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注：**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第五卷：巴山夜雨
火车在汉口停了大半天，加煤加水。 蒸汽机车嘶嘶地喘着气，煤烟味弥漫在站台上，呛得人直咳嗽。黑煤灰落在军装上，拍都拍不干净，弟兄们灰头土脸的，像一群刚从矿坑里爬出来的苦力。 刘有渝让弟兄们下车放风，自己带着马三去码头看看。汉口码头比宜昌的大得多——宜昌是山城码头，窄窄一条江岸，船挤船；汉口是平原大码头，江岸线拉出去老长，一眼望不到头。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声此起彼伏，有铁壳轮船，有木排，有打鱼的小舢板，还有几艘挂着洋旗的外国货轮，烟囱比楼还高，喷出的黑烟把半边天都染了色。码头上的搬运工比宜昌多三倍，扛着麻包来来去去，喊号子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开了的粥，咕嘟咕嘟冒泡。 江风带着水腥味和煤烟味往鼻子里钻，跟四川的风不一样——四川的风是湿的，黏在脸上；汉口的风是燥的，刮在脸上像砂纸，带着一股子江底淤泥沤出来的腥臭。 码头边上有个邮政所，小小的门脸，门口挂了个绿漆信箱，漆都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信箱口塞着几封信，露出一角白色的信封，像几张伸出来的舌头。 刘有渝站住看了那个信箱一会儿。 他想写封信回去，但是火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从汉口寄信到泸州，最快也要十天，等信到了，他人都不知道在哪里了。战场上的事，一天一个样，今天在汉口，后天也许就在徐州，大后天也许就到了前线——信还没到，人已经走了，写信有什么用？ 师长，想写信？马三问。 嗯。想给家里报个平安。 马三想了想，忽然说：我刚才在站台上碰见一个跑船的，他是泸州人，跑汉口到重庆的货船，后天出发。要不让他带个口信回去？ 刘有渝眼睛亮了一下：人呢？在站台上等货，我带你去。 --- 跑船的叫张麻子，不是因为脸上有麻子，是因为他爹有麻子，外号传到他这里，大家也叫他麻子。张麻子三十来岁，黑瘦，手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他穿着一件油布褂子，腰上系了根草绳，草绳上别着一把烟杆，铜锅竹杆，擦得锃亮，比他身上哪件东西都干净。 你要我带口信到泸州？张麻子叼着烟杆，眯着眼看刘有渝，刘师长？川南那个刘师长？是。 张麻子把烟杆从嘴里拔出来，在鞋底上磕了磕，正了正身子，站得比刚才直了。码头上的风把他褂子下摆吹得猎猎响，他伸手压了一下，说：师长你说，我记着。 刘有渝想了想，说：你到泸州以后，去南门外刘公馆，找林氏，就说——我到了汉口，一切平安，火车继续往北走。叫时中管好功课，别贪玩。叫念慈…… 他停了一下，喉咙里堵了一下，咽了口唾沫。江风吹过来，带着码头上鱼腥味和机油味混在一起的味道，他的鼻子一酸，不知道是风呛的还是别的。他吸了口气，接着说：叫念慈不要哭，爹打完仗就回来。还有呢？还有……告诉阿侯头人，凉山的事我放心，让她别操心我。 张麻子点点头，把烟杆重新叼在嘴里，吸了一口，吐出一团青烟。烟雾被江风一扯就散了，散在灰蒙蒙的天底下面，像一团心事。他说：师长，你放心，我一定带到。我跑这条线十来年了，汉口到重庆再转泸州，闭着眼睛都走得拢。 刘有渝从怀里掏出两块大洋递过去。张麻子摆摆手不要：师长你出川打鬼子，我带个口信算啥子，不要钱。我张麻子虽然穷，但是晓得啥子事该做啥子事不该做。拿着，路上买碗面吃。 张麻子犹豫了一下，接了，揣进怀里，拍了拍胸口：师长你放心，口信我一定带到。你也要保重，打完仗回来，我请你吃泸州火锅——白塔那边有一家，牛油最正宗。 刘有渝笑了一下： 张麻子咧嘴也笑了，露出几颗烟熏黄的牙，又把烟杆叼上，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回头补了一句：师长，你家里头那个念慈——几岁了？三岁。三岁……张麻子嘟囔了一句，正好是最想爹的年纪。他说完，没再回头，一摇一晃地走了，油布褂子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个黑帆。 --- 火车终于开了，哐当哐当往北走。 刘有渝靠在车皮壁上，想着刚才托的口信。他不知道张麻子能不能把口信带到，也不知道带到的时候林氏还在不在泸州——也许已经搬了，也许还在等他。他只知道他做了能做的事——一句话，一个口信，像往江里扔了一块石头，能不能砸到鱼，看运气。但是不扔，连响声都没有。 马三坐在旁边打盹，脑袋一点一点的，像啄米的鸡。他这几天一直跟着刘有渝跑前跑后，睡得少，眼睛下面青了一圈，嘴皮干裂，起了白皮。刘有渝看了他一眼，伸手把马三歪过来的脑袋扶正了，靠在壁板上。马三嘟囔了一声，没醒，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在梦里吃啥子。 车皮里其他弟兄也东倒西歪地睡了，有的靠着壁板，有的枕着背包，有的直接躺在稻草上，鼾声此起彼伏，粗的细的长的短的，像一窝打呼噜的猫。车皮外面是旷野，灰黄灰黄的，看久了眼睛发涩。 火车过了长江大桥，铁桥轰隆隆响，车轮碾在钢梁上，震得整个车皮都在抖。桥下是长江，江面宽得看不见对岸，灰蒙蒙的水连着灰蒙蒙的天，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几条拖船在江心走，拖着长长的一串木排，像蚂蚁搬家。桥上的风大，呜呜地灌进车皮缝隙，吹得弟兄们的衣摆翻飞。 过了桥，就是北岸了。 刘有渝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过了长江。从四川出来的那天起，他一直在长江南边走，坐船、坐火车，不管怎么绕，江还在身边，像一根连着脐带的线，扯不断。现在过了江，长江在身后了，四川在身后了，前面是另一个天地——没有红土，没有竹子，没有满山的油菜花，只有黄土地和枯树和灰蒙蒙的天。 他没回头看。不是不想看，是不敢。怕一回头，就迈不动脚了。 火车继续往北，哐当哐当，风从车皮缝隙里灌进来，比昨天更冷了。窗外的庄稼从水田变成了旱地，旱地变成了荒地，荒地上什么都没种，光秃秃的，土是黄色的，不是四川那种红土。红土养人，黄土养庄稼——但是这里的庄稼也没长好，稀稀拉拉的，像几天没吃饭的娃儿。 他裹紧了毯子，把下巴缩进领子里。兜里的弹壳硌着胸口，硬邦邦的，他把它掏出来放在手心看——铜壳上刻着出厂的编号，模模糊糊的，磨掉了一半。他把弹壳又揣回去，拍了拍。 远处天边有乌云，黑压压的，像一口倒扣的铁锅，正在往这边挪。风更大了，吹得车皮铁皮嘎吱嘎吱响，像老人的骨头在叫。要下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