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诚是在丁默村被抓的当天夜里，把老周的办公桌翻了个底朝天的。他挑的时间很讲究——凌晨两点，整栋经济司大楼只有走廊尽头的值班室亮着一盏灯，值班的老头子喝了半斤黄酒，呼噜打得整条走廊都能听见。明诚没有开老周办公室的灯，用手电筒照着，一样一样地翻。老周的办公桌有三个抽屉。第一个抽屉里是办公用品，信纸、信封、回形针、印泥、两支毛笔、一块砚台。第二个抽屉里是文件，大多是秘书处的日常公文，按日期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份都有老周的签名和日期戳。明诚一份一份地翻，没有找到任何异常。第三个抽屉上了锁。他拿出一根细钢丝，在锁孔里拨了几下，锁开了。抽屉里只有一样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明诚把信封拿出来，手电筒的光照在信封上。信封上没有任何字，空白一片。他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东西。
是一叠照片。一共五张。
第一张拍的是经济司大楼的正门。角度是从马路对面的一栋楼里拍的，镜头微微仰起，把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拍得很清楚。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用钢笔写着日期和时间——正是三天前的下午。第二张拍的是明楼的车从经济司大门驶出。车牌号清清楚楚，驾驶座的车窗摇下来一半，能看到明诚的侧脸。第三张拍的是明楼在码头仓库门口下车。明楼穿着一件深色大衣，领子竖起来，正在往仓库门里走。明诚跟在身后，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第四张拍的是仓库的门从里面打开，开门的是那个五十多岁的码头工人——就是明楼每次去码头见的那个人。第五张拍的是明楼和明诚从仓库出来，明楼手里多了一个小铁盒。照片的右下角同样标注了日期和时间，和第一张是同一天。
明诚盯着这五张照片，手指在手电筒的光柱里微微收紧了。这些照片拍的是三天前明楼去码头仓库取情报的过程。从经济司门口到码头仓库门口，一路都有人盯着。拍照片的人很专业，角度刁钻，画面清晰，不是临时起意的外行。老周从哪里弄到这些照片的？他藏在抽屉里，准备交给谁？
明诚把五张照片装回信封里，把信封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他把老周的抽屉重新锁好，把细钢丝拔出来，关上抽屉，用手帕把抽屉把手上的指纹擦干净。手电筒的光扫了一遍桌面，确认一切恢复原状之后，他走到门口，侧耳听了听走廊里的动静。值班老头的呼噜声还在有节奏地响着。他拉开门，闪身出去，把门锁上，沿着走廊快步走到楼梯口，下了楼，从侧门出了经济司大楼。
凌晨的街道空无一人。路灯的光照在地面上，把他一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走了大约两百米，拐进一条小弄堂，在一扇小门前停下来。这是他在外面租的一个安全屋，除了明楼没有人知道。他开门进去，把门反锁，走到桌前，拧亮台灯，把那五张照片一张一张地摊在桌上。第一张。经济司正门。拍摄角度是从马路对面的二楼拍的。经济司对面是一排商铺，二楼有一家茶馆和一家裁缝铺。从这个角度判断，拍摄者是在茶馆靠窗的位置拍的。第二张。明楼的车。车子刚驶出经济司大门，拍摄者应该是从马路对面跟拍，位置在移动。第三张。码头仓库门口。这张的角度很刁——不是从正面拍的，是从侧面大约三十度角的位置，利用仓库旁边堆着的木箱子作为掩护拍的。拍摄者跟到了码头，而且提前找到了隐蔽位置。第四张。仓库门打开，码头工人露脸。这张拍得最清楚，那个工人的脸被拍了个正着。第五张。明楼拿着铁盒出来。铁盒在照片里只是一个模糊的小方块，但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明诚把五张照片翻过来。每张照片的背面右下角，都用钢笔写着日期和时间。笔迹工整，像是做过文书工作的人写的。他认得这笔迹——是老周的笔迹。老周在秘书处做了三年，每天经手的文件上都有这种工整的钢笔字。他不但收藏了这些照片，还在每张照片上做了标注。这说明他不是被动的接收者，他是主动的参与者。要么这些照片就是他拍的，要么是他安排了人拍，然后把照片收集起来，标注好，准备交给某个人。
某个人是谁？
明诚把照片收进信封里，锁进桌上的铁盒里。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把老周这个人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老周，周世安，四十二岁，浙江绍兴人。三年前经周佛海的远房亲戚介绍进入经济司秘书处。为人勤恳，话不多，从不迟到早退，从不跟人起冲突，是秘书处里最不起眼的一个。三年来经手的文件没有出过差错，明诚对他的印象一直是“可用但不可重用”。这样的人，是最适合潜伏的。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他在秘书处待了三年，每天都在收发文件、整理档案、安排车辆。他经手过的东西太多了——经济司的物资调配方案、限价草案、码头仓库的出入库记录、车辆调度记录。这些东西如果被他复制一份送出去，送到汪曼春手里，或者送到山本一郎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但老周没有把这些东西送出去。至少现在还没有。他只是在拍照，在收集，在标注。他像一个耐心的猎人，在一点一点地攒证据，等攒够了，一次性抛出来，把猎物钉死。猎物是谁？不是明诚。五张照片里，明诚只在第二张和第四张里出现了，而且只是侧脸和背影。镜头的焦点始终是明楼。老周盯的是明楼。
明诚睁开眼睛，看着台灯的光晕。汪曼春在盯明楼。老周也在盯明楼。老周是汪曼春的人吗？如果是，他为什么不直接把照片交给汪曼春，而是要藏在抽屉里？如果不是，那他替谁做事？
他忽然想起了郑耀先查到的那个车牌号。沪A-3728。经济司秘书处的车。老金从霞飞路一百一十七号拿了公文包，去了虹口的东和酒馆。五分钟后，沪A-3728到了酒馆门口。车上下来的人进了酒馆，二十分钟后出来。老金随后出来，公文包里的东西没有了。郑耀先判断，公文包里的东西交给了经济司的人。而经济司秘书处能调度这辆车的，只有两个人——明诚自己，和老周。
老周那天下午确实出去过一趟。他跟明诚说的是去虹口送一份文件。明诚当时没有多想，因为秘书处经常要往各处送文件，虹口的日本商行也是常去的地方。现在想起来，老周去虹口的时间，和老金去东和酒馆的时间，完全重合。
老周是汪曼春的人。他把公文包里的东西带回了经济司，但没有直接交给汪曼春。他藏起来了。和那些照片一样，他在攒。
明诚站起来，在狭小的房间里走了两个来回。房间太小，三步就到头，转身，再三步又到头。他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像一个被困在笼子里的动物。走了十几个来回之后，他停住了。
老周不能留。但现在不能动。动了老周，汪曼春立刻就会知道经济司已经察觉了她的渗透。她会换一条线，换一个更隐蔽的人，到那时候就更难发现了。老周必须留着，而且要让他继续以为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他在攒证据，那就让他攒。他攒的那些证据——照片、文件、车辆调度记录——在交到汪曼春手里之前，明诚要先看到。
怎么看到？
明诚重新在桌前坐下来。他拿出一张纸，用铅笔画了一张经济司秘书处的平面图。老周的办公桌在靠窗的位置，旁边是文件柜，对面是小刘的桌子。老周每天下班的时候，会把办公桌的抽屉锁好，钥匙随身带走。但他办公桌上有一个收文篮，里面放着当天收到的文件，这些文件第二天早上会分发到各处。收文篮没有锁。如果老周把准备交给汪曼春的东西暂时藏在收文篮的夹层里，或者藏在文件柜某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明诚就有机会在夜里拿到。但老周没有那么蠢。他抽屉里的照片是用信封密封好的，说明他很谨慎。一个谨慎的人，不会把要命的东西放在没有锁的地方。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在老周把东西交给汪曼春的途中截住。
老周和汪曼春怎么接头？通过老金？老金是汪曼春的锁匠，也是她的跑腿。上次公文包就是通过老金传递的。下次可能还是老金。如果盯住老金，就能知道老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把东西交出去。在交出去的途中截住，把东西换掉——换成假的，或者换成无害的。让汪曼春拿到的是被篡改过的情报，而原件落在明诚手里。这样既不会惊动老周，又能掌握汪曼春到底掌握了多少东西。
明诚把桌上的平面图揉成一团，划火柴烧掉。灰烬落进烟灰缸里，他用手指碾碎。然后他站起来，关了台灯，拉开门，走进了凌晨的黑暗里。
第二天上午，明楼照常到经济司上班。他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的时候，明诚端着茶杯进来，把门关上。他把茶杯放在明楼面前，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五张照片，放在桌上。明楼低头看了一眼，没有拿起来。他把照片一张一张翻过来，看了背面的标注，又翻回去。看完之后，他把照片整齐地叠成一摞，放在桌角。
“老周的抽屉里找到的。”
明诚说：“他抽屉里只有这些。但我怀疑他手里不止这些。他在秘书处三年，经手过的东西太多了。物资调配方案、限价草案的初稿、码头仓库的出入库记录、车辆调度记录，这些东西如果被拍了照或者抄了副本，落到汪曼春手里，我们就全完了。”
明楼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他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办公室里。他有安全屋。”
明诚说：“我让人查了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他在上海没有亲戚，租住在虹口一条小弄堂的亭子间里。地址我拿到了。”
明楼说：“亭子间里也不会有。他是个谨慎的人。真正的安全屋一定不在他的名下，也不在他日常活动的范围内。你查他没用，要查他接触过的人。他在上海三年，不可能没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可能就是替他保管东西的人。”
明诚想了想。“他平时在秘书处，跟谁都不太来往。只有一个人跟他走得近一些——财务处的老吴。两个人偶尔会一起去食堂吃饭，下班之后一起去喝过几次酒。老吴是财务处的老人，在周佛海时期就在了，背景应该没有问题。但也不排除老吴被老周利用了，替他保管东西，自己不知情。”
明楼说：“查老吴。不要惊动他。看他最近有没有异常——有没有突然多出来的开销，有没有跟平时不一样的行踪，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人。”
明诚点头。“我今天就安排。”
明楼把照片拿起来，递给明诚。“放回原处。不要让他察觉有人动过。”
明诚接过照片，犹豫了一下。“大哥，老周是汪曼春的人，这一点基本可以确定了。汪曼春通过老金把东西交给老周，让老周藏在经济司。老周同时还在收集你的行踪，拍照存证。汪曼春这是在布一张网。网还没有收紧，但丝已经缠上来了。我们不能一直等着。”
明楼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明诚刚沏的，龙井，水温刚好，茶叶在杯底舒展开来，碧绿的。他放下茶杯，看着明诚。
“你记不记得，在巴黎的时候，有一个教我们密码学的老先生，叫杜邦。他讲过一句话——最好的防守，不是堵住敌人的每一条路，而是让敌人走上你替他选好的那条路。”
明诚说：“我记得。他还说过另一句话——让敌人走上你选的路，前提是你知道敌人想要什么。”
明楼说：“汪曼春想要什么？”
明诚想了想。“她想要证据。证明你有问题的证据。”
明楼说：“她为什么想要这个证据？”
明诚沉默了。他知道答案，但他不愿意说出来。明楼替他说了。
“因为她不想相信我有问题。她查我，不是因为恨我，是因为她的直觉告诉她我有问题，而她的感情不愿意接受这个直觉。所以她一直在找证据——找能证明我有问题的证据，也找能证明我没有问题的证据。她让老金往经济司送东西，让老周收集我的行踪，不是要立刻置我于死地。她是在攒。攒到足够多的时候，她会来找我。不是以情报处处长的身份，是以汪曼春的身份。她会把证据摆在我面前，问我一句——你到底是谁。”
明诚的手指在腿侧攥紧了。“大哥，如果她真的来问你，你怎么回答？”
明楼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转头看着窗外。院子里的桂花树已经开始落了，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金黄。阳光照在落叶上，亮晃晃的，像碎金子。
“阿诚，老周拍的这几张照片，拍到码头工人了。那个人的脸，清清楚楚。这张照片如果落到山本一郎手里，码头那个人活不过三天。汪曼春不会把这张照片交给山本一郎，因为她要攒着。但老周不一定。老周是汪曼春的人，但他替汪曼春做事的方式，和汪曼春想的不一样。他在每张照片后面标注日期和时间，像是在写工作日志。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报人员，他更像一个——记录者。他在替某个人做记录。那个人不一定是汪曼春。”
明诚的眉头皱起来。“不是汪曼春？那是谁？”
明楼的手指在茶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特高课有一个部门，叫档案课。专门收集、整理、归档所有监控对象的信息。他们不负责抓人，只负责记录。每一个人、每一个地点、每一次接头、每一辆车、每一个车牌号，全部记录在案。他们的档案室里，堆满了这种标注着日期和时间的照片。老周的手法，和特高课档案课的手法一模一样。”
明诚的心沉了一下。“你是说，老周是特高课的人？不是汪曼春的人？”
“他可能同时是两个人的人。汪曼春用他收集我的情报，特高课也用他收集我的情报。汪曼春以为他是自己的私人眼线，特高课以为他是安插在76号外围的棋子。他自己呢？他可能两边拿钱，两边交差。所以他才要把东西攒着——同样一份情报，他可以卖给汪曼春，也可以卖给特高课。谁出的价高，他就给谁。”
明诚的后背一阵发凉。如果明楼的分析是对的，那老周就不只是一个潜伏的特务，他是一个双面线人。这种人在上海滩是最危险的存在——因为他们没有立场，只有价格。今天可以把情报卖给汪曼春，明天就可以卖给山本一郎，后天如果有人出更高的价，他可以同时卖给双方。而他在秘书处待了三年，手里掌握的东西，足够把整个经济司炸上天。
“大哥，老周必须尽快处理掉。”
明楼摇头。“处理他容易。但处理了他，汪曼春和山本一郎都会知道经济司有问题。一个在秘书处待了三年的老文书突然消失，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号。他们会把经济司翻个底朝天。到那时候，我们藏得再深，也经不起翻。”
明诚说：“那怎么办？”
明楼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三下。然后他停住了。
“既然他是两边卖，我们就让他卖。但他卖的东西，我们来定。”
明诚看着他。
“汪曼春想要证据，我们就给她证据。但不是她想要的那种证据。她想要证明我有问题的证据，我们就给她证明我没有问题的证据。她想要证明我有问题的证据，是因为她的直觉告诉她我有问题。如果她拿到的证据全部指向我没有问题，她的直觉就会和证据打架。一个人在内心打架的时候，是最脆弱的。她会犹豫，会怀疑自己的判断，会把已经收拢的网重新松开。我们需要的，就是她松开的那一瞬间。”
明诚想了想。“怎么给她？”
明楼说：“通过老周。老周不是两边卖吗？他卖给汪曼春的东西，我们替他准备好。他以为自己拿到了真货，其实是我们让他拿到的。汪曼春收到了，以为是真货，其实是我们做好的。这层窗户纸，我们不捅破，让老周自己去捅。他捅破了，汪曼春就会怀疑他拿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一个双面线人，一旦被自己的买家怀疑，他的价值就归零了。到那时候，不用我们动手，汪曼春自己就会处理他。”
明诚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沉下来。“这个办法好。但有一个问题——老周在秘书处待了三年，他经手过真的文件，知道真的文件长什么样。我们给他假的，他如果认出来了，就不会交给汪曼春。”
明楼说：“所以不能全给假的。要给七分真，三分假。真的是他本来就能接触到的东西——物资调配的数字、限价的幅度、码头仓库的出入库时间。这些东西，他三年来看过无数遍，一眼就能认出真假。我们给他真的。假的那三分，藏在最不起眼的细节里——一个日期，一个人名，一个地点。他认不出这三分假，汪曼春也认不出。等汪曼春按照这三分假去查的时候，查到的结果和证据对不上。她就会回过头来怀疑老周给她的东西。”
明诚在心里把这个方案推演了一遍。七分真，三分假。老周认不出假的部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真版本——那三分假涉及的是明楼单独掌握的核心机密，老周在秘书处的级别根本接触不到。汪曼春也认不出假的部分，因为她在经济司没有别的眼线可以核实。等她派人去查那三分假的内容时，会发现查无此事。那时候她就会怀疑老周在糊弄她。以汪曼春的性格，一旦怀疑身边的人在糊弄她，她不会立刻翻脸，但会开始用别的方法试探。老周感觉到了试探，就会慌。人一慌，就会出错。出错了，就会把自己暴露出来。
“这个方案，需要一个引子。”明诚说。“老周现在攒的东西还不够多，他还没有到要出手的时候。我们要让他尽快出手，就得给他一个让他觉得‘再不卖就来不及了’的信号。”
明楼点了点头。“这个信号，我们来给。”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棵桂花树。树上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在风里瑟瑟地抖着。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
“三天之后，经济司要往苏北调一批粮食。这批粮食的数量、路线、交接地点，我会做两份方案。一份是真的，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一份是假的，通过正常的公文流转送到秘书处，让老周有机会接触到。假的那份里，粮食的数量比真的少了两百袋，路线绕了一个不必要的弯，交接地点也改了。老周拿到这份假的，会以为拿到了真东西。他会急着出手。因为粮食调运是有时间窗口的，过了这个窗口，情报就贬值了。他会去找汪曼春。”
明诚说：“他找汪曼春，一定会通过老金。我让人盯住老金。老金一动，我就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接头。在他们接头的途中，我把假的换成——换成什么？”
明楼说：“换成另一份假的。”
明诚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老周拿到的第一份假方案，是他以为的真方案。他把这份方案交给老金，老金在送交汪曼春的途中，明诚的人把这份方案换成另一份假方案。第二份假方案里，粮食的数量、路线、交接地点又变了，变成和真方案完全不同的另一套东西。汪曼春拿到的是第二份假方案。她会派人按照这份方案去堵截粮食。等她的人扑了个空，她就会怀疑老周给她的情报有问题。而老周会坚持说自己给的情报是真的，是传递途中被人掉了包。两个人会互相猜疑。汪曼春会怀疑老周在耍她，老周会怀疑汪曼春身边有人出卖了他。他们的联盟会出现裂缝。裂缝一旦出现，就会越来越大。
明诚在脑子里把这条线从头到尾捋了一遍。老周从经济司拿到假方案——交给老金——老金在途中被明诚的人调包——汪曼春拿到被调包后的方案——按照方案行动——扑空——怀疑老周。每一个环节都有风险，但每一个环节都设计了容错的空间。最关键的是调包的环节。必须做得天衣无缝，不能让老金察觉。老金是锁匠出身，眼力极好，手指上的感觉比一般人灵敏得多。公文包被打开过、信封被拆过、火漆封印被破坏过，他都能发现。
“调包的人，需要找一个和老金水平相当的。手法要干净，时间要短。”
明楼说：“你心里有人选吗？”
明诚想了想。“有一个人。军统上海站的老手，绰号‘佛手’，专门做调包的活儿。当年在南京的时候，日本人封城搜查，他扮成邮差，把一份情报从日本宪兵鼻子底下调了包，日本人愣是没发现。后来因为一次行动失败，和军统失去了联系，现在在上海隐姓埋名，做钟表匠。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他欠我一个人情。”
明楼说：“可靠吗？”
明诚说：“可靠。他不是军统的核心，只是一个技术工匠。当年军统用完他就扔了，他心里有怨气。我找他做这件事，他不会多问。”
明楼点了点头。“找他。今天就去。告诉他，事情办成了，我给他一笔钱，足够他离开上海，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明诚转身要走，明楼叫住了他。
“还有一件事。码头那个工人，照片拍到他的脸了。通知他，让他换一个地方。码头不能再待了。给他一笔安家费，让他回苏北老家去。”
明诚说：“他未必肯走。他在码头上待了十几年，那里是他的根。”
明楼沉默了几秒。“那就告诉他，不走，照片上他的脸会被送到特高课。特高课的人拿着照片到码头找人，他跑不掉。他跑了，他家里人要受牵连。让他自己选。”
明诚点了点头，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他遇到了正要下楼的老周。老周手里拿着一叠文件，看到他，微微弯了弯腰。
“明处长。”
明诚的脸上没有任何异样。“老周，虹口那份文件送到了吗？”
老周说：“送到了。昨天下午送到的。对方签了回执，回执在我桌上，一会儿我拿给您。”
明诚说：“不用了。送到了就行。”
两个人擦肩而过。明诚走下楼梯，皮鞋踩在水磨石台阶上，发出均匀的声响。他的后背能感觉到老周的目光。那目光停留了大约两秒钟，然后移开了。明诚没有回头。他走出经济司大楼，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门口的岗哨给他敬了个礼，他点了点头，上了一辆黄包车。
“法租界，迈尔西爱路。”
黄包车夫拉起车把，跑了起来。车轮在青石板上滚动着，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明诚坐在车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五张照片。照片的边角硬硬的，戳着他的指腹。
与此同时，在76号的办公室里，郑耀先正在看老宋递进来的第二张纸条。纸条是今天早上买栗子的时候夹在纸包里的，上面只有一行字，是老宋歪歪扭扭的笔迹：“昨晚盯着你窗户的两个人，今晚换成了三个人。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街角，车号沪B-6843。”
郑耀先把纸条烧掉，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三个人。昨晚还是两个，今晚变成了三个。还多了一辆车。沪B-6843。他对这个车牌号没有印象。不是特高课的车——特高课的车大多是沪A的牌照。不是76号的车——76号的车他全部认识。沪B是上海市区普通民用车的牌照，但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一辆普通民用车不会在街角停一整夜。车是专门来盯他的。
谁的人？汪曼春的人手不够同时盯他和明楼两线。山本一郎的人力主要集中在南市电台案和军统物资线上。李士群如果要盯他，不会用自己的车——李士群在76号外面还有一套私人的班底，都是生面孔。还有一拨人——那个给他递纸条的人。那个人能提前知道老金的行动，能抢在特高课前面转移丁默村的家属，能在汪曼春往他办公室里放子弹之前就预警。那个人手下有人，有车，有情报来源。老宋说盯他窗户的人换成了三个，还多了一辆车。这拨人，和前面那拨盯着他的人是同一拨吗？还是说，现在同时有两拨人在盯着他？一拨是汪曼春或山本一郎的人，另一拨是那个神秘的人。
如果是这样，那他的处境比之前判断的更复杂。他不仅要防着汪曼春和山本一郎，还要应对那个不知是敌是友的第三方。那个人虽然帮过他，但一个能在上海滩调动车辆和人手、能抢在特高课前面转移人犯家属、能掌握汪曼春行动计划的人，他的能量远远超过一个普通的潜伏者。这样的人，如果是朋友，是最好的朋友。如果是敌人，是最可怕的敌人。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马路对面，老宋的摊子前没有人买栗子。老宋坐在摊子后面的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炉子。摊子左边大约三十米的地方，电线杆下面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和昨天那个人不是同一个——昨天的穿深蓝色工装，今天这个穿灰色长衫，戴着一顶礼帽。他的站姿很放松，不像是在等人，更像是在晒太阳。但郑耀先注意到，他手里的报纸从头到尾没有翻过页。
摊子右边大约五十米的地方，街角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牌号看不太清，但车身在阳光下反射出一种沉沉的暗光。车窗关着，看不到里面有没有人。
三个人。一左一右一车。把他办公室的窗户看得死死的。
郑耀先放下窗帘。他走回桌前坐下，拿起电话，拨了孙福来的号码。电话响了四声，孙福来接了。
“孙福来，今天中午送饭，你给小孙带一句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孙福来的声音压得很低。“郑副主任，小孙昨天已经被特高课提走了。”
郑耀先握着听筒的手指猛地收紧了。“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您去特高课对质的时候，山本一郎的人直接来76号提的人。马组长签的字。说是特高课要问话，问完就放回来。但到现在还没放回来。”
郑耀先的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炸了一下。山本一郎昨天上午在对质的时候提到小孙，下午就直接来76号提人了。他没有通知郑耀先，甚至没有通知李士群——如果李士群知道，李士群不会不告诉他。山本一郎绕过了76号的正常程序，直接找马组长签字提人。马组长是行动处的人，但他是李士群一手提拔的，按理说特高课来提人，他应该先报告郑耀先。他没有报告。为什么？两种可能。要么是山本一郎用特高课的身份压他，他不敢不签。要么是他被人授意了——授意他的人，可能是李士群。
郑耀先放下电话。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两下，三下。敲到第四下的时候，他停住了。
李士群昨天上午在特高课对质的时候，当着他的面说，让他两天之内把小孙交出来。但当天下午，山本一郎就直接来提人了。李士群知道这件事吗？如果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郑耀先？如果不知道，山本一郎为什么能绕过李士群直接找马组长签字？76号的人事和行动，名义上都要经过李士群。马组长签字放人，如果没有更高层的默许，他不敢。
郑耀先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个来回。走到第三个来回的时候，他停住了。
小孙被提走，意味着他失去了对小孙的控制。小孙在特高课的审讯室里，没有他递进去的话，没有他安排的后路，一个人在刑讯室里面对山本一郎的人。小孙能撑多久？他撑不住。不是因为他不硬气，是因为他没有准备。郑耀先原本计划今天让孙福来把话递进去，告诉小孙咬死“笔误”，告诉小孙外面有人在保他。这些话递进去了，小孙心里有底，就能撑得久一些。但山本一郎提前动手了。话没有递进去。小孙在审讯室里，面对刑具，面对审讯官的问题，他唯一的参照就是自己的本能。本能会让他说出什么？
郑耀先坐回椅子上。他的手放在桌面上，手指微微收拢，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他在用全部的自制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在谍战的世界里，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你自己阵脚的松动。一旦松了，就会接连出错。一个错误连着另一个错误，最后整条线崩溃。他现在不能松。
他闭上眼睛，做了三次深呼吸。第一次，吸进的是办公室里混着槐树气味和旧纸张味道的空气。呼出去。第二次，吸进的是桌上那包糖炒栗子残留下来的焦糖味。呼出去。第三次，吸进的是窗外飘进来的隐约的煤烟味。呼出去。
三次呼吸之后，他睁开眼睛。手指松开了。
小孙被特高课提走，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他改变不了。他现在能做的，是应对小孙可能招供带来的一切后果。小孙知道什么？知道粮食调换的事——那批粮食是他亲自带人调换的。知道丁默村的信是他放进阿贵工棚的。这两件事，任何一件被小孙在审讯室里说出来，都会直接要郑耀先的命。
但小孙不知道郑耀先是共党。在小孙眼里，郑耀先是76号的副主任，是替汪伪政府做事的汉奸。粮食调换和放信，在小孙看来，可能是郑耀先和梁仲春之间的某种利益交换，或者是76号内部的权力斗争。小孙只是一个跑腿的，他不会去想这些事背后更大的图景。他在审讯室里会说出来的，是他经手的具体事实——某月某日，郑副主任让我带人从码头押运的粮食里抽出一百袋，送到了某某地方。某月某日，郑副主任让我去码头工人宿舍三号工棚，把一封信塞进阿贵铺位的床板缝里。
这些事实本身，就足够定郑耀先的罪了。
郑耀先站起来，打开抽屉，拿出那把备用的勃朗宁手枪。枪身擦得锃亮，在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的阳光中泛着幽蓝的光。他把弹夹卸下来，检查了一遍，又推上去。然后把枪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不是要用，是要有。在76号，在特高课，在汪伪政府的任何一个角落，一个人的命有时候就取决于他身上有没有枪。有枪，不一定能活。没有枪，一定活不了。
他把抽屉关上。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是李士群的声音。
“耀先，来我办公室一趟。”
郑耀先放下电话，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块一块的光斑。他踩着光斑走过去，步子很稳。李士群的办公室门开着，他敲了敲门框，走进去。李士群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里堆着好几个烟头。看到郑耀先进来，他指了指椅子。
郑耀先坐下。李士群没有说话，先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烟雾在他面前升起来，在日光灯下变成淡蓝色的一团。
“小孙被特高课提走了。你知道了吧。”
“刚知道。”
李士群弹了弹烟灰。“山本一郎昨天下午直接找的马组长。马组长签了字，放的人。他没有报告你，也没有报告我。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这件事。”
郑耀先看着李士群。李士群说的是“今天早上我才知道”，但郑耀先不确定这是真话。李士群这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话和心里想的事，永远是两层皮。他说今天早上才知道，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如果是假的，那就意味着让马组长放人的就是他本人。他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试探郑耀先的反应？还是为了在郑耀先和小孙之间制造一道裂痕，看郑耀先会不会因为小孙被抓而慌乱？
“李主任，小孙在特高课里，能撑住吗？”
李士群抽了口烟，没有马上回答。他把烟夹在手指间，看着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看了几秒钟，他把烟按在烟灰缸里。
“撑不住。他在码头上扛过三年货，身板不算差。但特高课的刑讯室，不是靠身板就能撑过去的。梁仲春那样的老江湖，在里面都没撑过三天。小孙，最多一天。”
郑耀先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收拢了一下。李士群说“最多一天”。小孙是昨天下午被提走的，到现在已经快一天了。如果李士群的判断是对的，小孙现在可能已经开口了。
“他开了口，会说出什么？”
李士群看着郑耀先。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审视，不是怀疑，而是一个老特务在看着另一个特务走进陷阱时的那种平静。他知道陷阱在哪里，但他不会告诉你。不是因为他想害你，是因为他要看你有没有本事自己爬出来。爬出来了，你才有资格继续跟他坐在一张桌子上。爬不出来，你就只是一颗被吃掉的棋子。
“他替你办过什么事，就会说出什么事。”
郑耀先迎着李士群的目光。“李主任，小孙替我办过的事，都是在76号的规矩之内办的。物资押运，人员盯梢，档案调阅，都是公务。他说不出什么。”
李士群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他听出了郑耀先这句话里的两层意思。第一层，否认——小孙没有替我办过见不得人的事。第二层，警告——如果小孙说出了什么，那一定不是替我办的，是替别人办的。那个别人是谁？李士群自己心里清楚。行动处的每一个人，归根结底都是替他李士群办事的。小孙经手的每一件事，最终的责任人都是李士群。如果郑耀先因为小孙的供词倒了，李士群也脱不了干系。这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郑耀先在提醒他——保我，就是保你自己。
李士群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忽然笑了。不是大笑，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他重新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
“耀先，你比梁仲春聪明。梁仲春在审讯室里把所有人咬了个遍，以为咬的人越多，自己越安全。他不知道，咬的人越多，想让他死的人就越多。你不一样。你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跟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心里有杆秤。”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郑耀先。窗外的阳光照在他身上，在地面上投下一个长长的影子。
“小孙的事，我去跟山本一郎交涉。人是76号的人，特高课不经过我直接提人，坏了规矩。山本一郎要问话可以，但必须在76号的人在场的情况下问。我会让汪曼春去旁听。汪曼春虽然跟我不是一条心，但她毕竟是76号的情报处处长。她在场，山本一郎的审讯手段会收敛一些。小孙在里面也能少受点罪。”
郑耀先说：“多谢李主任。”
李士群转过身。“不用谢我。我不是在保你，我是在保76号的脸面。特高课今天能绕过我提小孙，明天就能绕过我提你，后天就能绕过我提我。这个口子不能开。”
郑耀先站起来。李士群挥了挥手，他转身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阳光已经移动了位置，光斑从地面的左边移到了右边。他踩着新的光斑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
李士群要去跟山本一郎交涉。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汪曼春旁听审讯，山本一郎的审讯手段确实会收敛一些——不是因为他怕汪曼春，而是因为汪曼春在场，他的一些最残酷的手段不方便用。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有时候也要维持一种表面的文明。坏事是，汪曼春旁听审讯，意味着她会第一时间知道小孙说了什么。如果小孙说出了丁默村的信是他放的，汪曼春立刻就会把整件事串起来——梁仲春改口供、阿贵工棚里的信、郑耀先在特高课对质时的从容。她会发现这一切都是郑耀先布的局。到那时候，她就不会再盯着丁默村了。她会把所有的火力重新对准郑耀先。
郑耀先坐在椅子上，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把勃朗宁手枪的枪柄。枪柄是胡桃木的，磨得光滑温润，带着他体温的热度。他把枪拿出来，放在桌上。枪口对着墙壁，墙壁上挂着一幅上海市地图。地图上用红笔标着一些点——特高课，76号，经济司，码头，火车站，虹口，法租界。这些点连起来，就是他在上海的全部世界。
他看着那把枪，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枪重新装回口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