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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缕烟在天边悬了三天。
第三天一早，刘有渝派人过河去看。派了两个人，都是北边招来的本地人，会说河南话，一个姓孙，一个姓赵，都是二十来岁的后生。去之前刘有渝把他们叫到跟前来，说：去看看，看到什么算什么，看不到就算了，别逞能，别冒险，别让日本人抓住。两个人点点头，扛着枪就走了。
刘有渝站在堤坝上看他们往北走，看着他们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两个灰扑扑的点，消失在灰蒙蒙的天地之间。黄河在旁边流着，水声闷闷的，像一头老牛在喘气。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才转身。
两个人是下午回来的。回来的只有一个人——姓孙的那个。姓赵的没回来。
赵小山呢？刘有渝问。
姓孙的后生脸色发白，嘴唇上裂了几道口子，渗着血。他站在那里，两手垂着，手指头攥在一起，攥得发白。
死了？刘有渝问。
没死。姓孙的说，声音涩得像石子在磨，让抓了。
刘有渝没说话。
俺俩过了河，往北走了十几里，到了一个村子。俺俩在村外头蹲着，看了一上午，看见日本人的汽车了，停在村头的打麦场上，七八辆。还有十二个日本兵，四个伪军。有一个当官的，骑马的，穿呢子大衣。
多少人马？刘有渝问。
俺就看见那一个当官的骑马。
嗯。继续说。
俺俩看完就往回走，走到河边碰上了一队日本人的巡逻。俺俩跑，赵小山跑得慢，让追上了。俺在前头跑，听见后头响了一枪——俺没敢回头，一直跑回来了。
刘有渝看着他。这个后生脸上全是灰，眼眶子发红，嘴唇干得起了皮。他从水壶里倒了一碗水，递给姓孙的后生。
喝点水。
后生接过去，一口气喝了，碗底朝天。
赵小山抓了，会不会有事？后生问。
刘有渝没回答。赵小山是侦察兵，穿着军装，被日本兵抓住，就是俘虏，就是筹码，就是随时可以被处决的人。
他转身往堤坝上走。
黄河在右边流着，水是浑的，黄的，稠的。河面宽得看不见对岸——不，不是看不见，是天和水的颜色太像了，灰的接灰的，分不清哪是水哪是天。他站在堤坝顶上，往北看。
对岸还是什么都看不见。还是那条灰蒙蒙的影子，像隔了一层毛玻璃。
但现在他知道了——对岸有人。有车，有兵，有一个骑马的当官的。他们在对岸看着这边，也在等着什么。
他在堤坝上站了很久，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往下沉。太阳是红的，像一只烧红的铁饼，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黄河里坠，把河水染成了红的——从远处看，黄河像一条着火的长带子，烧在天和地之间。
长河落日圆。
他想起了这句诗。又是王维的。这首诗他小时候背过，那时候不懂什么叫长河落日圆，觉得就是个句子，考试要考的。现在他站在黄河边上，看着那轮红日一点一点沉进河里，忽然懂了——
那不是好看，那是无奈。是一个人走了很远很长的路，走到天地尽头，看见太阳落进河里，染红了整条河，而他还得继续走下去，走下去，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知道哪里是尽头，不知道尽头是什么样的。
太阳彻底沉下去了。天黑了。
他转身往回走。
刘有渝一边走一边想。
赵小山被日本人抓了，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又是他不想接受的事。侦察这种事，十次有九次要冒险，落在河这边的日本兵手里，不死也是残。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些沉，像压了一块石头。
但他没有太多时间想这些。
对岸有汽车，有十几个日本兵，有一个骑马的当官的——这才是正事。这意味着对岸不是空的，日本人在那边有部署，而且不止一个点。那个骑马的当官的穿呢子大衣，说明军衔不低，是军官。军官出现在前沿阵地上，通常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要进攻了，军官下来督战；要么是在准备什么大的行动，需要军官现场指挥。
不管是哪一种，对岸在准备什么，这个判断是对的。
他加快脚步，往营房走。
营房里亮着灯，昏黄的，从窗子里透出来，在黑夜里像一只只眼睛。他推门进去，刘有富正在桌子边坐着，面前摆着一张地图，上面标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刘有富的右臂还吊着绷带，左手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着。
回来了？刘有富抬头看他。
回来了。刘有渝把侦察的情况说了一遍。
刘有富听完，皱着眉头想了想，说：七八辆汽车，十二个日本兵，四个伪军，还有一个当官的——
骑马的，穿呢子大衣。刘有渝补充道。
嗯。刘有富把铅笔放下，这是侦察排，不是大部队。但七八辆汽车不少了，能装不少人和物资。
你怎么看？
我看——刘有富犹豫了一下，日本人可能要动手了。
刘有渝没说话。
他也这么想。但可能要动手和已经知道要动手，是两回事。他们只有两百多人，装备差，弹药少，地形也不熟——他们是外来户，河南的地形、黄河的水性，他们都不如本地人熟。如果日本人真的打过来，他们能守几天？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们不能退。退了，黄河就没人守了；黄河没人守，河南就敞开了；河南敞开了，鬼子就顺着陇海线往西打，打到西安，打到宝鸡，打到四川去。
他不能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