库前五百米的拐角处。每个观察哨都有人二十四小时盯着，只要发现可疑情况，他们会用电话通知你。你在每辆车上都配了一个人专门接电话，电话线路我昨天已经让通讯科检查过了，不会有问题。”
梁仲春凑过来，看着地图上郑耀先用红笔标的那些小圆圈。“郑副主任，你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在路上动手，最有可能是在这三个地方？”
“不一定是这三个地方。”郑耀先的手指离开地图，转过身来，看着梁仲春，“这三个地方是我安排了人的地方。其他地方如果有人动手，我的观察哨看不到，就只能靠你自己。所以你要记住，这一路上不管经过什么地方，都不要放松警惕。特别是在路口拐弯的时候，车要减速，你要把枪保险打开，让你的人注意观察四周。如果有人拦住路，不管是什么理由，都不要停车。直接撞过去也好，掉头跑也好，总之不要停。”
梁仲春的嘴唇动了动，想要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只是用力点了点头。他的手在裤子口袋里摸了摸，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火的时候手有些抖，火柴擦了三下才擦着。
郑耀先看着他，等他把烟点着了，才继续说。“还有一件事，如果路上真的出了状况，你记住一条——物资可以丢，车可以不要，但你的人不能死。特别是你，梁处长，你必须活着回来。物资丢了，我们可以想办法再弄。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梁仲春抽了一口烟，烟雾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在早晨的阳光里翻滚。他咳嗽了一声，抬起头来，看着郑耀先的眼睛。“郑副主任，你放心。我梁某人虽然不是上阵打仗的料，但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你交代的事，我一定办好。”
郑耀先看着他，沉默了大约三秒钟，然后点了点头。“好。七点半准时出发。”
梁仲春掐灭只抽了两口的烟，把烟头扔进烟灰缸里，整了整帽子，转身走了出去。门在他身后关上的时候，郑耀先重新坐下来，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那头响了三声，有人接起来，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敲了两下话筒。
“七点半出发。”郑耀先对着话筒说，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三辆车，二十六个人。路线照旧。”
电话那头又敲了一下话筒，然后挂断了。
郑耀先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刚才那个电话，是打给他的上线陆汉卿的。陆汉卿是他在上海的唯一联系人，也是唯一知道“风筝”真实身份的人。他们之间的联络方式很简单：郑耀先打一个固定的号码，接电话的人不管是谁，都不会说话，只通过敲击话筒的次数来传递信息。刚才那两下敲击，一下是“收到”，两下是“已确认”。这是他们约定好的暗号，简单，但有效。
他睁开眼睛，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七点十分，还有二十分钟。
走廊里开始热闹起来。行动处的人在楼下院子里集合，脚步声、说话声、拉枪栓的声音混在一起，从打开的窗户里飘进来。有人在喊口令，有人在报数，还有人不知道说了什么笑话，引起了一阵哄笑。梁仲春的声音夹在中间，比平时高了几度，听起来像是在骂人，但又没有真的发脾气，只是那种紧张的亢奋。
郑耀先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的人。二十个行动处的人站成两排，都穿着便衣，有的是短衫，有的是长衫，颜色以灰色和黑色为主。腰里都别着手枪，枪套鼓鼓囊囊的。童虎站在队伍最前面，一边抽烟一边和梁仲春说话，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大概是路线图之类的。司机们蹲在卡车旁边，各自检查着自己的车。有人在用脚踢轮胎，有人在掀开发动机盖看里面的零件，还有人爬上车厢整理油布。
七点二十五分，梁仲春吹了一声哨子，让所有人登车。二十个人分成三组，分别上了三辆卡车。童虎上了第一辆，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梁仲春上了最后一辆，坐在车厢里，和那支冲锋枪待在一起。车门关上的声音很响，砰砰砰三声，像是什么东西撞击在铁皮上。发动机启动了，三辆卡车的排气管同时冒出黑烟，在院子里翻涌，柴油燃烧的气味灌满了整个院子。
郑耀先站在窗前，看着三辆卡车依次开出76号的大门。第一辆，第二辆，第三辆。每辆车经过大门的时候，站岗的卫兵都会立正敬礼。卡车拐上马路，加速，车身颠簸了一下，然后平稳下来，沿着马路往北开去。车顶上，清晨的阳光照在绿色的帆布上，泛着一层灰蒙蒙的光。
三辆车消失在路口拐角处的时候，郑耀先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七点三十二分。比预定时间晚了两分钟。
他放下手腕，转身回到桌前，拿起电话，拨了观察哨的号码。第一个观察哨，静安寺路和愚园路的交叉口。电话响了两声就有人接起来，接电话的人只说了一个字：“在。”
“车队刚出发，三辆车，二十分钟左右经过你那边。”
“明白。”
他挂了电话，又拨了第二个观察哨的号码。这次接电话的人连“在”字都没说，只是咳嗽了一声。
“车队二十分钟后经过第一个点，预计四十分钟后到你那边。”
咳嗽声又响了一下，然后电话挂断了。
再拨第三个观察哨。这次响了四声才有人接，接电话的人声音有些喘，像是刚跑回来。“喂？”
“三十分钟前有没有什么异常？”
“没有。一切正常。路口到现在只过去两辆黄包车和一辆卖菜的三轮。”
“车队四十分钟后到你那边。注意虹口方向过来的人。”
“明白。”
郑耀先挂掉电话，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嗒，嗒，嗒，节奏均匀。三个观察哨都到位了，电话线路畅通，人也没问题。这三个人都是他自己找来的，不是76号的人，也不是军统的人，更和地下党没有关系。他们是在上海地面上混饭吃的包打听，收钱办事，不懂政治，也不问原因。郑耀先通过中间人找到他们，每人给了五块大洋，让他们今天上午在这三个地方盯梢。五块大洋，对他们来说不是小数目，够一家老小吃半个月的。他们不会问东问西，只要钱到手，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蹲在那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马路。
这是他给自己留的后手。76号的人他信不过，军统的人他不敢用，地下党的同志更不能轻易动用。只有这些拿钱办事的局外人最靠得住，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也什么都不可能泄露。即便76号事后查起来，也查不到他头上——一个包打听，拿了钱在街角蹲了一上午，能查出什么？
八点钟，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少了。上班的人都进了各自的办公室，门一扇一扇地关上，谈话声被隔在门后，走廊重新安静下来。郑耀先从抽屉里拿出那份苏州河北岸的治安方案，翻开，从第一页开始看。这份方案他写得很快，只用了两个晚上，但里面的内容并不敷衍。苏州河北岸是上海治安最乱的地方之一，工厂多，码头多，仓库多，流动人口密集，帮会势力错综复杂，抗日分子的活动也最为频繁。76号一直想在那里搞一次大规模的清剿，但人手不够，经费不足，李士群又怕闹出大动静惹恼日本人，所以方案压了很久没有执行。
郑耀先把方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纸上做了几个标记。他在想，如果这份方案要实施，需要调动多少人，需要多少天的准备，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他不是真的在准备执行李士群的命令，而是在想，如果76号真的在苏州河北岸动手，他该怎么提前给地下党通风报信，让组织上有所准备。
但这都是押运结束之后的事。现在的头等大事，是梁仲春的押运队能不能安全到达虹口仓库，能不能安全回来。
九点一刻，第一个观察哨打来电话。郑耀先接起来，听筒里传来压低的声音：“车队刚过去，三辆，没问题。”
“好。”
九点四十分，第二个观察哨来电话：“过了新闸桥，正常。”
十点零五分，第三个观察哨的电话响了。郑耀先接起来的时候，听筒里的声音比前两个要多一些，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寻常的事。“郑先生，车队到了。进了仓库的院子。不过……”
“不过什么？”
“仓库门口多了一辆黑色轿车。不在你的名单上。”
郑耀先的手指在听筒上握紧了一下，但声音依然平静。“什么牌照？”
“看不清。停在仓库门口，离卡车大概二十米。车里好像有人，但车窗是黑的。要不要我靠近去看看？”
“不要。”郑耀先的话说得很快，但每个字都很清晰，“不要靠近。继续守着，远远地盯着。那辆车什么时候走，往哪个方向走，都记下来。不要惊动任何人。”
“明白。”
郑耀先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眉头皱了起来。虹口仓库是日本人的地盘，平时除了运货的卡车和日本人的军车，很少有其他车辆会停在那里。黑色轿车，停在仓库门口，车窗是黑的，车里有人——这不符合常规。如果那辆车是山本一郎派去的，或者是松本太郎的人，他们没有理由不提前打招呼。如果不是日本人，会是谁？军统的人？地下党的人？还是黑市上那些想打这批物资主意的帮会势力？
他不能派人去查。现在派任何人去仓库，都会引人注目。他也不能打电话给仓库的负责人，因为那个负责人是日本人，他只对山本一郎负责，不会向76号报告任何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等梁仲春把货卸完，离开仓库，给他打电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十点二十分，十点四十分，十一点。墙上的挂钟走得很快，钟摆每摆动一次，郑耀先的心脏就跟着跳一下。他给自己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掐灭了，又在烟灰缸里倒了一杯水，水把烟灰泡开，变成一圈灰黑色的污渍。他重新点了一支，抽到一半，又掐灭了。
十一点二十分，桌上的电话响了。郑耀先几乎是同时抓起了听筒。
“郑副主任。”是梁仲春的声音，声音里带着喘，像是一口气跑了好几步才接的电话，“货已经全部入库。仓库的人点过了，一件不少。现在兄弟们正在吃午饭，仓库提供了一个空房间，还送了两箱汽水来。吃完饭我们就往回赶。”
郑耀先握着听筒，停顿了一秒，然后问道：“入库顺利吗？有没有人刁难？”
“没有。”梁仲春的声音压低了一些，“仓库的那个日本主管今天心情不错，还亲自出来看我们卸货，跟我聊了几句。他说这批货山本课长很重视，再三交代不能出任何差错。我说那是当然，76号办事，从来不出差错。他点了点头，还让仓库的人给我们送水。”
“仓库门口是不是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电话那头的梁仲春沉默了一秒。“是有一辆。你怎么知道？”
“什么牌照？是谁的车？”
“不知道。”梁仲春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是在对着话筒耳语，“我问了仓库的翻译，他说他也不清楚，只说是今天一早停在那里的。车牌是挂的上海本地的民用牌照，不是日本人的军车牌照。不过车里的窗帘拉得很严实，看不到里面是谁。我让童虎去看了看，他说车门锁着，里面好像没人。”
“现在还在不在？”
“在。刚才我吃饭前看了一眼，还在。”
“你吃完饭回来的时候，注意看看还在不在。如果在，让人远远地盯着，不要靠近。”
“明白。”梁仲春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犹豫什么，然后才继续说，“郑副主任，你说这辆车有没有可能是冲我们来的？”
郑耀先握着听筒的手微微收紧。“如果是冲你们来的，刚才你们卸货的时候就应该动手了。仓库是日本人的地盘，周围都是日本兵，敢在这里动手的人，不是疯子就是有恃无恐。现在车还在，人没动，说明他们要么在等什么，要么目标不是你。”
“那是谁？”
“不知道。”郑耀先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你先吃饭，吃完饭赶紧回来。记住，回来的路和去的路不要完全一样。出了仓库往南多绕一个街区再上主路，这样如果有人跟踪，你能甩掉他们。”
“明白。”
郑耀先挂了电话，把手指从听筒上移开，发现手指上沾了一层汗。他用桌布擦了擦手指，点了一支烟，这一次他抽得很快，三口就把一支烟抽到了烟蒂。黑色轿车的事让他的神经重新紧绷起来。那辆车不在他的计划之内，也不在任何人的计划之内。它是一个变量，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东西，随时可能打乱所有安排。
他不喜欢变量。
十一点四十分，刘翻译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郑副主任，特高课那边又打电话来确认了，说山本课长下午两点准时在办公室等你。让你到了之后直接去二楼最里面那间。别走错了，二楼其他地方不让进。”
郑耀先接过文件，看了看，是特高课发来的正式约见函，上面盖着特高课的红色印章，山本一郎的签名在最后一行，字写得很有力道，笔锋像刀一样锋利。他把文件放在桌上，点了点头。“知道了。”
刘翻译没有马上走，站在门口，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郑耀先抬起头来看着他，目光平静而直接，像是一把没有出鞘的刀。刘翻译被这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摸了摸后脑勺，最后还是开口了。
“郑副主任，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昨天下午汪处长去了李主任办公室，关起门来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但是汪处长出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像是和李主任吵了架。她路过我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嘴里嘟囔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郑耀先这个人，迟早是个祸害。”
郑耀先没有动，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你确定你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我当时在整理文件，门开着，她路过的时候说这句话声音不大，但正好走廊里没人，所以听得很真。”刘翻译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额头冒出一层细细的汗珠，“郑副主任，我不是挑拨离间。只是……汪处长那个人你知道的，她要是盯上了谁，非要把那个人整垮不可。”
郑耀先看着刘翻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谢谢你。”
刘翻译走后，郑耀先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太阳已经升高了，院子里的水洼被晒干了，只剩下一圈一圈的水渍。卡车走了，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片被风吹落的树叶在地上打着转。汪曼春说他是个祸害，这句话不像是随口说的。以汪曼春的性格，她不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她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或者怀疑了什么，才会在李士群面前提到这件事。但她和李士群吵了架，说明李士群没有完全相信她的话。李士群这个人多疑，但多疑的人不会轻易做出判断，他需要证据，而汪曼春手里显然还没有过硬的证据。
但这不意味着他安全了。汪曼春不会就此罢休，她会在暗处盯着他，等着他露出破绽的总部。情报处是76号里最特殊的部门，它不负责行动，只负责情报，表面上权力不如行动处大，但实际上它掌握着所有人的秘密。汪曼春能在这个位子上坐稳，靠的不只是和李士群的关系，更是她的本事。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察觉到他的不对劲，说明她的嗅觉比一般特务要灵敏得多。
他需要更加小心，尤其是在今天。今天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押运队和山本一郎身上，没有余地再去应付汪曼春。如果他分心，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都可能被汪曼春抓住把柄。
十二点十分，走廊里又响起了高跟鞋的声音。嗒，嗒，嗒，节奏很慢，每一下之间隔了差不多两秒钟。郑耀先转身，面对着门口。汪曼春的脚步声经过他的办公室门口，没有停，继续往前走，往李士群办公室的方向去了。脚步声在李士群办公室门口停下来，门开了，又关上，一切重新安静下来。
郑耀先坐在椅子上，手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着。汪曼春又去找李士群了，这次会谈什么？是继续昨天的话题，还是有了新的发现？他没办法知道，也不能去打听。他能做的只是等待，等待汪曼春的下一步棋，然后再做出应对。
一点钟，桌上的电话响了。郑耀先接起来，是梁仲春的声音，听起来比上午平静了许多。“郑副主任，我们准备出发了。吃了饭，歇了半个小时，兄弟们精神状态不错。仓库门口那辆车还在，不过我刚才让童虎又去看了一次，车里还是没人，车门还是锁着。仓库的翻译跟我说，那辆车从天不亮就停在那儿了，到现在没动过。”
“司机是谁？”
“没看到司机。翻译说，他是天亮后来的仓库，来的时候车已经停在那里了。仓库的日本兵早上换岗的时候都绕开了那辆车走，好像知道那是谁的车，但没人说。”
郑耀先沉默了两秒钟。日本兵绕开走，说明他们知道车主是谁，而且车主的身份不低。但既然他们知道，为什么没人愿意说出来？是出于命令，还是出于恐惧？
“梁处长，你们回来的路线变了吗？”
“变了。按你说的，往南绕一个街区再上主路。大概十二点四十出发，一点半左右能到76号。”
“好。回来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给我电话。”
“明白。”
一点二十分，郑耀先站起来，穿上外套，整了整衣领。他需要提前出发去特高课。从这里到特高课的办公地点需要半个小时，他不想迟到。山本一郎是讲究时间的人，迟到一秒钟都会被他认为是一种不尊重。
他锁好办公室的门，下楼，走出76号大楼。院子里，阳光直直地照下来，地面上的水渍已经被完全晒干了，空气里有一股热烘烘的味道。他走到马路边，拦了一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儿，他说了声“特高课”，车夫的肩膀微微缩了一下，默默拉起车往北跑。
黄包车穿过热闹的街市，卖布的、卖菜的、卖糖葫芦的都在扯着嗓子吆喝，空气里混着油炸臭豆腐的味道、烤红薯的甜香和马粪的臭味。郑耀先坐在车篷下，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卖报的小孩，举着一叠报纸拼命地晃着一个穿长衫的男人的胳膊，嘴里叫着“先生买报，先生买报”。那个男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把小孩的手甩开，快步走了。小孩站在原地，揉着被甩疼的手腕，嘴巴瘪了瘪，又转身去追下一个路人。
郑耀先移开目光，看向前方。特高课的大楼已经在前面的街角露出了灰色的屋顶。那栋楼很好认，在整个虹口地区是最高的建筑之一，灰色的外墙，窗户很小，像碉堡一样坚固。楼顶上竖着一面太阳旗，在午后的风里懒洋洋地飘着。
一点五十分，黄包车在特高课的大楼前停下来。郑耀先付了车钱，下车，整了整衣领，朝大楼走去。门口站岗的日本兵拦住了他，用生硬的中文问他要干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特高课发给他的约见函，递了过去。日本兵接过去看了看，又看了看他，然后让开了一条路，用下巴示意他进去。
楼里很冷。不是温度低，而是那种冷是建筑本身散发出来的，灰色的墙壁，灰色的天花板，灰色的走廊，连灯光都是惨白惨白的。他的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每走一步都有回声，嗒，嗒，嗒，像是一条走廊有十个人同时在走路。二楼的楼梯口站着一个日本军官，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腰间挎着武士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看到郑耀先走上楼梯，用日语问了一句什么，郑耀先听不懂，只能把约见函又拿了出来。日本军官看了看，点了点头，用下巴指了指走廊尽头的那扇门。
郑耀先朝那扇门走去。走廊很长，两边都是紧闭的房门，门上没有名字，只有编号，用白色的油漆印在门框上方。经过其中一扇门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出一声尖叫，很短很尖，像是什么东西被撕裂的声音，然后是一连串日语的低吼，再然后是什么东西撞击在墙上的闷响。他没有停步，继续往前走。
走廊尽头那扇门和其他的门不一样，门比其他的门宽，门上的编号用红色的油漆印的，比其他的编号高了一截。他站在门前，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门。
门里传来一个声音，有些沙哑，但每个字的发音都非常用力：“请进。”
郑耀先推开门，走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