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艘从香港开来的法国邮轮“玛丽皇后号”是在傍晚六点四十分靠上十六铺码头的。天色已经黑透了，江面上风大，邮轮吃水深，靠岸的时候足足用了半个小时。码头上照例站着一排等候接客的人，有穿着体面的洋行买办，有撑着油纸伞的年轻女人，也有缩在墙角避风的扛包苦力。特高课的便衣混在人群里，两个穿西装的站在检票口两侧，另外两个换了短褂坐在不远处的小吃摊上，眼睛不时往旅客出口那边瞟。
明诚没有去码头。他站在十六铺码头对面一条叫中山东一路的马路边上，身边是一排停在路边的黄包车。他身上穿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脖子上围了条深色围巾，头上扣着一顶洗得发白的呢帽，看起来像是个在码头一带等活儿的掮客。这个位置能看到邮轮旅客下船的出口，也能看到码头外面停车场的每个角落，而他自己隐在黄包车夫和卖香烟的小贩中间，丝毫不显眼。
六点五十分，第一批旅客开始从出口往外走。大部分是拎着大皮箱的商人，还有一些带着孩子的妇女。明诚的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过去，突然停在了一个穿深棕色呢子大衣的男人身上。那人个头中等，三十出头，戴一顶深灰色的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右手提着一只棕色的牛皮旅行箱。他走路的步伐不急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没有四处张望，但从检票口出来之后往外走了七八步，突然在一个卖橘子的摊子前停下来，假装看货，借着摊位上那盏煤油灯的光线把身后左右快速扫了一遍。
明诚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心里默念了一遍：陈仲义。就是这个人。右耳垂上有没有痣？太远了，看不清。但身高体态、走路姿态和孙大中描述的那个到荣昌汽修行问话的人有七八分像。特别是那个停步观察的动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出码头之后不会用买东西做掩护观察身后。这是职业习惯，改不掉的。
陈仲义在橘子摊前待了大概半分钟，没有买橘子，继续往前走。他没有走向码头外的停车场，而是拐上了一条往北的小街。那条小街灯火稀落，两侧多是些卖船具和绳索的五金店，夜里早就关了门。明诚犹豫了半秒，决定不跟上去。他不是来跟踪“判官”的。明楼给他的任务是确认对方抵达的时间和基本体貌特征，不是跟踪。在“判官”刚刚踏上上海土地的第一个小时里，他的警觉性处于最高值，任何近距离的尾随都可能暴露。
明诚又等了一会儿，确认陈仲义已经消失在人群里之后，才从黄包车夫中间走出来，沿着中山东一路往北走。走了大约五分钟，他拐进一条没有人的窄弄堂，把脖子上的围巾松开一些，从内衣袋里摸出一个小铁皮烟盒。烟盒里装着三根烟，其中一根的烟纸颜色比另外两根稍微深一点。他取出那根深色的烟，把烟纸剥开，里面卷着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条。纸条上已经用密码写了几个字，内容是：陈已到，体貌与预判相符，往北去。他把纸条重新卷成一个小卷，塞进烟盒夹层，把烟盒放回内衣袋。
明诚没有回经济司，也没有去找任何联络点。他走到外白渡桥南岸的一家小旅馆门口，推门进去，在柜台前要了一间最便宜的单间。掌柜的给了他一盏油灯和一把钥匙。他上了二楼，进屋把门反锁，然后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从这里望出去，能看见外白渡桥的另一端，以及桥北那一带密密麻麻的日本军营和侨民区。桥上有日军的固定岗哨，两个穿着黄呢子军大衣的哨兵站在桥中间，隔一会儿就在原地跺一跺脚，枪口上的刺刀在夜色中泛着冷光。桥下来往的车辆不多，大都是日军的卡车和挂着外国旗的领事馆用车。
明诚在窗边的一张旧藤椅上坐下来，没有点灯。他在等一个人。约好的是晚上九点，在这间小旅馆里碰面。对方是军统上海站交通站的副站长，代号“麋鹿”。此人在法租界里以开书店为掩护，平时和明诚没有太多往来，但他是明楼和重庆军统总部之间进行信息中转的主要渠道之一。明楼要在“判官”落地之后保持对重庆的电报联系，就必须依赖“麋鹿”这条线。但今晚的碰面，明诚不是替明楼来的。明楼已经通过更隐蔽的途径给“麋鹿”留了信，让他在这个时间到这个旅馆来找明诚。一切信件都不落地。
九点过三分，门外走廊上响起脚步声。脚步声停在了门口，接着是两短一长的敲门声。明诚站起来走到门前，从门缝里往外看了一下，然后拉开了门。来人闪身进来，带进来一股外面冷风的气息。这个人四十来岁，圆脸微胖，穿一件半旧的阴丹士林蓝布长衫，戴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活脱脱是个开小书店的穷老板。他进了屋也不坐，站在门口先转身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几秒钟，然后才走到明诚对面，在床沿上坐下。
“路上耽搁了。过外白渡桥的时候日本兵多看了我两眼。”麋鹿把声音压到几乎只有气声，但每个字咬得很清楚，“怎么样？人到了？”
“到了。六点五十从码头出来的，往北去了。深棕色呢子大衣，金丝边眼镜，手提棕色牛皮箱。和重庆传来的体貌特征一致。”明诚低声回答。
麋鹿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他的鼻子有点红，像是被冷风吹的。他吸了一下鼻子才继续说：“我这里收到重庆昨天发的电报，说‘判官’到上海之后会先去找一个叫顾报国的。这个人在军统上海站里专管对外联络，他和判官在重庆总部时就认识。判官通过顾报国才能接触到上海站的其他人员。所以顾报国是一道门，判官要进门，必须从他那里过。而顾报国这个人有个习惯——他每天上午会去法租界的公馆马路一家叫‘正源’的茶楼吃早茶，风雨无阻，已经七八年了。明天上午如果判官要联系顾报国，十有八九会去那家茶楼。”
明诚皱了皱眉：“顾报国现在人在上海？我上个月听说明楼说过他好像要去南京办事。”
“没走。他把南京的事推了。”麋鹿的声音又低了几分，“我昨天在书店见过他。他到我那儿买了一本《良友》画报和一本《唐诗三百首》，还在店里跟我聊了几句。我看他的样子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不像是知道判官要来。所以现在有两种可能：要么判官还没有通过死信箱联系他，要么顾报国在装傻。但不管怎样，明天上午正源茶楼见分晓。我会在店里安排一个伙计去蹲着。你自己不要露面。”
明诚点头表示同意。他知道麋鹿在法租界经营这家书店多年，在那一带的地面上眼线很多，派人去正源茶楼盯顾报国是稳妥的做法。但他同时也在想另一个问题：如果判官明天上午真的去正源茶楼见顾报国，那他今晚落脚的地点一定就在法租界一带。而上海军统交通站的备用联络点，顾报国的住所，法租界的几处军统安全屋——这些东西“判官”在重庆时可能已经从档案里掌握了一部分。他到上海之后，不需要别人接应就能找到这些地点。也就是说，“判官”对军统上海站的组织结构和人员配置，可能远比明楼估计的要清楚。
“明楼先生让我转告你一句话。”麋鹿把声音压得几乎只剩下嘴唇开合的幅度，“他说，明天晚上之前如果判官找到了顾报国，说明他手里有上海站的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如果判官没有去找顾报国，而是先去了别的地方，那我们更要小心——因为那说明他另有情报来源，比顾报国更直接、更致命。”
明诚点了点头。他从床沿边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完全拉上，然后转过身来对麋鹿说：“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明天上午派你的人去正源茶楼拍个照——不需要带照相机，用眼睛记就行。判官和顾报国如果碰了面，他们坐哪张桌子、谁先到、谁后到、待了多久、顾报国走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怎么样，这些细节都要记下来。”
“拍不了照，但用眼睛记没问题。我那伙计别的本事没有，记性一等一。”麋鹿伸手在鼻子上又擦了一下，“不过明诚兄弟，我丑话说在前头——我的人不能靠太近。判官受过专门训练，反跟踪能力和反监视能力都是一等一的。我的人要是在茶楼里被发现，你我都得暴露。所以只能坐在店门口对面那家馄饨摊子后面，隔着一条马路记个大概。”
“够了。只要能确定他们碰没碰头就行。”明诚从内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放在床上，麋鹿看了一眼没有动。明诚说：“这些钱你拿去给那个伙计，算是个辛苦费。事成之后不要再见面，有事通过死信箱联系。书店那边，你最近小心点，判官到了上海之后会先盯军统自己的外围交通站。你的书店在法租界军统安全网里属于半公开的联络点，如果他在上海站的人事档案里看到过这个地址，不出三天就会去你店里转一圈。你要做好准备，该收起来的东西现在就要收起来。”
麋鹿把银元收起来放进长衫内袋里。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开了一条缝，侧耳听了一阵，然后闪了出去。
明诚在旅馆里又等了二十分钟，才从后门离开。后门连着一条堆满杂物的弄堂，弄堂尽头是苏州河的一条小支流。他沿着河岸往西走，空气中满是河水的腥气和远处工厂区飘来的煤烟味。走了大约一里路，他上了一座石板小桥，桥下有条乌篷船划过，船上没点灯，只听见竹篙入水的声音。明诚在桥头站了一会儿，等那条乌篷船过去之后才继续走。
回到经济司时已经过了十一点。明楼还在办公室里，桌上放着一份从十六铺码头海关内部弄出来的旅客名单复印件。明诚走进去，把门反锁好，把陈仲义出码头的体貌特征和麋鹿今晚提供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明楼听完之后把那份名单收进抽屉里，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几个圈和几条线。
“十六铺码头出来往北走，最可能是去虹口方向。那一带日本侨民多，军统和中共的人都不太敢在那边活动。判官如果选择在虹口落脚，说明他非常自信，而且很可能在虹口有一个日本人不知道的安全屋。另外一种可能是他往北走一段之后折回法租界。法租界里军统的安全屋至少有四处，其中最可能的一处是吕班路二九八弄三号——那是军统上海站以前给重庆来的特派员准备的备用住房，知道这个地址的人极少。判官如果从重庆的档案里抄录了这个地址，他完全可以自己开门进去。”
明诚坐在明楼对面，眉头拧着。
“如果是这样，说明判官手里确实有一份上海站安全屋的地址清单。这份清单如果是从军统总部传出去的，那泄露的范围就很有限——顶多不超过四五个人。戴笠知道，毛人凤知道，再加上几个机要秘书。判官被派遣之前一定提前拿到了和他任务相关的所有必要信息，包括军统上海站的整体布局和人员名单。这对他来说等同于一张明牌。他到了上海，不需要四处打听，也不需要联系交通站，自己就能安顿下来，然后在最短时间内展开调查。”
“对。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他还在摸路。他已经在走了。”明楼用铅笔在纸上重重地画了一条线，把十六铺码头和吕班路连在一起，“今晚如果他已经住进了吕班路的安全屋，明天一早他就能开始第一项工作。麋鹿说他会先找顾报国，这个判断可能对，也可能不对。顾报国是军统上海站的外联负责人，管着所有对外联络的线。判官查的是内部渗透，按正常程序他应该先和控制对外联络的人接上头，摸清上海站目前的人员活动状态，然后才开始逐个排查。但判官不是按正常程序走的人。他在长沙的行动卷宗我让人查过——到长沙第一天就抓了两个军统内部的共党嫌疑人，第二天就枪毙了一个。中间几乎没有审讯。他靠的不是问话，而是观察。他会在一个人最自然的状态下观察他，从微表情、小动作、语言习惯、作息规律里找出破绽。”
明诚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他想到明楼说他“太安静”的郑耀先——郑耀先也是这样一个人，表面不动声色，内心翻江倒海，用最安静的方式观察别人，也最善于在别人最安静的时候发起致命一击。如果判官和郑耀先这周都到了同一个城市，都在暗中观察和试探，那上海的空气里将同时存在两个顶级的猎手。
“大哥，明天晚上枪的转运要不要调整时间？判官已经来了，我们不能再按原定计划走。即便今晚他还没能摸到军统上海站的实际运作，明天一天时间足够他把触角伸到码头和河岸附近。我们在他眼皮底下转运一批军火，风险比昨天预估的还要大。”
明楼放下铅笔，十指交叉放在桌上，眼睛望向对面的墙壁。墙上那幅上海地图用黑布蒙着一半，露出来的部分正好是苏州河和十六铺码头一带。他的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地图上。
“不调时间。明天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之间，路线不变。原因有两个。第一，接货船是从常熟方向顺流下来的，船上除了老董之外还有两个新四军的联络员。船如果中途停靠或者改变时间，都会增加暴露风险。第二，判官刚到上海，就算他再厉害，也需要至少一天时间来确认自己的安全位置和基本联络线。他不可能在落地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亲自跑到苏州河码头上去蹲守。如果他派顾报国的人去，那顾报国自己现在还不一定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判官的调查范围，他不会贸然替判官出外勤。所以明天晚上是我们最好的窗口期。过了这个窗口期，等判官把军统上海站的人全都过了一遍，再想动就难了。”
明诚听完之后不再说话。他知道明楼做出这个决定不是赌运气。明楼从来不赌。每一个看似冒险的决定背后，都经过了对情报链、时间线和人员心理状态的精密计算。太仓线药品失踪案发生前，明楼用半年时间做了十七批否决件的布局；毛瑟手枪从荣昌汽修行运到光复路仓库，每一段路、每一个转运点、每一个接头人都经过反复推演。现在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推进，不管外面来的是山本还是判官，都不会让他的节奏乱掉。
“那我去把车准备了。明天晚上八点我先去光复路仓库清点货，九点半到经济司来接你。走蒙古路绕共和新路桥，尽量避开北站那个巡逻站的正门。你的特别通行证带好。如果路上遇到临时检查，我来应付，你坐在后座不要说话。你的脸太有辨识度。”
明楼微微一笑，没有接话。
窗外又起风了，而且比前半夜更大。风裹着外滩江面的湿气，扑在楼下的梧桐树上，把最后几片枯叶从枝头硬生生撕了下来。风从窗缝里灌进来，把桌上那张白纸吹得动了一下。明诚站起来伸手把纸压住，拿起暖壶给明楼续了半杯热水。水汽氤氲，像一层薄薄的雾，隔在两人之间。
“明天白天，我还要去一趟七十六号。”明楼突然说。
明诚拿暖壶的手停了一下。
“去七十六号干什么？”
“李士群请我去的。他让人带话，说有事想当面商量。理由是讨论年后物资调配和七十六号扣押品仓库的货物流向问题。这是山本催着要档案之后李士群第一次主动约我见面。”明楼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我如果不去，就等于告诉所有人我心里有鬼。我如果去了，李士群才会觉得我还在他的牌桌上。而且我也想知道，山本给七十六号的调查压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李士群这个人，在压力最大的时候，最容易说出一些平时不会说的话。”
明诚看着他，把暖壶放回原处。
“我陪你去。”
“不用。你明天有更要紧的事。白天把明天晚上的路线再走一遍，看看蒙古路和共和新路桥之间有没有新增的岗哨。七十六号那边，我一个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