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半，明楼从经济司的办公楼里走出来。明诚已经站在车旁等着了。是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挂着汪伪政府的牌照，车头上插着一面小旗，上面印着“经济司”三个字。这种车在上海的街上跑，巡捕房的人看到了要让路，日本宪兵看到了也不会拦。明楼走到车旁，明诚拉开车门，他弯腰坐进去。明诚关上车门，绕到另一侧，坐进驾驶座。车子发动，驶出经济司的大门，拐上大马路。
车内很安静。明楼坐在后座，手里拿着那份松本太郎签发的物资调配令，眼睛看着窗外。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有拉黄包车的，有挑担子卖菜的，有穿着旗袍逛街的女人，也有穿着西装匆匆走过的男人。这些人看起来和战前没什么两样，但仔细看就能发现不同。每个人走路的速度都比战前快了，眼神也比战前警觉了。经过日本宪兵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低下头，加快脚步。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的人，都学会了这一套。不看日本人的眼睛，不走在日本人前面，不在日本人面前停留。这是活命的规矩。
明楼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上面的每一个数字他都记得了。粮食一万两千吨，棉布八千匹，药品三百箱，还有汽油、钢材、橡胶。这些东西如果全部从上海调出去，上海的物价会在一个月内涨到天上去。到时候最先撑不住的，不是那些有钱人，而是靠薪水过日子的公务员、教师、店员，还有那些做小买卖的。这些人一旦活不下去，就会变成不稳定因素。日本人不怕老百姓饿死，他们怕的是不稳定。所以明楼要拿“稳定”这两个字去跟松本太郎谈。这是唯一能让日本人听得进去的理由。
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分钟，拐进了日本驻军司令部所在的那条街。这条街的两端都有岗哨，路中间拦着铁丝网和沙袋。两个日本兵端着三八式步枪站在岗哨前面，看到别克车开过来，其中一个走上来，伸出手。明诚停下车，摇下车窗，用日语说了几句。日本兵看了一眼车牌，又看了一眼车头上的小旗，退后一步，敬了个礼，挥手放行。
车子开进街区，又开了两百米，到了驻军司令部的大门口。门口站着四个日本兵，门两边堆着沙袋，沙袋后面架着一挺九二式重机枪。明诚把车停在大门外的停车场，和明楼一起下车。一个穿军装的日本副官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看到明楼，走上来鞠了一躬。
“明顾问，松本司令在办公室等您。请跟我来。”
明楼点了点头，跟着副官走进大门。明诚跟在他身后。三个人穿过一个铺着碎石子的院子，走进司令部的主楼。楼里很暗，走廊两侧的墙壁上刷着深绿色的油漆，天花板上吊着几盏灯泡，光线昏黄。走廊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日本军官，有的夹着文件，有的提着公文包，皮靴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经过明楼身边的时候，他们会看他一眼。眼神里有审视，有不屑，也有好奇。一个中国人能走进日本驻军司令部的最核心区域，在上海并不多见。
副官领着他们上了二楼，走到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前。门是深棕色的，上面钉着一块铜牌，刻着“司令官室”四个字。副官敲了两下门，里面传来松本太郎的声音。
“进来。”
副官推开门，侧身让明楼和明诚进去。办公室很大，比李士群的办公室至少大一倍。正对面是一扇大窗户，窗帘拉开着，阳光照进来，把整个房间照得很亮。窗户左边靠墙是一排书架，上面摆着日文书和中文书，还有一些卷起来的军事地图。窗户右边挂着一幅巨大的东亚地图，上面插着各种颜色的小旗子。房间正中央是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松本太郎就坐在桌子后面。
松本太郎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剪得很短。他穿着一身黄呢军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肩章上缀着两颗金星。他的脸是典型的日本人的脸，颧骨高，眼睛不大，眼角往下耷拉着，看起来像是一直在眯着眼睛看人。但明楼知道，这个人的眼睛一点都不眯。相反，他的目光非常锐利，锐利到能让人在几秒钟之内就感到不自在。
松本太郎看到明楼进来，没有站起来，只是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
“明顾问，请坐。”
明楼走过去，在椅子上坐下。明诚站在他身后。松本太郎看了一眼明诚，没有说什么。在上海的官场里，明楼走到哪里都带着明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松本太郎也习惯了。
“明顾问，你电话里说，对那份物资调配令有问题？”松本太郎开门见山，他的中国话比山本一郎要好得多，几乎没有口音。
明楼把那份文件放在桌上，但没有翻开。他看着松本太郎，直接说：“松本司令，这份调配令，如果按照现在的数量执行，上海的经济会出大问题。”
松本太郎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变化。他靠在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腹部，看着明楼。“说说看。”
明楼说：“上个月，经济司已经从上海调出了八千吨粮食、五千匹棉布和两百箱药品给前线。这个月，您要求再调一万两千吨粮食、八千匹棉布和三百箱药品。增长幅度是五成。但上海的物资库存并没有增加。从江苏和安徽调过来的补给，最快也要一个半月之后才能到。这意味着，在这一个半月里，上海要靠着不到正常库存一半的物资，养活三百万人。”
松本太郎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明楼。
明楼继续说：“物资少了，价格就会涨。粮食价格涨一倍，棉布价格涨两倍，这是保守估计。上海的公务员有将近两万人，他们的薪水是固定的。粮价涨一倍，他们的薪水就等于砍了一半。这些人掌握着上海的基层行政，如果他们活不下去了，谁去收税？谁去管户口？谁去维持治安？松本司令，上海是后方。后方的稳定，比前线的几百箱弹药更重要。”
松本太郎听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坐直了身子，把交叉的手指松开，放在桌面上。
“明顾问，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但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前线的情况，比你想象的要糟糕。上个月，我们在湖南打了一场硬仗，伤亡很大。伤兵需要药品，士兵需要吃饭，车辆需要汽油。这些物资，如果不从上海调，从哪里调？”
明楼说：“可以分批调。把一万两千吨粮食分成三批，每个月调四千吨。这样上海的压力会小很多，库存也有时间周转。”
松本太郎摇了摇头。“分批不行。前线等不了。”
明楼说：“那就从江苏和安徽的库存里提前调。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仓库里都有存粮。安徽的芜湖、安庆也有。如果松本司令能下令，让当地的驻军把库存的粮食和棉布优先调到上海，上海就可以先把物资调给前线。这样既不影响前线的补给，也不会把上海压垮。”
松本太郎看着明楼，眼神里多了一点东西。不是欣赏，而是掂量。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背对着明楼，看着窗外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银杏树，叶子已经开始变黄了。他看了大约有半分钟，然后转过身。
“明顾问，你这个办法，我不是没想过。但江苏和安徽的驻军，不会听我的。”
明楼没有说话。他知道松本太郎在说什么。日本在中国的驻军，分为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华南方面军，每一路都有自己的指挥系统，彼此之间并不买账。松本太郎是上海驻军的司令，管不了江苏和安徽的驻军。这是日本军队内部的派系问题，不是松本太郎一个人能解决的。
松本太郎走回桌前，坐下来。“所以，物资只能从上海调。”
明楼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松本司令，如果是这样，那我有两个请求。”
松本太郎说：“你说。”
明楼说：“第一，经济司需要权力，对上海的粮食市场进行限价。不能让粮商趁机哄抬价格。第二，调出去的物资，需要给上海留一个口子。比如一万两千吨粮食，调走一万吨，留两千吨给上海的公务人员做平价粮。这样至少能保证最基层的行政机器还能运转。”
松本太郎想了想。“第一个请求，我可以答应你。经济司有权对粮食限价，如果有人哄抬价格，宪兵队会配合你抓人。第二个请求——”他停顿了一下。“两千吨太多了。一千吨。”
明楼说：“一千五百吨。”
松本太郎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明顾问，你在跟我讨价还价？”
明楼说：“松本司令，我不是在讨价还价。我是在替您算账。一千吨粮食，分给两万公务人员，每个人五十公斤。五十公斤粮食，一个人吃，省着点能吃三个月。但公务人员不是一个人，他们有家眷。一个人背后至少有三口人。五十公斤分给三口人，只能吃一个多月。一个多月之后怎么办？到时候他们还是活不下去。活不下去了，还是要闹。闹起来，您还是要派宪兵去镇压。镇压需要人力，需要子弹，需要时间。这些成本加起来，比多留五百吨粮食要高得多。”
松本太郎沉默了。他看着明楼，眼神里的掂量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不是欣赏，而是一种谨慎的评估。这个男人，不简单。他不是在求情，也不是在讲大道理，他在算账。把所有的因素都换算成成本，然后告诉松本太郎，哪个方案的成本更低。这种方式，松本太郎很熟悉。在日本军部里，那些参谋本部的精英们就是这么说话的。
“好。”松本太郎终于开口了。“一千五百吨。但有一个条件。”
明楼说：“松本司令请讲。”
松本太郎说：“那批军火的事，你知道了吧。”
明楼的心动了一下。军火的事。梁仲春的军火。松本太郎突然把话题从粮食转到军火上，这个转折太陡了。他不是在闲聊，他是在试探。
明楼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听说了。特高课抓了76号的梁仲春。”
松本太郎说：“不只是梁仲春。山本一郎怀疑76号的副主任郑耀先也参与了。今天早上，山本去了76号，当面问了郑耀先。郑耀先否认了。李士群也替他说话。”
明楼没有说话。他知道松本太郎还有下文。
松本太郎说：“明顾问，你觉得郑耀先这个人，有问题吗？”
明楼看着松本太郎。这个问题很危险。松本太郎是驻军司令，他不直接管特高课，也不直接管76号。他突然问起郑耀先，绝不会是随口一问。他是在摸明楼的态度。明楼是经济司的人，和76号没有直接关系。但明楼在上海的官场里待了这么久，他对76号的人一定有看法。松本太郎要听的，就是这个看法。
明楼想了想，说：“松本司令，我跟郑耀先接触不多。76号和经济司的业务交集很少。但从有限的几次见面来看，这个人做事很稳，话不多，不容易让人看透。至于他有没有问题，我没有证据，不敢乱说。”
松本太郎说：“那你觉得，山本一郎为什么怀疑他？”
明楼说：“山本课长是搞情报的。搞情报的人，怀疑一切是职业习惯。郑耀先是76号的副主任，手里掌握着76号的行动力量。这样的人，山本课长不怀疑他，反而奇怪。”
松本太郎笑了一下。这一次是真的笑了。不是嘴角动一动，而是眼睛里有了笑意。
“明顾问，你很会说话。你没有说郑耀先有没有问题，你只是分析了山本一郎为什么会怀疑他。这个回答，滴水不漏。”
明楼低下头。“松本司令过奖了。”
松本太郎站起来。“粮食的事，就按你说的办。一千五百吨，留给上海的公务人员。剩下的调走。限价的事，经济司拟一个方案送过来，我签字。”
明楼也站起来。“多谢松本司令。”
松本太郎抬起手。“不用谢我。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我自己。上海不能乱。乱了，我的后方就不稳。后方不稳，前线就打不赢。这个道理，我懂。”
他走到明楼面前，看着他。“明顾问，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在上海，能活得很好。但聪明人也要记住一件事——不要聪明过头。”
明楼看着松本太郎的眼睛。松本太郎的眼睛里没有杀意，但有一种比杀意更让人不舒服的东西。那是一种掌控感。他让你知道，他什么都明白，只是暂时没有动你。不是因为不能动，而是因为还没到动的时候。
明楼说：“松本司令的话，我记住了。”
松本太郎点了点头。“去吧。”
明楼和明诚走出办公室。走廊里还是那么暗，灯泡的光昏黄昏黄的。他们下了楼，穿过院子，走到停车场。上了车，明诚发动车子，驶出驻军司令部的大门。车子拐上大马路之后，明诚才开口。
“大哥，松本太郎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明楼看着窗外。“他在警告我。他知道我在粮食调配令上做文章，不完全是为了汪伪政权。”
明诚说：“他怀疑你？”
明楼说：“他不怀疑。他是确定。只是他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在他眼里，我是不是抗日分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帮他稳住上海的经济。只要我还有用，他就不会动我。哪天我没用了，他会第一个把我抓起来。”
明诚沉默了。车子继续往前开。过了好一会儿，明诚又说：“他突然问起郑耀先，是什么意思？”
明楼说：“两种可能。第一，他在试探我对76号的态度。76号是汪伪的特务机关，经济司是汪伪的行政机关。两个系统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他想知道，我站哪边。第二，他真的对郑耀先有兴趣。山本一郎怀疑郑耀先，松本太郎未必不相信山本的判断。但他不会直接插手特高课的事。他问我，是想从侧面了解郑耀先。”
明诚说：“那郑耀先到底是什么人？”
明楼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街上的行人还在来来往往。一个报童站在路口，举着一叠报纸，嘴里喊着什么，声音被车子的引擎声盖住了。明楼看着那个报童，想起了自己在巴黎的时候，也曾在街角买过报纸。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每天最关心的是课堂上的经济模型和图书馆里的新书。那时候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坐在汪伪政府的汽车里，刚刚跟一个日本将军谈完一笔关于粮食的交易，然后被问到另一个中国特务是不是抗日分子。
“不管他是什么人。”明楼终于开口了。“现在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山本一郎盯上了他，汪曼春也盯上了他。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郑耀先的日子不会好过。”
明诚说：“如果他真的是我们这边的人，我们要不要——”
“暂时不要。”明楼打断他。“我们的任务是经济司。76号的事，我们插不上手。强行插手，反而会暴露自己。郑耀先如果真的是那边的人，他的上线会保护他。如果他不是，那是他自己的事。”
明诚点了点头。车子继续开，拐进了一条比较窄的马路。这条马路两边都是两层的楼房，楼下是店铺，楼上是住家。晾在窗外的衣服在风里晃来晃去，几个小孩子蹲在路边玩弹珠。明楼看着这些，忽然想到一件事。
“阿诚，梁仲春被抓了，他老婆孩子现在在哪？”
明诚说：“还在上海。梁仲春的老婆带着孩子住在法租界，一栋小洋楼里。梁仲春出事之后，汪曼春的人去搜查过，但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老婆什么都不知道，汪曼春也就没有为难她。”
明楼说：“让人暗中照看一下。梁仲春这个人，虽然不是好人，但他的老婆孩子是无辜的。而且，他在特高课里没有供出我们，这份人情要记着。”
明诚说：“明白。我让可靠的人去盯着。”
车子开回了经济司。明楼下了车，走进办公楼。走廊里，他遇到了周佛海。周佛海从对面走过来，脸上带着急切的表情。
“明楼，怎么样？松本答应了？”
明楼点了点头。“答应了。留一千五百吨给上海的公教人员，剩下的调走。限价的事，他也同意了。我明天拟一个方案送过去。”
周佛海松了口气。“那就好。你辛苦了。”他拍了拍明楼的肩膀，转身走了。
明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他在椅子上坐下来，解开领口的扣子，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和松本太郎的这场对话，前后不过二十分钟，但耗费的心力，比开一整天的会还多。松本太郎这个人，每一句话都不是白说的。他在粮食的问题上做了让步，不是因为明楼说服了他，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想让步。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能让他在军部那边交代得过去的理由。明楼给了他这个理由。所以他才答应得那么爽快。至于军火的事，郑耀先的事，那是他在敲打明楼。让明楼知道，他松本太郎的眼睛，不只盯着经济司，也盯着76号，盯着整个上海的官场。谁的手不干净，他心里都有数。
明楼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郑耀先的样子。中等身材，面容冷峻，眼神平静得像是死水。在76号的会议上，这个人总是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但每次开口，都说在点子上。李士群很信任他，把行动处交给他分管。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是抗日分子，那他的心理素质，绝对是顶尖的。在76号那种地方，每天面对着李士群、汪曼春、山本一郎这些人的审视，还能保持那样的平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明楼睁开眼睛，打开抽屉，取出一支烟点上。他不常抽烟，只有在需要高度集中精神的时候才抽。烟雾在面前升起来，他透过烟雾看着墙上的上海地图。地图上用红笔标着几个点，那是日本人的物资仓库、驻军地点和宪兵队的分布。这些点，都是他这三年一点一点摸清楚的。每一个点背后，都有他精心编织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里，有替日本人做事的汉奸，有表面上中立实际上两边通吃的商人，也有暗中替抗日组织传递消息的线人。他像一个蜘蛛，坐在网的中央，感受着每一根丝线的震动。
但郑耀先不在他的网里。郑耀先是另一张网里的蜘蛛。两张网偶尔会碰到一起，但从不交织。这是明楼刻意保持的距离。他知道，在敌人的心脏里潜伏，最忌讳的就是互相串连。串得越多，暴露的风险越大。所以即便他怀疑郑耀先可能是同志，他也从不主动接近。他只观察，只判断，只记录。等到哪一天，需要用到这些判断的时候，他会用上的。
烟抽到一半，明诚推门进来。他走到明楼面前，压低声音。
“大哥，刚刚收到消息。汪曼春下午去了法租界，见了一个人。”
明楼把烟按灭。“什么人？”
明诚说：“老金。就是帮汪曼春打开梁仲春保险柜的那个锁匠。汪曼春和他在一家茶馆里待了半个小时。出来的时候，老金手里多了一个信封。”
明楼想了想。“汪曼春让他去开别人的保险柜了。”
明诚说：“会是谁的？”
明楼说：“两个可能。要么是郑耀先的，要么是——”他停顿了一下。“我的。”
明诚的脸色变了一下。“大哥，你的保险柜里有什么？”
明楼说：“什么都没有。真正要紧的东西，从来不放在保险柜里。但汪曼春不知道。她让人开我的保险柜，说明她对我的怀疑已经到了一个新地步。”
明诚说：“要不要动老金？”
明楼摇头。“不行。动了他，等于告诉汪曼春我确实有问题。老金不能动，但可以盯住。他去了哪里，开了谁的保险柜，见了什么人，全部要盯住。”
明诚说：“我去安排。”
他转身要走，明楼叫住他。
“还有一件事。明天我去特高课开会，山本一郎召集的。76号的人也会去。汪曼春、李士群、郑耀先，应该都在。”
明诚说：“山本一郎召集的会？什么议题？”
明楼说：“通报上没有写。只说讨论上海的治安问题。但这个时间点，梁仲春刚被抓，军火的事还没有查清楚，山本一郎突然召集各系统的人开会，不会是真的为了讨论治安。他一定有别的事。”
明诚说：“我陪你去。”
明楼点头。“去准备吧。”
明诚出去了。明楼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又点了一支烟。窗外的天色开始暗下来，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他抽完这支烟，站起来，走到窗边，掀开窗帘的一角。楼下的马路上，有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摊主正在收摊。一个巡捕走过去，跟摊主说了几句话，摊主连连点头，推着车子走了。巡捕站在原地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也走了。
这条街上每天都有巡捕，但这个巡捕是生面孔。明楼记住了他的脸。
他放下窗帘，走回桌前，打开台灯。灯光照亮了桌上的一份文件，是明天要送给松本太郎签字的限价方案草案。他拿起笔，开始修改。笔尖在纸上划过，字迹工整而清晰。每一条措施，每一个数字，他都反复斟酌。这份草案表面上是为了稳住上海的经济，实际上，里面藏着三条暗线。第一条，通过限价，切断日本军方和上海黑市商人之间的利益链条。第二条，通过平价粮的分配，把一部分粮食转移到地下组织能够触及的渠道里。第三条，通过物资调配的数字游戏，让日本人对上海的真实物资储备量产生误判，为将来可能的反攻留出空间。
这三条暗线，藏在密密麻麻的公文措辞里，像三根针藏在棉花里。不懂的人看了，只是一份普通的行政文件。懂的人看了，才能看出里面的门道。而能看懂的人，在上海不超过三个。明诚是一个。
明楼改完草案，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他把文件收好，锁进抽屉里。然后他站起来，关了台灯，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很安静，其他办公室的灯都灭了，只有走廊尽头的值班室还亮着灯。他走过值班室的时候，里面的值班员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下楼，出了大门。明诚已经把车开到了门口。
上了车，明诚说：“大哥，回明公馆？”
明楼说：“不。去码头。”
明诚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车子发动，拐了个弯，朝码头的方向开去。夜色里的上海，比白天安静了许多。路灯的光照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把法桐的影子拉得很长。偶尔有一辆黄包车从旁边经过，车夫的脚步声和车轮的滚动声，在夜里听起来格外清晰。明楼坐在后座，看着窗外的街道，脑子里反复想着明天特高课的会议。山本一郎想干什么？汪曼春想干什么？郑耀先会怎么做？明天他将同时面对这三个人。这意味着，明天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要精确到毫厘。任何一点破绽，都可能被无限放大。
车子开了半个小时，到了码头附近。明诚把车停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熄了火。明楼下了车，明诚跟在身后。两个人沿着码头边上的仓库墙根走，走了一段，在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前停下来。明诚在门上敲了三下，停了两秒，又敲了两下。铁门从里面打开了，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码头工人的粗布衣服，脸上满是皱纹。他看到明楼，没有说话，侧身让开。明楼和明诚走进去，铁门在身后关上了。
仓库里堆着一排排木箱子，上面印着日文和中文的标记。这是从日本运来的军用物资，暂时存放在这里，等待转运。明楼走到最里面的一排箱子前，停下来。明诚走到旁边，撬开一个箱子的盖子。箱子里装的是日军的军服和皮带。明诚把手伸进去，摸了一会儿，从军服下面掏出一个小铁盒。他把铁盒递给明楼。明楼打开铁盒，里面是一卷微缩胶卷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松本明日调粮船队出港，三艘，航线不变。
明楼看完，把纸条递给明诚。明诚掏出打火机，点燃纸条，看着它烧成灰烬。明楼把微缩胶卷装进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扣好扣子。然后他看了看周围，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那个开门的男人又出现了。明楼看着他。
“这批货还有多久转运？”
男人说：“后天。”
明楼点了点头。“转运之前，把三号箱和七号箱的位置换一下。”
男人说：“明白。”
明楼和明诚走出仓库。铁门在身后关上了。两个人沿着原路走回去，上了车。明诚发动车子，驶离码头。车内，明楼的手伸进上衣口袋，摸了摸那个微缩胶卷。胶卷里拍的是码头仓库的物资清单。日本人在上海的所有军需物资，从枪支弹药到粮食药品，从来源到去向，全部记录在上面。这份情报送到苏北，新四军就能精确地知道，哪艘船装的什么货，什么时间走什么航线。打，还是不打，打哪艘，怎么打，都有了依据。
但这份情报的传递，只是今晚行动的一半。明楼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一眼时间。八点二十。还有四十分钟，他要赶到另一个地方，见另一个人。那个人手里有一份名单，是汪伪政权打算在下个月提拔的一批官员的名字。这份名单对地下组织来说非常重要。知道敌人要用谁，就能提前做工作。能拉拢的拉拢，拉拢不了的就防范。
明诚把车开得很快，但不超速。在上海市区，超速会引起巡捕的注意。他们不需要额外的注意。车子穿过几条街，拐进法租界。法租界的夜晚比华界安静得多，马路两边的法桐修剪得整整齐齐，路灯是欧式的铁艺灯柱，光线柔和。明诚把车停在一家西餐厅门口。明楼下了车，整了整衣领，走进餐厅。
餐厅里人不多，靠窗的位置坐着一对法国夫妇，正在低声交谈。吧台旁边坐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国男人，面前放着一杯咖啡，手里拿着一份法文报纸。明楼走过去，在他旁边的位置坐下来。服务员走过来，明楼点了一杯红酒。服务员走了。
明楼没有看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也没有看他。两个人并排坐着，像两个互不相识的客人。过了一会儿，明楼的红酒端上来了。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放下。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那个男人听到敲击声，把报纸翻了一页。
“今天的晚报上说，米价又要涨了。”男人说，声音很轻。
明楼说：“涨不了。经济司要限价了。”
男人说：“限得住吗？”
明楼说：“限得住要限，限不住也要限。”
男人把报纸合上，放在吧台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皮夹，抽出几张钞票，压在咖啡杯下面。然后他站起来，拿起报纸，往外走。经过明楼身边的时候，他的手自然地垂下来，碰了一下明楼的膝盖。明楼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滑进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他没有动，继续喝红酒。
男人走出了餐厅。明楼又坐了两分钟，喝完红酒，结账走人。上了车，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摸到了一个折叠得很小的纸片。他拿出来，展开。是一份名单。名单上有二十几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标注了现任职务和拟提拔的职务。明楼快速扫了一遍，把名单重新折好，装进另一个口袋里。这份名单上的大部分人，他都不认识。但有三个名字，他认识。其中一个在伪政府里管物资调配，一个管新闻检查，还有一个在警察局管户籍。这三个人如果被提拔到关键位置，对地下组织的工作会造成很大麻烦。
车子开回了明公馆。明公馆是一栋三层的花园洋房，铁艺大门里面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两棵桂花树。明楼下了车，走进大门。客厅里亮着灯，明镜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显然是在等他。看到明楼进来，明镜放下书，站起来。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明楼脱下大衣，递给明诚。“开了个会，又去见了个人。”
明镜看着他，欲言又止。她知道明楼在做什么。虽然明楼从来没有跟她明说过，但她不傻。自己的弟弟在替谁做事，她心里有数。她只是不说破。不说破，是为了保护他，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在这个家里，有些话永远不需要说出口。
明楼走到她面前，握了握她的手。“大姐，不用担心。”
明镜叹了口气。“我不担心。我只是——”她没有说下去。
明楼说：“我知道。”
他松开手，上楼去了。明诚跟在他身后。两个人进了二楼的书房，明诚把门关上。明楼走到书桌前坐下，把微缩胶卷和名单都拿出来，放在桌上。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一套微型相机和几个空白胶卷。他把名单摊平，用微型相机一页一页地拍下来。拍完之后，他把名单递给明诚。
“烧掉。”
明诚接过名单，走到壁炉前，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名单的一角。火苗蹿起来，纸片卷曲着变成灰烬。明楼把拍好的胶卷和码头仓库的微缩胶卷放在一起，装进一个特制的空心钢笔里。这支钢笔明天会通过交通员送出去，三天之后到达苏北。
做完这一切，明楼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今天一天，他见了一个日本将军，一个码头工人，一个地下交通员。和松本太郎讨论了粮食，从仓库里取走了情报，在西餐厅里交换了名单。三件事，每一件都走在刀刃上。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但他走对了。至少今天走对了。
明诚端了一杯热茶进来，放在他面前。明楼端起茶杯，吹了吹，喝了一口。茶是龙井，明镜从杭州托人带过来的。在上海，能喝到今年的新茶，不是有钱就能办到的。
“大哥，明天的会，你有什么打算？”明诚问。
明楼放下茶杯。“以不变应万变。山本一郎想干什么，我们去了才知道。但在去之前，有一件事要做。”
明诚说：“什么事？”
明楼说：“查清楚老金今天下午见了汪曼春之后，去了哪里。”
明诚点头。“我让人连夜查。”
明楼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院子里的桂花树在夜色里静静站着，树叶一动不动。远处的天空被城市的灯光映成暗红色。他看了一会儿，拉上窗帘，转过身。
“阿诚，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上海，比以前更安静了？”
明诚想了想。“是更安静了。但安静得不对劲。”
明楼点了点头。“暴风雨来之前，都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