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得稀稀拉拉，花瓣边缘已经泛黄卷边，显然很久没有人打理过了。郑耀先跟着梁太太穿过院子的时候，注意到墙角堆着几个空花盆，盆里的土干裂成了龟壳纹路，一株枯死的茉莉斜插在土里，枝干灰白。这些东西不会说话，但比人会说话——一个家里的女人如果连院子里的花都不打理了，说明这个家的主心骨已经断了。
梁太太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布旗袍，袖口磨得发白，头发随便在脑后挽了个髻，有几缕散在耳边。她没有戴首饰，耳朵上的耳环眼空着，手指上也没有戒指。这和郑耀先记忆中梁仲春太太的样子完全不同。去年中秋节76号聚餐，梁仲春带太太出席，那时候她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缎面旗袍，耳朵上戴着翡翠耳坠，手腕上一只和田玉镯子，见人就笑，笑得很热闹。现在她站在客厅里，背对着窗户，脸上的皱纹比去年深了一倍，眼睛下面两团青黑，像是好几天没有合眼。
客厅里的家具还是那些家具——红木沙发，大理石茶几，墙角的花梨木多宝阁上摆着几只花瓶和一座西洋座钟。但东西的位置都变了。多宝阁上的花瓶少了一只，原来放花瓶的地方空着，落了一层薄灰。茶几上的茶具也不全了，只剩一把茶壶和两只不配套的茶杯。窗帘换过了，不是去年那套绛紫色的丝绒窗帘，换成了粗蓝布的，拉得严严实实。一个女人在丈夫被抓之后，把家里的窗帘从丝绒换成粗蓝布，这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不引人注目。丝绒窗帘是有钱人家的东西，粗蓝布是普通人家的东西。她在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普通人。
梁太太在沙发上坐下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郑耀先坐下。她没有给他倒茶，也没有寒暄，只是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他，等着他开口。那种眼神不是警惕，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被反复敲打过后的麻木。汪曼春的人来过，特高课的人来过，巡捕房的人也来过。她已经习惯了有人上门，习惯了坐下来接受盘问。她甚至不需要对方先开口，她知道流程——先是亮身份，然后是“配合调查”，然后是“你丈夫的事你知不知道”，然后是翻箱倒柜。郑耀先今天来，她以为也是这套流程。
但郑耀先没有按流程走。
“梁太太，我今天来，不是替76号办事。”他说。
梁太太的眼神动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这种话她听多了。汪曼春的人来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梁太太，我们是来帮你的，只要你配合。”配合完了，东西翻走了，人也没放。
郑耀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推到梁太太面前。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一叠钞票。梁太太看了一眼信封，没有伸手。
“上次汪处长来，也放了钱。”她说，声音很平。“我没收。她的人还是把家里翻了一遍。”
郑耀先说：“这个钱不是76号的，是我自己的。梁处长在76号的时候，帮过我不少忙。他出了事，我不能不管。钱不多，够你和孩子用一阵子。”
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把信封拿起来。她没有数，也没有收起来，只是拿在手里，低着头看着信封上写的字。信封上什么都没有写，空白的。她看了一会儿，把信封放在膝盖上。
“郑副主任，您想问什么就问吧。我能说的都说。”
郑耀先说：“我不问梁处长的事。他的事，我在76号都看过档案了。我今天来，是想问另外一件事。”
梁太太抬起头。
郑耀先说：“梁处长出事之前，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让你保管的。”
梁太太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细微的变化。不是慌乱，而是一种被触及了某个角落的警觉。她的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收拢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没有。”她说。“他从来不把外面的事带回家。”
郑耀先没有追问。他靠在沙发背上，目光从梁太太脸上移开，慢慢地扫过客厅里的每一样东西。多宝阁上空着的那个位置。茶几上不配套的茶杯。换过的窗帘。墙角那盆枯死的茉莉。他的目光移动得很慢，像是在看，又像是在想。梁太太坐在他对面，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摩挲着，没有说话。
客厅里很安静。西洋座钟的钟摆在玻璃罩里一下一下地晃着，发出沉闷的咔嗒声。院子里传来鸟叫，是一只麻雀落在了枯茉莉的花盆上，叫了两声又飞走了。
“梁太太，我在76号分管行动处。”郑耀先开口了，声音不高，像是闲聊。“梁处长是我的下属，也是我的同僚。他做的事，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但他这个人，我了解。他不是一个会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人。保险柜里的东西，是给外人看的。真正要紧的东西，他不会放在办公室，也不会放在保险柜里。他会放在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或者——只有自己最亲近的人知道的地方。”
梁太太的手指在信封上停住了。
郑耀先继续说：“汪曼春的人来过了。他们翻了保险柜，翻了办公室，翻了这里。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这说明两件事。第一，梁处长确实藏了东西。第二，他们没找到。”
梁太太抬起头，看着郑耀先。她的眼睛里多了一层东西，不是麻木，也不是警惕，而是一种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积攒下来的犹豫。她的嘴唇动了动，又闭上了。
郑耀先没有催她。他拿起茶几上那把茶壶，看了看。茶壶是宜兴紫砂的，壶身上刻着一枝梅花，刀法老练，是件好东西。他把茶壶放回去，手指在壶盖上轻轻碰了一下，壶盖和壶身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
“这把壶，是梁处长从无锡带回来的吧。去年中秋他跟我说过，说在无锡买到一把好壶，一个老艺人纯手工做的，花了五十块大洋。”
梁太太的眼神软了一下。不是因为茶壶，是因为郑耀先提到了去年中秋。那是她被反复盘问的这两个星期里，第一次有人用“去年中秋”这个词，用的是过去的、正常的、她丈夫还在家里的那种语气。汪曼春的人来，用的是审问的语气。特高课的人来，用的是命令的语气。郑耀先用的是聊天的语气。三种语气，三种身份。她听得出区别。
“郑副主任。”梁太太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老梁在里面，会不会死？”
郑耀先看着她。“只要我在外面，他就不会死。”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不是承诺，不是保证，而是一种陈述。像是一个人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的陈述。梁太太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多宝阁前，伸手把上面那只西洋座钟拿了下来。座钟下面压着一把钥匙，黄铜的，很小。她把钥匙拿起来，握在手心里，转过身看着郑耀先。
“老梁出事前三天，回来过一次。那天晚上很晚了，孩子都睡了。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坐了很久。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让我去睡。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他已经在门口穿鞋了。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如果哪天我回不来了，卧室床底下那个樟木箱子，你不要打开。会有人来取的。”
郑耀先的心跳重了一拍。
“有人来取。他说了是谁吗？”
梁太太摇头。“没说。只说会有人来取。那个人会说出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说对了，就把箱子给他。”
郑耀先没有说话。他的脑子里在飞速运转。梁仲春在出事前三天回过家，半夜坐在客厅里，第二天早上留下一句话。这说明他在出事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他不是突然被抓的，他是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抓。那个樟木箱子，是他预留的后手。箱子里的东西，就是他的保命符。他没有告诉老婆箱子里是什么，是为了保护她——知道了反而危险。他说会有人来取，说明他在外面还有一个人，那个人知道箱子里有什么，会在适当的时候来取走箱子。但那个人是谁？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箱子还在吗？”郑耀先问。
梁太太没有回答。她握着那把钥匙，站在多宝阁前，脸上的表情在昏暗的光线里看不太清楚。西洋座钟的咔嗒声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一下一下，像是有人在敲门。
“汪曼春的人来搜过。特高课的人也来搜过。他们把卧室翻了个底朝天。”梁太太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床底下那个箱子，他们打开过。里面是几件旧衣服，一床棉被。他们翻了翻，扔在地上就走了。”
郑耀先看着她。
梁太太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得意，也不是庆幸，而是一个女人在独自守着一个秘密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有人可以说的那种复杂的情绪。她握着那把钥匙，转身朝楼梯走去。
“跟我来。”
郑耀先站起来，跟着她上了楼。楼梯是木制的，踩上去吱呀作响。二楼的走廊很窄，两边是卧室和书房。梁太太走到走廊尽头的那间卧室门口，推开门。这是主卧室，比楼下的客厅小一些，但收拾得比客厅整齐。一张红木大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米黄色的。衣柜靠墙立着，柜门关着。窗帘也是粗蓝布的，拉得严严实实。床底下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梁太太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柜子里挂着几件男人的长衫和女人的旗袍，叠着几床被子。她把被子一床一床搬出来，放在床上。搬到最后，柜子的背板露了出来。那是一块大约两尺见方的木板，颜色和柜子其他部分一样，接缝处严丝合缝，看不出任何异常。
梁太太把手伸进柜子里，在背板的右下角按了一下。咔嗒一声轻响，背板弹开了一条缝。她用手指扣住缝隙，把背板拉开。背板后面是一个暗格，大约一尺深，里面放着一只樟木箱子。箱子不大，两尺来长，一尺多宽，一尺多高，箱体是樟木原色，没有上漆，木纹清晰可见。箱盖上挂着一把铜锁。
梁太太把箱子搬出来，放在床上。然后她把那把黄铜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锁开了。她没有打开箱盖，而是往后退了一步，看着郑耀先。
“老梁说，会有人来取。那个人会说出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她的声音很轻。“郑副主任，你能说出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郑耀先看着那只樟木箱子。梁仲春没有告诉他箱子里有什么，也不可能告诉他。他和梁仲春的关系，没有深到梁仲春会把保命符的内容告诉他的程度。梁仲春说的“会有人来取”，那个人一定不是他。梁太太把箱子拿出来，把钥匙交给他，是在赌。赌他不是汪曼春的人，赌他是真的来帮梁仲春的。但她心里也没有底，所以她把最后一个问题抛了出来——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如果郑耀先答不上来，她就知道他不是梁仲春说的那个人。
但郑耀先必须打开这个箱子。箱子里装的东西，关系到梁仲春能不能活着走出特高课，也关系到他的整个计划能不能走下去。
他看着那只箱子，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伸出手，把箱盖掀开了。
箱子里没有旧衣服，没有棉被。汪曼春的人打开的是床底下那只箱子——那是梁仲春故意放在那里给他们搜的。真正的箱子，藏在这个衣柜的暗格里。梁仲春做了两层壳。外层壳是床底下的箱子，里面装的是破烂。内层壳是这个暗格，里面才是真正的保命符。
郑耀先低头看着箱子里的东西。最上面是一本账簿，蓝色封皮，线装，大约两百页厚。账簿旁边是一叠信，信封大小不一，有的发黄了，有的还比较新，用一根橡皮筋扎着。信下面是一把勃朗宁手枪，枪身擦得锃亮，旁边放着两盒子弹。枪的旁边是一个天鹅绒的小袋子，袋口扎着。郑耀先拿起袋子，打开。里面是一只翡翠手镯，通透的绿，在昏暗的光线里也透着莹莹的光。就是去年中秋梁太太手腕上戴的那只。
他把袋子放下，拿起那本账簿。翻开第一页。纸张是上等的宣纸，墨迹是工整的小楷。上面记录的不是走私账目——走私账目在保险柜那套账本里已经记过了。这套账簿记的是别的东西。郑耀先翻了几页，看到了几个名字。有日本人的名字，有汪伪官员的名字，有租界洋行的名字，有青帮头目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日期、数字、和简短的备注。他翻到中间一页，停住了。
那页上写着一个人名——山本一郎。日期是去年的，数字是两万。备注只有两个字：军票。
郑耀先的手指在那一页上停了很久。山本一郎。特高课课长。去年收过梁仲春两万军票。军票是日本人在占领区发行的军用票券，和日元等值，在沦陷区当货币用。两万军票，不是小数目。梁仲春给山本一郎送这笔钱，是为了什么？账簿上没有写。但不需要写。一个76号的处长，给特高课课长送两万军票，无非是买路、消灾、求罩。这件事山本一郎不会想让任何人知道。梁仲春把它记在账簿上，就是在给自己攒保命符。
郑耀先合上账簿，拿起那叠信。橡皮筋已经老化了，轻轻一拉就断了。他把信一封一封地翻开看。第一封是汪伪政府财政部一个次长写给梁仲春的，内容是关于一批从天津运来的棉纱，信里提到“按老规矩办”。第二封是宪兵队佐藤队长的，用的是日本宪兵队的信笺，内容很短，只有几句话，大意是“货已收到，后续按约定处理”。第三封是一个叫“老丁”的人写的，信纸是普通的毛边纸，字迹潦草，内容是关于一批西药的交接时间和地点。信的落款只有一个“丁”字。
郑耀先把这封信单独抽出来，又看了一遍。西药。交接时间。落款“丁”。老丁。丁默村。
他把信折好，放回去。然后把所有的信重新用橡皮筋扎好，放回箱子里。账簿也放回去。手枪和子弹放回去。翡翠手镯放回去。箱盖合上，铜锁扣好。
他转过身，看着梁太太。
“箱子里装的是梁处长的保命符。”
梁太太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掉了。不是崩溃，而是一种长久的绷紧之后的松弛。她的肩膀垮下来，靠在衣柜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这口气她憋了两个星期。汪曼春的人来，她憋着。特高课的人来，她憋着。今天郑耀先来，她终于不用憋了。
“郑副主任，老梁说过，会有人来取这个箱子。那个人要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您刚才说的，和老梁告诉我的一样。”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但控制住了。“箱子您拿走吧。只要能换老梁的命。”
郑耀先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没有眼泪，只有一种被生活反复捶打之后残存的那一点硬气。梁仲春不是什么好人，但他娶了一个好老婆。
“箱子我暂时不拿走。”郑耀先说。“放在这里，比放在任何地方都安全。汪曼春的人已经来搜过了，他们不会再搜第二次。我需要用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会来取。”
梁太太点了点头。
郑耀先从箱子里拿出那叠信，抽出“老丁”写的那一封，把信封装进自己外套的内袋里。然后他把箱子重新放回暗格，把背板合上，把被子一床一床搬回衣柜里。衣柜恢复原状，看不出任何动过的痕迹。他把那把黄铜钥匙递给梁太太。
“钥匙你收好。除了你和我，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这个箱子的存在。”
梁太太接过钥匙，握在手心里。“老梁什么时候能出来？”
郑耀先说：“不会太久。但你要有耐心。这段时间，如果有人再来找你，不管是谁，都不要提箱子的事。如果有人问我来过没有，你就说我来过，坐了坐就走了，问了几句话，什么都没拿。”
梁太太点头。
郑耀先走出卧室，下了楼。梁太太跟在后面。到了客厅，郑耀先在茶几前站住，回过头看着她。
“梁太太，还有一件事。童虎那边，你知道什么吗？”
梁太太的脸色变了一下。童虎是她弟弟。梁仲春的小舅子。和梁仲春一起被抓进去的。她当然关心。
“童虎怎么了？”
“他和梁处长关在一起。梁处长在里面，有些话不方便自己说，可能会通过童虎传出来。如果有人来找你，说是童虎托他来的，你不要信。童虎在里面接触不到外面的人。如果有人打着童虎的旗号来，那就是汪曼春的人。”
梁太太的嘴唇抿紧了。“我记住了。”
郑耀先走到门口，拉开门。院子里阳光已经偏西了，月季花斑驳的影子投在地上，和枯茉莉的影子叠在一起。他走出院子，铁门在身后关上了。
弄堂里很安静。他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脚步不快不慢。走到弄堂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红砖小洋楼。二楼的窗户还是拉着窗帘，什么都看不到。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走出弄堂，上了大马路，他叫了一辆黄包车。
“76号。”
黄包车夫拉起车把，跑了起来。郑耀先坐在车上，手伸进外套内袋，摸到了那封信。信纸很薄，隔着信封能摸到里面折叠的痕迹。丁默村写给梁仲春的信。西药。交接时间。落款一个“丁”字。这封信就是连接梁仲春和丁默村的铁证。不需要梁仲春在审讯室里编故事了。有了这封信，故事就是现成的——丁默村和梁仲春有生意往来，丁默村替重庆做事，军火的事就是丁默村指使的。山本一郎看到这封信，加上洋行账目里那批西药的记录，两条证据合在一起，足够让他相信梁仲春说的是真话。
但问题是，这封信怎么送到山本一郎手里？
不能由郑耀先送。他送，山本一郎会问信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从梁仲春家里找到的，山本一郎就会问，你为什么去搜梁仲春的家？谁让你去的？搜到的东西为什么不先交给李士群？每一个问题都会把他绕进去。也不能由李士群送。李士群送了，就等于76号在替梁仲春翻案，山本一郎会更加怀疑76号在包庇梁仲春。这封信必须用一种山本一郎不会怀疑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
最好的方式，是让汪曼春自己找到。
汪曼春在查梁仲春的档案。她已经调了军火交接记录、码头通行证存根、行动处外勤报销单，还有那份梁仲春私人账本的抄件。她查的方向是对的，但她手上没有实物证据。她手里只有口供——梁仲春的口供，童虎的口供，阿贵的口供。口供可以翻，实物翻不了。如果这个时候，她在某个地方“发现”了丁默村写给梁仲春的信，她一定会像猎狗闻到血腥味一样扑上去。
这个“某个地方”，不能是梁仲春的家。梁仲春的家她已经搜过了，再去搜一次不合理。也不能是梁仲春的办公室，办公室也搜过了。必须是汪曼春还没有搜过，但她认为可能藏着东西的地方。
童虎的住处。
童虎是梁仲春的小舅子，也是梁仲春最信任的跑腿。梁仲春的很多事，童虎都经手过。那批西药的交接，童虎很可能也参与了。丁默村的信，梁仲春看完之后没有销毁，而是藏了起来。但梁仲春也可能把信交给童虎保管过，或者童虎自己偷偷留了一份抄件——以童虎的性格，他干得出这种事。他在姐夫手下做事，多少会留一点自己的后手。如果汪曼春在童虎的住处搜到了丁默村的信，她不会怀疑信的来历。她只会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郑耀先决定把这封信放进童虎的住处。
但童虎的住处已经被特高课查封了。门口贴着封条，进不去。就算进去了，汪曼春怎么会突然想到去搜童虎的住处？她之前搜过吗？郑耀先不知道。如果她已经搜过了，再搜一次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她没有搜过，需要有人提醒她去搜。
提醒她的人，必须是汪曼春信任的人。
郑耀先想到了老金。
老金是汪曼春的锁匠，也是她的心腹。今天下午老金去霞飞路一百一十七号，拿到了一个公文包。那个公文包里装的是什么，郑耀先还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说明老金正在替汪曼春办事。如果老金在替汪曼春办事的过程中，“顺便”发现了童虎住处里藏着的信，然后把信交给汪曼春，汪曼春一定会信。
但老金凭什么去搜童虎的住处？他需要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郑耀先可以给他。
黄包车在76号门口停下来。郑耀先付了车钱，下了车。门口的岗哨敬礼，他点了点头，走进大楼。上楼的时候，他遇到了马组长。马组长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正要下楼。
“郑副主任，小宋回来了。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
郑耀先加快脚步，上了楼。小宋果然站在他办公室门口，手里拿着一顶帽子，帽檐上有一圈汗渍。他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但眼睛里的神色说明他有话要说。
郑耀先打开门，让小宋进来，关上门。
“坐下说。”
小宋在椅子上坐下来，把手里的帽子放在膝盖上。“郑副主任，老金从霞飞路出来之后，叫了黄包车往东走。小葛跟上去，一路跟到了虹口。老金在虹口一条叫吴淞路的街上下了车，进了一家叫‘东和’的日本酒馆。小葛没有跟进去——那种地方中国人进去太扎眼。他在对面的茶馆里等了大约四十分钟，老金出来了。公文包还在手里，但比进去的时候瘪了很多。里面的东西应该是留下了。老金出了酒馆之后，直接回了自己在闸北的住处，再没有出来。小葛在他住处外面守到现在，我回来向您报告。”
郑耀先听完，在椅子上坐下来。老金从霞飞路拿了公文包，然后去了虹口的日本酒馆。公文包在酒馆里变瘪了，说明里面的东西交给了酒馆里的人。霞飞路一百一十七号二楼左数第三个房间，和虹口的“东和”酒馆，这两个地点之间有一条线。这条线的一头是老金，另一头是谁？
“小葛还在闸北盯着？”
“是。我跟他说了，没有您的命令不要撤。”
郑耀先点了点头。“你今天辛苦了。回去休息吧。明天早上和小葛一起来我办公室，把今天盯到的所有细节——时间、地点、老金的每一个动作、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全部写下来交给我。记得越细越好。”
小宋站起来。“是。”
他走到门口，郑耀先叫住了他。“小宋，今天的事，不要跟任何人提。包括马组长。”
小宋回过头。“明白。”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门关上了。郑耀先坐在椅子上，把小宋刚才说的话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老金从霞飞路一百一十七号拿了公文包，去了虹口的日本酒馆。公文包里的东西留在了酒馆里。那家酒馆叫“东和”。虹口的日本酒馆，去喝酒的大部分是日本军人、日本侨民和替日本人做事的中国人。老金把东西交给了一个在酒馆里的人。那个人是谁？是山本一郎的人？还是别的什么势力？
不管是谁，这条线索暂时追不下去。他手里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盯虹口的日本酒馆。而且老金已经回了住处，今天不会再动了。眼下最重要的事，还是那封信。
郑耀先从内袋里掏出丁默村的那封信，放在桌上。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没有落款，没有地址，只在正面用毛笔写着“梁兄亲启”四个字。他抽出信纸，展开。信纸是普通的毛边纸，字迹是行书，写得不算好，但一笔一划很清楚。
“梁兄：西药一批已到码头，共四十二箱。按前约，兄派人于初七夜十时后至十六铺码头三号仓库取货。暗号照旧。货款兄方便时付即可。弟丁字。”
短短几行字。没有日期，只有“初七”两个字。没有具体的西药名称，只有“四十二箱”。没有明说是什么生意，但“暗号照旧”四个字说明这不是第一次。整封信写得极其简略，显然写信的人非常谨慎——信一旦落入他人之手，仅凭这几行字，很难直接定什么罪名。但如果结合梁仲春的账本、码头的通行证存根、丁默村洋行的账目，这封信就能成为拼图里最关键的那一块。
郑耀先把信纸重新折好，装回信封里。他需要把这封信放到童虎的住处。但怎么放？童虎的住处门口贴着特高课的封条，擅自撕开封条进去是重罪。他不能自己去。也不能让小葛或小宋去——太危险了，一旦被抓，整条线都会断。
有一个人可以名正言顺地撕掉封条进去。汪曼春。
汪曼春是情报处处长，她有权对涉案人员的住所进行搜查。她之前搜没搜过童虎的住处，郑耀先需要搞清楚。如果她搜过了，那这封信就不能放在童虎住处了，因为搜过的地方再搜出东西来，汪曼春会起疑。如果她没搜过，那就要想办法让她去搜。
怎么搞清楚？问老陈。
老陈在档案室，情报处所有的搜查记录都要归档。汪曼春搜过哪些地方，每次搜查带回了什么物品，档案里都有记录。郑耀先拿起电话，拨了档案室的号码。电话响了两声，老陈接的。
“陈叔，是我。你帮我查一下，汪处长最近一个月的搜查记录里，有没有童虎的住处。地址是闸北宝山路仁和里七号。”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陈没有问为什么要查这个，只是说：“等一下。”
郑耀先拿着听筒等着。听筒里传来老陈拉开铁皮柜门的声音，翻档案的纸张声。过了大约三分钟，老陈的声音重新响起来。
“有。十天前搜过。记录上写的是‘无有价值物品’。”
郑耀先的心沉了一下。十天前就搜过了。搜过了，没有东西。如果现在这封信突然出现在童虎的住处，汪曼春一定会问：上次为什么没搜到？是搜查的人不仔细，还是有人后来放进去的？不管是哪个答案，都会引起她的怀疑。
这条路走不通。
郑耀先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窗外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槐树的影子投在窗帘上，黑黢黢的一团。他看着那团影子，脑子里在重新拼图。信不能放在童虎的住处。不能放在梁仲春的家。不能放在办公室。那这封信，还能从哪里“冒出来”？
他想到了阿贵。
阿贵是码头上那个搬运工。童虎找的人。那批军火就是阿贵动的手脚。阿贵现在也关在特高课的审讯室里。阿贵的住处，汪曼春搜过吗？很可能没有。阿贵只是一个底层的码头工人，在汪曼春眼里，他是工具，不是主谋。他的住处不值得搜。但如果汪曼春突然得到一条线索，说阿贵的住处可能藏着东西，她一定会去搜。
而且阿贵的住处有一个天然的便利——阿贵是码头工人，他接触的人多而杂。三教九流的人都在码头上来来往往，丁默村的货也是从码头走的。阿贵替梁仲春做事，同时也可能替别人做事。他在码头工棚里藏一封信，完全说得通。
郑耀先拿起电话，又拨了档案室。
“陈叔，再帮我查一个。阿贵，大名叫王德贵，码头工人。汪处长搜过他的住处没有？地址应该是十六铺码头工人宿舍，三号工棚。”
又是翻档案的声音。这次快一些，大约两分钟。
“没有。档案里没有这个地址的搜查记录。”
郑耀先放下电话。阿贵的住处没有被搜过。而且阿贵现在关在特高课，他的工棚空着。一个空着的码头工棚，进进出出的工人很多，管理松散，放东西进去比放进被查封的住处容易得多。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院子里的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照着那棵槐树。老宋的摊子已经收了，街角空荡荡的。他放下窗帘，走回桌前坐下，拿起电话，拨了马组长的号码。
“老马，你手底下有没有人，熟悉十六铺码头的？”
马组长想了想。“有。小孙。他以前在码头上做过搬运工，十六铺那一带很熟。”
“让他明天一早到我办公室来。”
郑耀先挂了电话。他把丁默村的信拿起来，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厚的《辞源》，把信夹进书页里，然后把书放回书架上。信封上的“梁兄亲启”四个字在书页之间露出一个角，他用手指把那角按进去，按平。书脊和周围的线装书融为一体，看不出任何异样。
做完这一切，他在椅子上坐下来。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走廊里传来巡逻的脚步声，手电筒的光从门缝下面扫过去，又扫过来。他看了看手表，七点二十。
今天的计划走通了一半，卡住了一半。孙福来的话递进去了。老金的行动轨迹摸到了。梁太太的樟木箱子找到了，箱子里的信拿到了。但信怎么送到汪曼春手里，原来的方案走不通了，要换一条路。阿贵的工棚是新的突破口，明天小孙来了，他会把任务交代下去。
还有一件事悬在心头——那个给他递纸条的人。老金去霞飞路一百一十七号的纸条，和下午老金实际的行踪完全吻合。这说明纸条的提供者对老金的行动了如指掌。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帮他？今天下午老金从霞飞路拿了公文包去虹口的日本酒馆，公文包里的东西留在了酒馆。那东西是什么？霞飞路一百一十七号二楼左数第三个房间里的人是谁？东和酒馆里的人又是谁？
这些问题暂时没有答案。但他迟早会找到答案。只要那个人继续给他递纸条。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走廊里空荡荡的。他走出去，沿着走廊走到尽头，推开楼梯间的门，下了楼。出了76号大门，夜风迎面吹来，带着黄浦江的水腥味和远处工厂的煤烟味。门口的岗哨给他敬礼，他点了点头，朝马路对面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