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
这是刘有渝到黄河之后最深刻的感受——不是一般的冷，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像有人把冰水灌进了血管里，冻得心脏都慢了半拍。
四川也冷——冬天的四川，湿冷，那种潮乎乎的、钻进骨头里的冷，像一条冰凉的蛇贴着皮肤爬。但四川的冷跟北方的冷不是一回事——四川的冷是，北方的冷是。四川的冷慢慢磨你，磨得你关节疼、腰背酸、手脚冰凉；北方的冷直接砍你，一刀下去皮开肉绽，风打在脸上像刀子割，吸一口气嗓子里像吞了玻璃碴子。
到黄河的第十天，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八度。
刘有渝是早上起来看温度计知道的——那是一支从军需处领来的水银温度计，他挂在掩体外面的木桩上，早上起来一看，水银柱缩到了负十八的刻度线上，像一条冻僵了的银虫子。
他搓了搓手——手是麻的，不是冻麻的，是睡麻的。他睡觉的时候把手压在身底下压了一夜——不是故意的，是因为太冷了，身体不自觉地缩成一团，手就被压住了。
他出了掩体，往堤坝上走——走了几步，发现脚下不对。低头一看，地上的浮土结了一层霜——不是白霜，是硬霜，踩上去嘎吱嘎吱响，像踩碎了一层薄冰。他蹲下来摸了摸——硬的，冻住了，地冻住了。
北方。地会冻住。这在四川是不可想象的——四川的地永远是湿的、软的、黏糊糊的，冬天踩上去一脚泥。但这里的地冻得像石头，铁锹铲下去只能铲出一个白印子，得用镐头一下一下地刨。
修工事的进度慢了——地冻了，挖不动。弟兄们一天只能挖平时三分之一的量，而且镐头刨几下就崩了——铁脆，冷到一定程度铁就脆了，跟玻璃差不多。
更大的问题是——棉衣不够。
三千多人，只有一千七百多套棉衣。剩下的弟兄穿着单衣加夹袄，在零下十几度的风里站岗——站一个时辰，人就成了冰棍。
刘有渝给后方兵站发了三封电报，催棉衣。第一封回电：正在调拨，请稍候。第二封回电：物资紧张，暂无棉衣，请就地筹措。第三封——没有回电。
他站在掩体里，看着第三封电报——不对，是没有第三封电报的空白——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脱了，交给警卫员小吴：拿去给东头那个连——他们最冷。
师长，你——
我有夹袄。刘有渝从铺盖上扯出一件灰布夹袄套上——夹袄薄，不挡风，但总比没有强，
小吴抱着棉袄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刘有渝站在掩体口，夹袄在风里鼓起来，像一面灰色的旗。他看见师长搓了搓胳膊，然后把手插进了袖子里。
那天晚上，刘有渝巡堤。
他穿着夹袄走在堤坝上——风比白天更大，从西北方向刮过来，带着雪粒——不是雪片，是雪粒，细细的、硬硬的，打在脸上像砂子。他低着头走，脚底下的霜嘎吱嘎吱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碎玻璃上。
走到左翼那段，他看见了一个哨兵——一个年轻的兵，大概十八九岁，脸冻得青紫，嘴唇发白，鼻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冻住了，像一颗小珍珠。他穿着棉袄——但棉袄太薄了，不够，他的身上还裹着一条被子——灰色的、破旧的军被，像一个大茧，把他从头到脚包了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和一截步枪。
冷吗？刘有渝问。
那个兵扭头看了他一眼——认出来了，立正——被子差点掉了，他赶紧用手夹住：师——师长——
别立正了，裹好。刘有渝说，冷吗？
不——不冷——牙齿打架的声音比说话的声音还大。
刘有渝看着他——十八九岁的娃娃，应该还在家里念书或者学手艺，现在裹着被子站在零下十几度的堤坝上，冻得浑身发抖还说不冷。
他蹲下来，把手伸进自己夹袄的内兜——兜里有一个纸包，纸包里是两块红薯干——昨天孟胖子送的，说是村里的土产。他掏出来，递了一块给那个兵。
那个兵犹豫了一下，伸手接了——手是抖的，指头冻得像胡萝卜，又红又肿。他把红薯干塞进嘴里，嚼——冻硬了的红薯干嚼起来像嚼木头，但甜，慢慢地嚼，甜味就出来了。
好吃吗？
好——好吃——
刘有渝也嚼了自己那块——确实像木头，但确实甜。他蹲在那个兵旁边，两个人一起嚼红薯干，谁也不说话。风在头顶上呼啸，把被子吹得猎猎响，像一面灰色的帆。
过了一会儿，刘有渝问：你叫什么？
张——张小毛——叙府人——
叙府？我家在绵阳。
绵阳——好远——张小毛的红薯干吃完了，他舔了舔嘴唇，舔到了鼻尖上那颗冻住的鼻涕珠子，不好意思地擦了一下，师长——黄河什么时候化冰啊？
快了。再等一个月。
化冰了是不是就要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