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了。
年是怎么过的，没人说得清。腊月三十那晚，伙房杀了两头猪，一人分了一片肥肉、两个白面馍。周幺娃把那片肥肉举在火上烤，油滴下去，火苗子“腾”地一蹿，他自己先笑出声，说：“过年喽——”
后来没人接话。四下里就听见河水响。
初一早上，刘有渝挨个坑走了一圈，见着人就点头，说一句“新年好”。走到最后一个坑，他自己也不晓得说了多少遍。回来的路上，他忽然记不起自己上一次在家过年是哪一年了。
刘有渝在襄河守了三个月。冬天过了，春天快来了。
他站在渡口，看着河。襄河的水比冬天大了——上游的雪化了，水涨了，河面宽了，颜色也变了，从冬天那种发青的黑，变成了浑黄，一漩一漩地往下卷。
“师长，”赵德柱走过来，“水涨了。”
“涨了。”刘有渝说，“水涨了，鬼子更难过来。”
“那我们轻松了？”
“轻松一点。”刘有渝说，“但不能松。松了鬼子就钻空子。”
他这话是有出处的。黄河那年，也是水大，兵们松了一口气，夜里睡沉了，鬼子偏偏挑那一晚摸过来。从那以后他就信一条：河水从来不替人守河。水是水，人是人。水拦得住脚，拦不住心。
他看着对岸。对岸还是没动静。山上的树开始冒绿芽了，远远看去，那片灰褐里透出一层薄薄的青，像有人拿毛笔蘸了淡墨，在山上轻轻扫了一道。春天了。
他想起去年春天。去年春天在黄河，鬼子冲了七天，搭了七次桥。七次桥都断在河心，人跟木头一起漂下去，漂了一整天。
今年春天在襄河。襄河的水比黄河急，鬼子过不来。
但他不放心。他看着对岸，看着，看着。看了半晌，忽然对赵德柱说：“派两个人，坐船到河心去打个水标。”
“打水标做啥子？”
“量水。”刘有渝说，“水一天一天涨，涨到哪一天开始落，我要晓得。水落了，就是鬼子要来的时候。”
赵德柱愣了一下，随即拍了下大腿：“要得。”
水标是当天下午打的。两个会水的老兵撑着小船到河心，把一根削尖的杉木杵进河床，上头拿刀刻了道道，一道一寸。从那天起，每天早上有人去看一眼，回来报一个数。
这事看着无聊，做起来更无聊。可刘有渝天天问。问了一个月，周幺娃背地里嘀咕：“师长是不是闲得慌？”
老兵敲了他一个爆栗：“瓜娃子。师长不是看水，是看命。”
下午，刘有渝收到一封信。
送信的是通讯员小马，一个瘦得像根竹竿的小伙子，跑得快，一路小跑过来，帽子都跑歪了。他把信举得高高的，隔着二十步就喊：“师长——四川来的！”
刘有渝的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才去接。手蹭得干净些，怕把信弄脏。
林氏写的。
“有渝：
念慈十岁了。
她长高了。
比你走的时候高了半头。
先生说，她是班上第一名。
她写了八个字给你。
我腰好了一些。
念慈帮我干活。
她长大了。
能帮很多忙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念慈不问了。
她不等了。
她每天早上起来，先看门口，看你回来没有，
看了没回来，她就去上学，
她不等了。但她看。
林氏
民国三十三年一月”
刘有渝看着信，看着林氏的字。她的字越来越好了。从前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一个“林”字要写三遍才不散架。现在她写整整一页，一行一行地下来，齐齐整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