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部队继续沿堤坝往防地走。
走了一个时辰，刘有渝下令休息。不是弟兄们累了——他们也累了，但他不是为这个——是因为堤坝下面有个村子，村子外面有一口水井，井边围了一圈人。
他走过去看。
是他的人——十几个川军弟兄，围在井边，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手里捧着碗，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渴，不是累，是一种说不上来的困惑。
怎么了？
一个弟兄抬头看他，嘴角还挂着水珠：师长，这水……
水怎么了？
这水是黄的。
刘有渝接过碗，低头看——碗里的水果然是黄的，不是泥浆那种浑，是一种淡淡的、均匀的、像兑了姜黄粉一样的浅黄色。他闻了闻，没有异味——不是臭的，不是腥的，就是水味，但那颜色不对。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
水是涩的——不是苦，是涩，像舔了一块没洗干净的铁皮。嘴里有一种沙沙的感觉，好像水里有看不见的细沙，碾在牙上，磨在舌头上。咽下去之后，嗓子眼里留着一层薄薄的泥腥气——不重，但消不掉，像含了一口黄土又吐掉了，但那土味还粘在喉管壁上。
他把碗递回去，问：这是井水？
是井水。这井就打在堤坝底下，三丈深。旁边一个当地的老乡走过来，搓着手，笑呵呵的，你们外乡人喝不惯吧？俺们打小就这么喝，习惯了。
黄河边的井水都是这样？
那可不——黄河水渗进来的嘛。井打得浅的，水就是黄的；打得深的，稍微好点，但也是浑的。俺们平时吃水，得澄一澄——打上来搁半天，泥沙沉底了，上面的水才清。你们赶路急，没澄。
刘有渝没再说什么。他走到堤坝边，往河面看——
早晨的黄河跟昨天傍晚的不一样。昨天傍晚是金红色的，浑厚凝重，像一块烧红了的铁；今天早晨是灰黄色的，阴沉沉的，天上一片铅灰的云压着，水面也灰，堤坝也灰，远处的村庄也灰，整个天地像被泡在一碗黄泥汤里，看什么都隔着一层浊。
河面上漂着东西——浮木、草把、不知道是什么的灰黑碎片。水在流，但流得不快——不是长江那种滚滚向前的急，是一种沉闷的、迟缓的、好像水太重了流不动的感觉。水面偶尔鼓一个包，像是底下有什么东西拱了一下，然后又平了——平得死气沉沉的，不像活水，像一缸放了很久的泥浆。
他蹲下来，把手伸到堤坝下面的水洼里——水洼是堤坝跟河之间的低洼地，黄河水渗过来的。水冰凉，凉得刺骨，像把手插进了冰窖。他撩了一把水，水从指缝里漏下去，黄黄的，在手心里留下一层薄泥。
他站起来，甩了甩手。
赵德柱走过来：师长，弟兄们说——这水煮开了也是黄的，煮的饭也是黄的，蒸的馍也是黄的。
那就吃黄的。刘有渝说。
连茶都是黄的——泡了茶叶也看不出来。
那就不泡茶了，白水。刘有渝搓了搓手指上没擦干的泥，到了黄河边上，就得吃黄河的水。吃惯了就好了。
赵德柱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去传令了。
部队继续走。
走了大半天，到了防地——一段东西长约十五里的黄河大堤，堤坝外侧是黄河，堤坝内侧是一马平川的麦田——冬麦刚冒头，绿稀稀的，像老人头顶上的碎发。再往南三四里地，散落着七八个村庄，土坯房，灰瓦顶，跟杨庄差不多。
刘有渝站在堤坝上，把防段看了一遍。
堤坝是好的——夯土筑的，顶上两丈宽，能过马车。但堤坝的坡面上有好几处裂纹，最宽的一道有两指宽，从堤顶一直裂到半腰，像有人在堤坝上砍了一刀。他蹲下来看了看裂纹的深处——土是干的，但裂纹两侧的土质松散，手指一捻就碎。
这堤结实吗？他问身旁的向导——一个兰封县政府派来的办事员，瘦得像根豆芽菜，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去年发过大水，冲了一段，后来补上了——就是那段。向导指着东边大约三里外的一段堤坝，那段是新的，老堤冲垮了，秋天重新夯的。
新夯的？
新夯的。
结实吗？
向导犹豫了一下：俺不是修堤的，不好说……但去年秋天补完之后，过了冬，没出事。
刘有渝没再问。他站起身，往东边走了一段，走到那截新堤的位置，蹲下来，用刀尖戳了戳——土是松的，不像老堤那样硬得扎不进去。他站起来，跺了一脚——脚底下的堤面微微震了一下，不像老堤那样纹丝不动。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