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站在一楼大厅里，手里还拿着刘翻译给他的电话记录。山本已经派人去马国良的住处了，而马国良此刻正在他的宿舍里，额头上的汗还没干。如果特高课的人现在赶到那栋筒子楼，他们会看到一个惊慌失措、满嘴谎话的通讯科值班员，而这个人刚从虹口仓库提货回来，提货当天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提货当晚又恰好是车库值班员。这些巧合放在一起，足以让山本一郎把马国良列为头号嫌疑人，拖进特高课的审讯室，用尽一切手段撬开他的嘴。
但郑耀先现在担心的不是马国良会供出什么——马国良显然不知道任何核心机密，他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小角色，他的恐惧源于他意识到自己被人当成了替罪羊。郑耀先担心的是马国良会在审讯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细节：比如他为什么要去横浜桥码头，是谁让他去的，他在码头上见了谁。这些细节一旦落到山本手里，山本会顺藤摸瓜，沿着横浜桥码头这条线一路查到虹口仓库劫狱案的蛛丝马迹。两件原本被特高课视为独立案件的事——押运物资丢失和仓库劫狱——会因为马国良这根线而合并在一起。到那时候，山本会发现这两件事的幕后推手指向同一个方向。
郑耀先把电话记录折好放进口袋里，转身快步上了楼。他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推开了梁仲春办公室的门。梁仲春正坐在桌前和童虎一起写那份详细时间线，两人面前摊着一堆装车清单和派工单，童虎手里拿着铅笔，纸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时间节点。看到郑耀先进来，两人同时站了起来。
“童虎，你现在立刻去马国良的宿舍，赶在特高课的人到之前把他带走。”郑耀先的声音很急但很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不要走正门，山本的人可能已经到了。你从筒子楼后院的围墙翻进去，后院有一扇通厨房的后门，平时不锁。马国良的房间在二楼最里面。你找到他之后，什么都不要说，直接带他从后门出来，绕过院子里的天线杆，沿着后巷走到路口。我的车会在那里等你们。”
“带他去哪儿？”童虎已经放下了铅笔，抓起桌上的帽子。
“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不是76号。你记清楚——南市老北门有一家接生婆诊所，你把马国良送到那里，交给一个姓万的黄包车夫。他会接手的。”郑耀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塞进童虎手里，纸条上写着诊所的地址，“路上不要让马国良说话，也不要回答他的任何问题。如果有人拦车盘查，就说他是你老家的亲戚，得了急性肺炎，送他去看病。特高课的人没有搜查令，不能拦76号的车。但如果他们问你要人，你就说你在执行郑副主任的命令，让他们直接来找我。”
童虎把纸条塞进上衣口袋，转身就往门口走。他走到门口的时候，郑耀先又叫住了他。
“等一下。马国良桌上有一盒火柴，火柴盒上印着横浜桥码头的字样。你到了之后，把那盒火柴收走，不要让特高课的人看到。”
童虎点了下头，拉开门跑了出去。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然后楼梯间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一路响到一楼。
梁仲春站在桌前，脸色已经彻底变了。他的手在桌面上握成了拳头，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不是蠢人，他知道马国良在这个时候被带走意味着什么，也知道了郑耀先为什么没让特高课先找到马国良。
“郑副主任，马国良就是那晚的车库值班员。”梁仲春的声音很涩，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干涸的喉咙里刮出来的，“他一个人守了整整一夜。钥匙虽然在童虎身上，但如果他事先偷偷配了一把——或者有人帮他配了一把——那些箱子就完全可能在夜里被搬走。可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二十个木箱不是二十根针，搬走这些东西需要车，需要人，需要至少大半个钟头的时间。他一个人怎么做得到？”
“他不是一个人。”郑耀先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院子。童虎已经发动了那辆黑色福特轿车，正缓缓驶出76号大门。他转过身来，看着梁仲春，“他是被人利用的。有人让他去码头见某个人，有人在码头上给了他一笔钱或者什么东西，让他去帮忙办一件事——比如在装车前一天以值班为由进入车库，帮人里应外合把物资做了手脚。但他做的事只是被人交代给他的一小部分，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整个行动的完整面目。幕后的人利用他是因为他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就算出了事也是背锅的命。”
“幕后的人是谁？”梁仲春的声音压得极低。
“我现在还不确定。”郑耀先没有说谎，“但山本的人已经开始查仓库的出库记录，汪曼春也在查装车环节。我们必须在他们之前找到马国良，让他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不是为了让特高课知道，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知道。只有知道了幕后的人是谁，我们才能决定下一步是该抓人还是该把矛头引向别处。”
梁仲春点了点头，但他的手还在桌上握着拳头。过了半晌，他松开拳头，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擦火柴的时候手终于不抖了。
“郑副主任，汪曼春刚才让人来通知我，她下午两点要亲自问话，第一个就问我。”他吐出一口烟雾，眼睛里有一种被逼到墙角的困兽般的决绝，“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回答她——装车的时候我在现场全程盯着，物资一箱不差。出发之前我和童虎交替守车，没有外人靠近。她要是问我马国良，我就说他那天晚上值夜班，早上我开门的时候他还在值班室，没有任何异常。她挑不出毛病的。”
“你记住一个原则——跟汪曼春说话的时候，不要主动提供任何信息。她问什么你答什么，答完就闭嘴。如果你觉得某个问题不安全，就说这件事需要查一下记录再回复她。不要编造理由，她见过太多编造的理由，一眼就能识破。宁可说不知道，也不要说假话。”郑耀先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下午的问话我会安排人旁听，如果有任何情况我会让人进去通知你。”
梁仲春点了点头，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整了整衣领。他的脸上依然有恐惧，但比刚才多了一层铁青色的坚定。
郑耀先回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下来。墙上的挂钟指向十一点二十分。他拿起电话拨了明诚的号码。电话响了三声，明诚接了起来。
“明秘书，我是郑耀先。有一件事需要明先生帮忙——今天早上押运交接发现少了二十箱物资，其中十箱是特高课的加密通讯设备。现在山本课长正在追查这批物资的去向，调查范围暂时还在76号和虹口仓库之间。但如果这批物资被查出是通过水路离开虹口的，特高课的视线就会转向横浜桥码头一带。而经济司的货场和码头有管辖权。如果特高课的人去货场调查，明先生最好提前有个准备。”
电话那头的明诚沉默了两秒，然后说：“郑副主任，谢谢你的提醒。我会马上通知明先生。货场那边所有记录都是完整的，经得起任何检查。”
郑耀先挂断电话，在椅子上靠了片刻。他给明诚打这个电话，表面上是给经济司一个善意提醒，实际上是在做两层安排：第一，如果明楼知道横浜桥码头即将成为特高课的调查目标，他会提前清理掉经济司在码头周边所有可能与地下党或军统有关的痕迹；第二，如果明楼手里有关于码头上的情报——比如近期有什么人在码头上秘密转运过物资——他可能会通过某种渠道让郑耀先知道。这种信息交换不需要明说，不需要约定，只需要两个顶尖特工之间那种微妙的默契。明楼知道郑耀先不会无缘无故打这个电话，郑耀先也知道明楼听得懂他的弦外之音。
十一点四十分，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郑耀先站起来，拉开办公室门，童虎正从楼梯口跑过来，额头上全是汗，帽子歪在一边。他跑进郑耀先的办公室，反手把门关上，弯着腰大口喘气。
“郑副主任——马国良我带出来了。特高课的人比我们晚了一步，我开车到筒子楼的时候，他们的车还没到。我从后门进去，上了二楼，马国良正躲在床底下，整个人缩成一团，嘴唇都吓白了。我把他从床底下拽出来，从后门塞进车里，送到了南市那家诊所。他交给万祥了，万祥把他藏在诊所后面的仓库里。那盒印着横浜桥码头的火柴我也拿回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盒，放在郑耀先的桌上。
郑耀先拿起火柴盒，翻过来看了看。火柴盒背面印着横浜桥码头货运站的标志，是一个铁锚加三道波浪线的图案。他打开火柴盒，里面还剩几根火柴，但火柴盒底部有一小块被撕掉的痕迹，好像原来贴着一张小标签或者写了几个字，被人急急忙忙撕掉了。他关上火柴盒，放进口袋里。
“马国良在车上有没有说什么？”
“他一直在发抖，什么都没说。我把他交给万祥的时候，他抓着我的袖子不松手，嘴里嘟囔着说‘不是我干的’，说了一遍又一遍。我问他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他就不说话了，只是摇头。”
“好。你先回去协助梁处长，把那份详细时间线写完。下午汪曼春要问话，你和梁处长都要做好准备。”郑耀先拍了拍童虎的肩膀。童虎整了整帽子，转身出去了。
郑耀先在办公室里踱步。马国良的表现说明他确实不是主谋——一个主谋不会在事发后吓得躲到床底下，更不会在被人救出后抓住人的袖子说“不是我干的”。但马国良一定知道一些他没有说出来的事。那些事不足以让他成为主谋，但足以让他成为整个拼图中至关重要的一块。他咬紧牙关不说的原因可能是害怕说出来之后会被灭口。
火柴盒上的横浜桥码头标签说明马国良近期去过码头。虹口仓库被劫那天，特高课也在横浜桥便衣巡查。虹口仓库地下室的那块淤泥里夹着黑色纤维，和郑耀先在马国良桌上发现的那块泥巴完全一样。整个信息拼图碎片开始拼向同一个源头——有人在用横浜桥码头作为中转点转运某种东西。可能是被劫的药品，可能是被转移的仓库物资，也可能是那二十箱消失的设备。
如果这个人在76号内部有眼线，那他知道马国良被郑耀先藏起来的消息只是时间问题。一旦知道了，他一定会采取行动。郑耀先需要抢在幕后推手之前拿到马国良的完整供词，也要借此弄清楚幕后的人是否和之前在码头周边活动的便衣有关。
中午十二点刚过，郑耀先离开76号，独自开车前往南市老北门那家接生婆诊所。诊所藏在一条窄巷子的尽头，门口挂着一条褪色的蓝布门帘，门帘上用白线绣着“接生”两个字。他从后巷绕到仓库的侧门，推开虚掩的铁皮门走进去。
仓库里光线很暗，只有屋顶一盏蒙满灰尘的电灯泡发着昏黄的光。马国良坐在角落里的一堆麻袋上，裹着一条旧棉被，整个人缩成了小小的一团。万祥站在他旁边，手里端着一碗热水，正弯着腰低声跟他说着什么。看到郑耀先进来，万祥把水碗放在旁边的一个木箱上，直起身来。
“郑先生，他还是不肯吃东西。从进来到现在只喝了半碗水。”万祥的声音很低，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
郑耀先走到马国良面前，蹲下来，视线和马国良平齐。马国良抬起头来看着他，嘴唇一直在发抖，眼睛红得像是一夜没睡。他的呼吸很急促，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一团一团地翻滚。
“马国良，你现在在安全的地方。特高课找不到你。但你必须告诉我——前天下午你去虹口仓库提货，是你自己跟着去的，还是有人让你去的？”
马国良的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嘴唇张开又合上。他像是在做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说是，等于承认自己参与了别人的布局；说不是，又怕说不圆谎被郑耀先识破。他的眼神在犹豫中漂移了好几次，最后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是有人让我去的。”他的声音沙哑而微小，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齿缝隙里挤出来的，“是吴天良。”
郑耀先的瞳孔微微收缩。吴天良，情报处的情报分析员，汪曼春手下最得力的人。就是那个三次潜入通讯科调阅通话记录的人，就是那个在虹口仓库出事前两天深夜独自在档案室门口徘徊的人。如果吴天良在操控马国良，那这个局从一开始就不是冲物资来的——是冲郑耀先来的。或者说，是汪曼春在用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来测试郑耀先，而马国良只是这个陷阱里的一颗棋子。
“吴天良让你做什么？”郑耀先的声音依然很平静，但他的脑子已经在以极快的速度重新拼凑整个事件的全貌。
“他说特高课那边需要加装一批额外通讯设备到押运物资里，让我作为通讯科的人去现场做技术核定。”马国良的声音越来越抖，“我真的以为只是去核定——到了仓库我就站在旁边，吴天良让我签了几张纸说是货物加装确认单，我都签了。然后他让我回去的路上顺便去一趟横浜桥码头，把一个小牛皮纸包交给码头上的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人。我就照做了。那个包里面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个人拿到之后转身就走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
“前天晚上你在车库值夜班。是不是吴天良让你去值班的？”
马国良愣了一下。“不是。值班是行政科孙副科长排的班，表上是我的名字。”
郑耀先沉默了两秒。孙茂才——行政科的孙副科长，那个圆滑谨慎从不站队的人。是他安排了马国良的车库值班。如果孙茂才只是一个按章办事的行政人员，他安排马国良值夜班只是一个巧合。但如果他不是呢？
“吴天良让你送的那个牛皮纸包，尺寸多大？”
马国良用手比了一个大约一本书大小的矩形。不大，不厚。不是二十箱物资的体积——二十个标准木箱加在一起有半间屋子那么大，不可能塞进一个牛皮纸包里。所以吴天良让马国良去码头送的东西不是被转移的物资，而是别的东西——可能是某个未加密的信息胶卷、货场布局的照片、或者一份关于仓库换班规律的文件。那个东西是让马国良去交给码头上的人，而那二十箱物资的消失是另一个环节做的，马国良连那二十箱物资在哪都不知道。
郑耀先在马国良面前蹲了片刻，然后站起来走到仓库角落，低声对万祥交代了几句话。万祥听完之后点了点头，把水碗重新端起来递给马国良。郑耀先推开铁皮门走了出去，巷子里的冷风猛地灌进他的领口，他竖起了大衣领子。吴天良在操控马国良，但吴天良只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人。他背后站着的是汪曼春。汪曼春不会亲自去做这种事，她会指派吴天良出面，把马国良当成一个可以被随时牺牲的棋子。如果马国良在被特高课带走后供出吴天良，那汪曼春唯一的损失就是换一个情报分析员。但如果马国良在特高课面前交代了吴天良，而吴天良又说自己是执行汪曼春的指令，汪曼春完全可以说吴天良擅自行动、超越权限，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这个女人的每一步都留了后路。
但汪曼春可能没有预判到一件事——吴天良让马国良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包，到了横浜桥码头的接应人手里。那个接应人是谁？是特高课的人？是汪曼春的另一个眼线？如果接应人是汪曼春的人，那她通过马国良传递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是情报，为什么不走情报处内部渠道，偏要走码头暗线？原因可能只有一个：这份情报的内容，汪曼春不想让除了她和接收人之外任何人看到——包括李士群，也包括山本一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