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渝觉得火车车厢的铁板比石头还硬。
从浦口到武汉，闷罐车走了三天三夜。四百多人挤在两个车厢里，人贴人，肉挨肉，连蹲下去的地方都没有。有人站着睡着了，脑袋一歪靠在旁边人肩膀上，旁边的人也不推——都累成这样了，谁还有力气推人。
车厢里没有灯，只有顶上一个拳头大的透气孔，白天漏一丝灰白的光进来，晚上就全黑了。气味不用说了——汗臭、脚臭、伤口化脓的臭味、碘酒的刺鼻味，混在一起，像把脑袋塞进一口腌了三年的老坛子里。
刘有渝靠着车厢壁坐着。铁板冰凉，凉意从后背渗进来，一直渗到骨头里。他穿着渡江时候的那身军装——已经不能叫军装了，上衣只剩两只袖子还连着，胸口和后背撕成了布条，里面的棉絮翻出来，被汗水和血渍染成黑褐色。裤子好一点，但右膝盖磨出了一个大洞，洞口的布边硬邦邦的——是血干在布上的结果，像给裤腿镶了一圈壳。
他三天没脱过靴子。靴子里黏糊糊的，不知道是汗还是血，每动一下脚趾都有一股湿冷的感觉，像踩在一团温热的烂泥里。
师长，喝口水。
谢文清递过来一个搪瓷缸子。缸子缺了半个口，上面的搪瓷掉了大半，露出黑色的铁胎，像一张嘴烂了一半的脸。水是凉的，带着铁锈味。
刘有渝接过来，喝了一口，还回去。
还要多久？他问。
列车长说，天亮到汉口。
刘有渝点了点头，没再说话。他闭上眼睛，但睡不着——不是不想睡，是后背靠着的铁板一直在抖。火车在铁轨上颠簸，铁板跟着震，震得他后背发麻，像有人拿锤子一下一下敲他的脊椎。
他睁开眼，看着透气孔漏进来的那一线光。光在晃——车在晃，光就跟着晃，像一条白色的虫子在顶上爬。
他在想一个事情——想了一路了，自己为啥没有死在南京，难道死在黄河边才是自己的宿命？那死在哪里有啥区别。
南京，他没守住。
到汉口是凌晨。
天还没亮，站台上的煤气灯昏黄昏黄的，照着雾蒙蒙的空气，像一碗隔夜的米汤。四百多人从闷罐车里爬出来，一个接一个，动作慢得像从井里打水——腿是软的，腰是硬的，站直了都费劲。
站台上已经有接应的人了——军委会的人，穿的呢子大衣，戴的白手套，干干净净，跟这帮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叫花子站在一起，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刘师长？为首的是个中校，客客气气的，但眼神不对——那种打量的眼神，像在看一笼刚从山上捉下来的野物。
我是。
委员长召见，请跟我走。
刘有渝愣了一下。他以为要先去报到、先安顿部队、先领补给——没想到第一件事就是召见。
我的弟兄们——
已经安排了，中校说，营房和热粥都有。
刘有渝回头看了一眼。弟兄们站在站台上，雾气里看不太清，只看见一个个黑影——佝偻的、瘦削的、一瘸一拐的黑影。有人蹲下去了，蹲在铁轨旁边，把头埋在膝盖里，不知道是在睡还是在哭。
赵德柱站在人群边上，纱布还裹着半边脸，只露一只左眼。他朝刘有渝点了点头——去吧，这里有我。
刘有渝转回来，跟着中校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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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是一辆黑色轿车，刘有渝这辈子没坐过这种车。皮座椅软得像沙发，坐下去整个人陷进去半截，他下意识地绷着腰，不敢往后靠——身上太脏了，泥、血、汗，还有那股在闷罐车里闷了三天的味道，他怕把人家的皮座椅弄坏了。
中校坐在副驾，没跟他说话。车窗外的汉口在慢慢亮起来——街道、店铺、黄包车、卖豆浆油条的小摊，烟火气从路边的蒸笼里冒出来，白花花的热气在晨风里扭一扭就散了。
正常的日子。还在过正常日子的世界。
刘有渝看着窗外，手攥着膝盖上的布条。他觉得自己像一块从战场上捡回来的碎砖头，被搬到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客厅里，哪儿都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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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官邸在武昌。
刘有渝被领进一间会客室，让他等着。会客室很大，地上铺的红木地板，墙上挂着山水画，角落里一架留声机——没开，但唱片还搁在上面，像一件摆设。茶几上摆了茶具，白瓷的，细得像纸，他不敢碰——他手上全是裂口和老茧，怕一碰就把杯子捏碎。
他站在屋子中间，没坐。
不是不想坐——是不敢。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净地方，站着已经觉得对不起这间屋子的地板了，要是坐下，那椅子更没法要了。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门开了。
蒋介石走进来。
刘有渝在穿越前的历史书上看过无数遍这张脸——光头、军装、瘦削、眼神锐利。但真人跟照片不一样——照片是平的，人是立体的；照片是静的，人是活的。蒋介石走路的步子不大，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量过尺寸似的，恰到好处。
刘有渝？
是！委员长！刘有渝啪地立正，敬礼。动作太猛，肩膀上的伤口扯了一下，疼得他眼角跳了跳，但脸上一点没变。
蒋介石摆了摆手：
刘有渝没坐。
蒋介石也没再让，自己先坐下了。他看着刘有渝——从头看到脚，从军帽看到破靴子，眼神里没什么表情，像在审视一件货物。
你们一五二师在南京打得好，蒋介石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得稳稳的，我看了战报，守运河、守雨花台侧翼、掩护友军渡江，都打得好。川军，能打。
刘有渝站得笔直，脸上没表情。
打得好。
三万人出川——一五二师六千，加上配属部队，拢共将近三万人。现在剩下多少？四百六十三人。不到五百。四百六十三除以三万——一百分之二不到。
这叫打得好？
刘有渝的喉结动了一下，他想说话，想说很多话——想说弹药不够、想说补给跟不上、想说我们拿命在填、想说那些弟兄是怎么死的、想说他站在长江北岸看着南京烧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但他什么也没说。
谢谢委员长。他说。
蒋介石点了点头。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过来：军委会的决定——你部补充兵员八千人，另调拨步枪五千支、轻重机枪六十挺、迫击炮十二门、弹药若干。整补完毕后，编入第五战区，归李宗仁长官指挥。
刘有渝接过文件，低头看了一眼。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八千新兵，五千条枪——对一个只剩四百多人的残部来说，这几乎算得上一支新军了。
谢谢委员长栽培。他又说了一遍。
蒋介石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武昌的冬景，树都光秃秃的，枝丫像老人的手骨，指着灰白的天。
有渝，蒋介石忽然叫了他的名字，语气比刚才松了一些，你是四川人？
是。川南。
川军出川抗战，不容易。蒋介石背对着他，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远道而来，水土不服，装备又差——中央军都未必有你们能打。
刘有渝的嘴角动了一下。这话听着是夸，但他听出了另一层意思——你们能打，所以接着打。至于装备差嘛，差就差吧，反正川军向来是后娘养的。
委员长放心，刘有渝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川军绝不后退。
蒋介石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但刘有渝觉得自己被看穿了——不是被看穿了心事，是被看穿了价值。他是一件有用的工具，好钢用在刀刃上。
蒋介石说，去吧。整补完到第五战区报到。
刘有渝敬礼，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听见蒋介石在身后说了一句：替我慰问阵亡将士的家属。
刘有渝的脚步顿了一下。
他没回头。
门在身后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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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时候，赵德柱在官邸外面等着。他蹲在石阶边上，裹纱布的半边脸在晨光里显得更扎眼了——白纱上渗出了淡淡的黄渍，是碘酒和血混在一起的颜色，像一幅洇了水的旧画。
咋样？赵德柱问。
补八千人，五千条枪。刘有渝说。
赵德柱站起来：那还是好人！
调第五战区。
哪边？
徐州。
赵德柱想了一下：那又往北走了。
刘有渝没说话，往前走。赵德柱跟上。
两个人走出官邸大门，走上大街。汉口的早晨，人慢慢多起来了——卖菜的、挑水的、拉车的、上学的，忙忙碌碌，热热闹闹。没有人注意到这两个穿着破烂军装的人——汉口这种地方，溃兵见得多了，不稀奇。
刘有渝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
他看见路边一个卖包子的铺子，蒸笼冒出的白气在晨光里散开来，包子的香味飘过来——面香、肉香、葱香，一层一层的，往鼻子里钻。
他的肚子叫了一声。
三天没正经吃过东西了——闷罐车上发过两顿饭，干硬的馒头配咸菜，他让弟兄们先吃，自己就着水啃了半个。
赵德柱也听见了。他摸了摸口袋，掏出几角皱巴巴的毛票——这是全身上下仅有的财产。
师长，我去买——
不用。刘有渝拽住他，走，去看弟兄们。
他迈开步子走了，走得很快。包子的味道被甩在身后，但他肚子里那声咕噜好像还留着——不是馋，是身体在提醒他，你还活着，活着就得吃饭。
活着。
他想起蒋介石说的那句话——你们一五二师在南京打得好。
打得好。
他在心里把这三个字翻来覆去地嚼，嚼出了一股苦味——不是黄连的苦，是血干在嗓子眼里的那种苦，涩的、腥的、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的。
四百六十三人。三万人剩四百六十三。
打得好。
他攥了攥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疼。好。疼说明还活着。活着就得继续走，继续打，继续把剩下的四百六十三个人带下去。
他加快了脚步。
身后，赵德柱裹着半边白纱，一瘸一拐地跟着，踩着早晨的阳光，走进了汉口的人流里。
两个人的影子被朝阳拉得很长，一前一后，像两根搭在地面上的断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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