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七章 冬日
第一场雪是夜里来的。
张朔是被冷醒的。不是那种慢慢的、一点一点冷下来的感觉，是猛地一下，像是被人从被窝里拽出来扔进了冰水里。他睁开眼，帐子里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但能听见——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叫，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外面哭。窗纸被吹得呼啦呼啦响，有一处大概破了，风直接灌进来，冷得像刀子。
他裹着毯子坐起来，摸黑找到火折子，打了几下，着了。火苗很小，在黑暗里跳了一下，照亮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他借着这点光把油灯点上，屋里亮了些，能看见了。
窗户上果然破了一个洞，风从那个洞里灌进来，把油灯的火苗吹得东倒西歪。窗台上有一层白的东西，他伸手摸了摸——凉的，湿的，化了，手指上沾了一点水。
雪。
他走到窗前，从破洞里往外看。
外面白了。屋顶上、院子里、墙头上，全白了。雪还在下，不大，细细密密的，在空气里飘着，像是谁在天上撒盐。院子里的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一层雪，白一道黑一道的，像是一幅没画完的画。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大概能没到脚踝。
他站了一会儿，把毯子裹紧了一点。然后转身下楼。
楼下，老魏已经起来了。他蹲在灶台前面，正在生火，手里拿着一把干草，凑到火折子跟前点。干草着了，他把火塞进灶膛里，又添了几把细柴，火苗舔着锅底，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灶膛里的光映在他脸上，红彤彤的，把皱纹照得很深，像是刀刻出来的。
“都头，”他没回头，但知道是张朔，“下雪了。”
“嗯。”
“今年的雪来得早。往年这个时候，还没这么冷。”
张朔走过去，蹲在灶台边上，伸出手烤火。火苗的热气舔着手背，暖烘烘的，和背后的冷风形成鲜明的对比，前面烫，后面凉，像是站在两个季节的中间。
“粥棚那边，”张朔说，“今天要多熬些粥。天冷了，人扛不住。”
老魏点了点头。“俺一会儿就去。昨天刘大眼说粮还够吃二十天的，省着点能吃一个月。但难民越来越多，前两天又来了三百多口子，都是从河北跑过来的。照这个速度，粮——”
“我知道，”张朔说，“粮的事我来想办法。”
老魏不说话了。他从灶台边上拿起一个葫芦瓢，舀了半瓢水倒进锅里，又从一个布袋里抓了几把杂粮扔进去。杂粮是小米、高粱、豆子混在一起的，颜色不好看，但熬出来稠，管饱。他又从墙角的坛子里摸出几块咸菜疙瘩，切成丝，扔进锅里。
粥的香味慢慢飘出来了。不是那种浓烈的香，是淡淡的、朴素的、带着柴火气的香，像是小时候在任城，他娘早上起来熬粥的味道。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好米，只能吃杂粮。他娘把杂粮洗干净，放在锅里慢慢熬，熬一个时辰，熬到粥稠得能立起筷子来。他和妹妹小雨一人一碗，喝完了，浑身都暖了。
张朔蹲在灶台边上，闻着粥的香味，忽然想起他娘。想起她那双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手，想起她弯着腰往灶膛里添柴的样子，想起她把粥碗递过来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慢点喝，别烫着。”
他闭了一下眼睛。
睁开的时候，老魏已经把粥熬好了。他用一个大木勺搅了搅锅里的粥，舀了一勺起来看看，又倒回去。
“稠了，”他说，“今天能稠一点。天冷，稠的扛饿。”
张朔站起来，从墙上摘下那件旧棉袄——是张雨去年给他做的，灰蓝色的布面，里面的棉花是新的，暖和。他穿上，把领口的带子系紧，推门出去。
门一开，冷风灌了一脖子。
雪还在下，比刚才大了一些。雪花不是那种细细的、像盐一样的了，变成了大片大片的，在空中飘着，慢悠悠的，像是有人在楼上往下扔棉花。院子里已经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的，脚印很深，能看见鞋底的花纹。
他穿过院子，推开大门。
街上的雪被人踩过了，乱七八糟的，脚印和车辙混在一起，雪被压成了冰碴子，滑溜溜的。有人在扫雪，拿着扫帚一下一下地扫，把雪扫到路边堆起来，堆成一个小山包。是个老头，六十多岁，穿着一件破棉袄，棉袄外面的布磨得发亮，能看见里面的棉花，黑乎乎的，硬邦邦的，像是压了很多年没弹过。
老头看见张朔，停下来，直起腰，喘了几口气。
“军爷，”他说，声音里带着那种老年人特有的沙哑，“早啊。”
“早。”张朔说，从他身边走过去。
粥棚设在城隍庙前面的空地上。说是粥棚，其实就是几根木头搭了个架子，上面盖着草帘子，四面透风，跟露天差不多。棚子下面支着两口大锅，锅底下烧着柴火，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热气从锅里升起来，在棚子顶上聚成一片白雾，散不开，像是一团云。
排队的人已经不少了。几十个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手里端着碗，有的碗是破的，用布条缠着，有的碗是缺了口的，有的干脆没有碗，拿着一个葫芦瓢，或者一个瓦罐。他们站在雪地里，缩着脖子，跺着脚，手揣在袖子里，一声不吭地等着。
队伍最前面是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白得像雪，分不清哪是头发哪是雪。她穿着一件单衣，补丁摞补丁，露出来的手腕细得像柴火棍，青筋一根一根的，像是画在皮肤上的地图。她手里端着一个碗，碗是好的，没有缺口，大概是她家最值钱的东西了。
负责打粥的是刘大眼。他站在锅边上，手里拿着一个大木勺，从锅里舀起一勺粥，倒进老太太的碗里。粥很稠，倒在碗里的时候堆起来一个尖，冒着热气。老太太捧着碗，手在抖——不是冷的，是激动的。她低头看了看碗里的粥，又抬头看了看刘大眼，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大娘，”刘大眼说，“趁热喝。”
老太太点了点头，捧着碗走到一边，蹲在墙根底下，慢慢地喝。她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像是在品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每喝一口，她都要停一下，闭着眼睛，让粥在嘴里多待一会儿，然后才咽下去。
张朔站在远处，看着。
队伍在慢慢地往前移动。每个人走到锅前面，刘大眼就舀一勺粥倒进他们的碗里。没有人插队，没有人争抢，没有人多要。打完粥的人就走到一边，蹲在地上或者坐在石头上，慢慢地喝。偶尔有人说话，声音很低，像是怕打扰了谁。
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走过来。孩子很小，裹在一块破布里，只露出一张小脸，红彤彤的，大概是被风吹的。女人把碗递过去，刘大眼舀了一勺粥，倒进碗里。女人没有自己喝，她用一个小木片，从碗里挑起一点粥，送到孩子嘴边。孩子张嘴，含住了木片，吮了几下，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女人看着孩子喝粥，眼泪就下来了。
她没出声，就那么流着泪，一口一口地喂孩子。眼泪掉在孩子的脸上，孩子伸出小手去摸她的脸，她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张朔站在那里，看着。脸上的表情——没什么表情。但他的手插在袖子里，攥得很紧。
粥棚旁边的巷子里，蹲着一个人。
是个中年男人，四十来岁，穿着一件脏兮兮的长衫——长衫，不是短褐，是读书人穿的那种长衫，但已经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下摆撕了一截，露出里面的棉裤。他蹲在墙根底下，手里没有碗，也没有瓢，就那么蹲着，看着粥棚的方向。
张朔走过去，在他面前站住了。
男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那双眼睛——怎么说呢——不是那种普通老百姓的眼睛。老百姓的眼睛里，有的是恐惧，有的是麻木，有的是疲惫，但这个男人眼睛里，有一种很不一样的东西。是那种读了书、见过世面、但又被打落到泥里之后，剩下的最后一点东西。说不清是什么，但张朔认得。
“怎么不去领粥？”张朔问。
男人没说话，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张朔等了一会儿。男人还是不说话。他的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是那种读书人的手，没干过重活的，但现在也粗糙了，指节上有茧子，大概是逃难的路上磨出来的。
“没碗。”男人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很哑，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张朔转身走到粥棚边上，从刘大眼那里拿了一个碗——是铁坊打的，粗瓷的，不值钱，但干净。他舀了一碗粥，端着走回来，递到男人面前。
男人抬起头，看着那碗粥，又看着张朔。他的眼睛红了，但没哭。他伸出手，接过碗，手指碰到碗壁的时候抖了一下——碗是热的，粥是烫的。他把碗捧在手里，低头看着碗里的粥，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来，端着碗，走了。
不是往巷子深处走，是往张朔这边走了一步。然后他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是跪。是鞠躬。读书人的鞠躬。腰弯得很深，头几乎碰到了膝盖。那个姿势保持了很长时间，长到碗里的粥都快凉了。
然后他直起身，端着碗，转身走了。走到巷子里面，蹲下来，开始喝粥。喝得很慢，很安静，没有声音。
张朔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十一月中旬，郭安国从屯留回来了。
带回来八百石粮。不多，但够撑一阵子。代价是两千斤铁——铁坊攒了两个月的家当，一下子去了一半。
张朔站在县衙的院子里，看着那些粮车一辆一辆地进来。车轮碾在雪地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赶车的是屯留那边的老百姓，穿着破棉袄，缩着脖子，手冻得通红，握着缰绳的手指头肿得像胡萝卜。
郭安国从第一辆车上跳下来，脸冻得发青，嘴唇发紫，眉毛和胡子上结了一层白霜，像是从雪地里爬出来的野人。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递给张朔。
“都头，这是账目。八百石粮，两千斤铁，一斤换二斤半——俺把价压下来了一些。太原那边一斤铁才换五斤粮，屯留这边一斤铁换二斤半，比太原少了一半，但省了运费。算下来，差不多。”
张朔翻了翻本子，合上，还给他。
“辛苦了。”
郭安国摇了摇头，搓了搓手。他的手冻得通红，指节粗大，指甲盖发紫，有些地方裂了口子，能看见里面的红肉。
“都头，还有一件事。”他的声音压低了，“俺在屯留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是从北边来的，说是燕京那边的人。他给俺带了个口信。”
张朔看着他。
“完颜雍在辽阳即位之后，燕京那边不服。有几个万夫长要造反，正在联络各路兵马。太原那边也收到了信，但没回。那个万夫长——叫完颜宗弼的——在观望，两边都不帮。”
“观望，”张朔说，“那就是谁赢帮谁。”
“对。”郭安国点了点头，“所以至少半年之内，太原那边不会动。他们自己内部的事还没掰扯清楚，顾不上咱们。”
张朔没说话，站在那里，看着院子里的雪。
雪已经停了，但天还是阴的，云层很厚，压得很低，灰蒙蒙的，像是扣了一口锅。院子里那棵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一层雪，偶尔有一团雪从枝头掉下来，噗的一声，砸在地上的雪堆里，溅起一小片雪沫子。
“半年，”他说，“够了。”
十一月二十，学堂里又多了一件事。
孙老头——就是那个教书的私塾先生——来找张朔，说孩子们光认字不够，还得学算数。他说，认字能读书，算数能过日子。将来这些孩子长大了，不管是种地、做生意、还是当兵，都得会算数。不会算数，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张朔说行。孙老头又说，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二十多个孩子，又要教认字又要教算数，还要管他们的饭——对，孩子们在学堂吃饭，一天两顿，是张朔让粥棚那边专门留出来的。孙老头说，他年纪大了，精力不够，想找个人帮忙。
张朔想了想，想起了那天在巷子里遇到的那个穿长衫的男人。
他让李二牛去找。李二牛去了大半天，回来了，说没找到。那个男人不在巷子里了，问了附近的人，有人说他前两天走了，往南边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张朔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雪。站了一会儿，说：“算了。再找别人。”
孙老头找了另一个读书人——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姓赵，是城里原来开私塾的，金兵来的时候关了门，在家里躲了三年。金兵走了，他想重新开私塾，但没有学生——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送孩子读书。张朔找他来帮忙，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不要钱，”他说，跟孙老头一样的话，“管饭就行。”
学堂里的孩子多起来了。从二十多个变成了四十多个。不光是城里的，城外庄子上的也送来了。有男孩，也有女孩——张朔说了，女孩也要读书。有人不理解，说女孩子家家的，读什么书，长大了嫁人就行了。张朔没解释，只说了一句：“我妹妹也读书。”
没人敢再说了。
十一月二十五，又下了一场雪。
这次比上次大。雪不是一片一片下的，是一团一团下的，像是有人在天上撕棉花，撕下来的棉花团子砸在地上，噗噗地响。下了不到一个时辰，地上的雪就没过了脚踝。到了傍晚，没过了小腿。
张朔带着人满城走了一圈，看看有没有房子被雪压塌的。
城东有三间房子塌了。都是老房子，屋顶的梁柱被虫蛀了，撑不住雪。塌的时候里面没有人——张朔提前让人把危房里的人搬出来了。但有一个老太太不肯搬，说那是她住了四十年的房子，死也要死在里面。张朔去劝了两次，劝不动。第三次去的时候，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老太太。
“老人家，”他说，“您死了，您的孙子怎么办？”
老太太不说话了。她有一个孙子，七岁，爹娘都死了，就剩这一个。老太太不说话，收拾了东西，搬了。
那三间塌了的房子，张朔让人清理了，木头和砖瓦拣出来，留着开春了重新盖。
晚上，雪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头来，又大又圆，挂在天上，冷冰冰的，像是谁用白铜铸了一面镜子。月光照在雪地上，反光很强，亮得刺眼，不用点灯也能看见东西。
张朔站在县衙二楼的窗前，往外看。
整个潞州城都是白的。屋顶上、街道上、城墙上，全白了，白得晃眼。远处的太行山也是白的，山影在月光下朦朦胧胧的，像是谁用淡墨在天边画了一笔。城里的烟囱在冒烟，细细的，直直的，在冷空气里升得很高，然后被风吹散，像是白色的丝带在飘。
他忽然想起金州。想起张雨。想起去年冬天，在金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雪夜。张雨在屋里做棉衣，他坐在旁边帮她穿针。她做得很快，手指头很灵活，一针一线地缝，缝得密密实实的。他说不用那么密，她说不行，密了才暖和。
他站在那里，想着这些事，想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到桌前，坐下来，拿起笔，开始写信。
“小雨：潞州下雪了。很大的雪，白茫茫的，跟金州差不多。城里还好，老百姓都有地方住，有粥喝。学堂里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孙先生教他们认字，赵先生教他们算数。有个小丫头，脸上有道疤，笑起来很好看，跟你小时候差不多。
粮草还够吃一阵子，郭安国从屯留换了一些回来。铁坊那边出了好钢，老魏打了一把刀送我，是好刀，比你做的那把强多了。你那把刀别用了，等我回来给你打一把好的。
棉衣的事，今年要多做一些。潞州这边比金州冷，难民也多，缺衣裳穿。你要是能做，就做一些让人送过来。不用太好，能保暖就行。
别惦记我，我好着呢。哥。”
写完了，他看了看，又加了一句：“你自己也要穿暖和。别光给别人做，自己冻着。”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里，用火漆封了口。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凉飕飕的，但他没关。他站在窗前，让风吹着脸，吹了一会儿，然后把窗户关上，躺下来，闭上眼睛。
十二月初三，出了一件大事。
不是金兵来了，是城里闹了瘟疫。
说瘟疫有点过了，是伤寒。几十个人同时病倒了，发烧、咳嗽、拉肚子，有的人咳出来的痰里带血丝。先是难民里面传开的，然后传到了城里，有几个老百姓也病了。刘大眼最先发现的——粥棚那边有人排队的时候晕倒了，扶起来的时候浑身滚烫，像一块烧红的铁。
张朔让人把那几十个病人都集中到城西的一座空院子里，隔离开来。又让人去找大夫。城里原来有两个大夫，金兵来的时候跑了一个，剩下一个姓周的，六十多岁，腿脚不利索，没跑成。金兵在的时候不让他行医，怕他给抗金的人看病。他就关了医馆，在家里种菜，种了三年。
周大夫被找来的时候，正在家里腌咸菜。他穿着一件棉袄，棉袄外面套着一件围裙，围裙上全是咸菜汤的渍，黄一道白一道的。他的手——怎么说呢——是那种干了一辈子细活的手，手指修长，指甲修得很整齐，但现在也粗糙了，指节上有茧子，指甲缝里嵌着泥。
他看了看病人，把了脉，问了症状，然后走到院子里，蹲在地上，拿根树枝在雪地上写字。写了好一会儿，站起来，走到张朔面前。
“都头，”他说，“是伤寒。不算重，但传得快。得用药。”
“什么药？”
周大夫报了一串药名——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石膏、生姜、大枣。都是常见的药，但潞州城里没有。金兵占了三年，药铺早就关了门，药材要么被抢了，要么烂了，一颗药都找不出来。
“没药，”周大夫说，“就只能硬扛。多喝水，多休息，吃热乎的东西。身体好的能扛过去，身体不好的——”
他没说下去。
张朔站在那里，看着院子里那些病人。几十个人，躺在地上，裹着破被子，有的在发抖，有的在咳嗽，有的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有个小孩子——大概三四岁——躺在他娘怀里，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了，起了好几个皮，嘴里在说胡话，叽里咕噜的，听不清在说什么。
他娘抱着他，轻轻地摇，一边摇一边唱歌。歌很小声，断断续续的，调子跑了，但能听出来是一首童谣——“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唱着唱着，她哭了。眼泪掉在孩子脸上，孩子没反应，还在说胡话。
张朔转过身，走了。
他去找郭安国。
“安国，你再去一趟屯留。不换粮了，换药。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石膏、生姜、大枣。能换多少换多少。铁不够就用别的东西换——布匹、铁锅、农具，什么都行。”
郭安国二话没说，连夜走了。
四天之后，他回来了。带了三大包药材，还有两百斤生姜——生姜是屯留那边一个粮商送的，没要钱，说“给孩子们治病用，不要钱”。
周大夫熬了药，给病人灌下去。两天之后，病人的烧退了。三天之后，咳嗽停了。五天之后，大部分人能下地走路了。
那个说胡话的孩子也好了。他从他娘怀里醒过来，睁开眼，第一句话是：“娘，饿。”
他娘抱着他，哭得说不出话。
十二月中旬，天更冷了。
滴水成冰的那种冷。早上起来，井口结了一层冰，得用锤子砸开才能打水。打上来的水冒着白气，倒进桶里，不到一刻钟就结了一层薄冰。晾在院子里的衣裳，不到半个时辰就冻成了硬板，拿起来能站着，不用晾衣杆。
城里开始有人冻伤了。手指头、脚指头、耳朵、鼻子，冻得发白、发紫、发黑。周大夫说，冻伤比伤寒还麻烦。伤寒有药能治，冻伤没有。只能保暖，保暖了就好，不保暖就得截肢。
张朔让人把库房里的布匹都拿出来，做棉衣。但布匹不够，棉花也不够。城里三百多户人家，加上难民，差不多两千口子人，一人一件棉衣，要两千件。库房里只有五百匹布、三百斤棉花，做出来的棉衣只够一半人穿。
张雨从金州送来了两百件棉衣。是她在金州带着人做的，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赶在入冬之前做出来的。棉衣是用新棉花做的，很厚，很暖和，外面是灰蓝色的布，里面是白棉布，领口缝了一圈兔毛——是张雨自己养的兔子，毛剪下来洗干净，缝上去的。
张朔拿到那批棉衣的时候，看见了领口的那圈兔毛。他摸了摸，软的，暖的，像妹妹的手。
他让人把棉衣先发给老人和孩子。年轻人扛冻，老人孩子扛不住。
那个在学堂里读书的小丫头——就是脸上有道疤的那个——也领到了一件棉衣。棉衣太大了，穿在她身上像一件袍子，袖子长出来一截，下摆拖在地上。但她不在乎，穿着棉衣在雪地里跑了一圈，跑回来的时候脸上红扑扑的，眼睛亮亮的。
“军爷，”她仰着脸看张朔，“好暖和。”
张朔低头看着她。
“暖和就好。”
小丫头笑了，露出那两颗中间有缝的门牙。她伸出手，拉了拉张朔的袖子。
“军爷，你也穿。别冻着。”
张朔愣了一下。
然后他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
“好。”
小丫头又笑了，转身跑了。棉衣的下摆在雪地上拖出一道印子，歪歪扭扭的，像一条蛇爬过的痕迹。
张朔站起来，看着那道印子，看了很久。
十二月二十四，小年。
城里有了点过年的意思。有人在门上贴了红纸——不是春联，就是红纸，剪成条，贴在门框上，图个喜庆。有人在门口挂了一串红辣椒，红彤彤的，在雪地里格外扎眼。有几个小孩在街上放炮仗——不是买的，是自己做的，用纸卷了火药，点着了扔在地上，啪的一声，不响，但孩子们高兴，拍着手笑。
张朔在城里走了一圈，看了看。
走到城东的时候，看见那个卖饼的老汉在门口支了个炉子，正在烤饼。炉子里的火很旺，橘红色的光映在雪地上，亮闪闪的。饼的香味飘过来，混着柴火的味道，在冷空气里格外好闻。
老汉看见他，赶紧铲了两个饼，用油纸包了，跑过来塞到他手里。
“军爷，过年了，吃饼。”
张朔从怀里摸钱，老汉一把按住他的手。
“不要钱不要钱！过年了，不要钱！您要给钱，俺就不卖了！”
他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面粉，但很暖和，暖得张朔的手背都热了。
张朔看了看他，把钱放回去。
“谢谢。”
老汉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当兵的会说“谢谢”。他站在那里，搓着手，不知道该说什么。
张朔拿着饼，一边走一边吃。饼是刚烤好的，烫手，他换了一只手拿着，吹了吹，咬了一口。甜。大概是面里放了糖——老汉平时不舍得放糖，糖贵，今天是过年了，才舍得放一点。
走到县衙门口的时候，看见台阶上坐着一个人。
是那个穿长衫的男人。就是那天在巷子里领粥的那个。
他没有走。他没去南边。他还在潞州。
他穿着一件新的棉袄——不是新的，是补过的，但补得很仔细，针脚密密的，跟新的一样。头发也梳过了，用一根布条扎着，整整齐齐的。手里拿着一本书，在月光下看。
看见张朔来了，他站起来，把书揣进怀里。
“军爷，”他说，“在下姓沈，沈明远。河间府人，秀才出身。那天……那天多谢您的粥。”
张朔看着他。
“你没走？”
“没走。”沈明远说，“走了也不知道去哪儿。南边……南边也不太平。不如留在这儿。这儿……这儿有粥喝，有地方住，还有人读书。”
他指了指城东的方向——那边是学堂。
“在下听说学堂里缺先生。在下不才，但认几个字，会算数，也能教孩子们读读书。”
张朔看着他。月光照在他脸上，照出他的棱角和那道深深的法令纹。他大概四十出头，但看起来像五十多——逃难的路上，人老得快。
“明天来找孙先生，”张朔说，“他给你安排。”
沈明远鞠了一躬。不是那种刻意的、讨好的躬，是读书人那种自然的、发自内心的躬。腰弯得不深，但很稳，很诚。
“多谢军爷。”
张朔没再说什么，推门进了县衙。
院子里，老魏在包饺子。他擀皮子，刘铁柱剁馅子，两个人配合得挺好。饺子馅是白菜的，里面放了一点盐和几滴油，不多，但闻着挺香。老魏包饺子的手法很熟练，一捏一个，一捏一个，包出来的饺子圆鼓鼓的，像一个个小元宝。
“都头，”老魏看见他，咧嘴笑了，“过年了，吃饺子。白菜馅的，没肉，但管够。”
张朔蹲下来，也帮着包。他不会包，包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的，站都站不稳，一放就倒。老魏看了，笑得更厉害了。
“都头，您这饺子，煮出来就是一锅片汤。”
张朔没理他，继续包。
包了一会儿，刘大眼来了，端着一碗醋。醋是金州那边送来的，张雨让人捎过来的，一小坛子，不多，但够过年吃的。
“都头，”刘大眼说，“金州那边来信了。”
张朔接过来，拆开看。
是张雨写的。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的，像是刻出来的。
“哥：信收到了。潞州下雪了，金州也下了。今年的雪比去年大，但不怕，有棉衣了。学堂里的孩子们都好，王先生说他们进步很快。李清照先生也帮忙教课了，她教孩子们写词，孩子们写得很认真，虽然写得不好，但她很高兴。棉衣的事，我带着人又做了三百件，过两天就让人送过去。你自己要保重，别光顾着别人，忘了自己。小雨。”
信的末尾，画了一个小人。圆圆的脑袋，两条胳膊两条腿，旁边写着“哥哥”。
张朔看着那个小人，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信折好，揣进怀里。
“煮饺子，”他说，“过年了。”
老魏把饺子下进锅里，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着，饺子在水里上下翻腾，白胖胖的，像一群小鱼。热气从锅里升起来，在空气里散开，带着面粉和白菜的味道，暖烘烘的。
张朔蹲在灶台边上，看着锅里的饺子，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上辈子——在部队的时候，过年也是包饺子。炊事班剁馅子，大家伙一起包，包出来的饺子也是歪歪扭扭的，站都站不稳。连长说，不管好不好看，能吃就行。
不知道那个连长现在在哪儿。不知道那个连队还在不在。
饺子煮好了。老魏捞出来，装了两大盘子，一盘放在张朔面前，一盘放在桌上。
“都头，吃。”
张朔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白菜馅的，清淡，但有一股子清甜的味道，混着醋的酸味，在嘴里化开。他嚼了嚼，咽下去。
“好吃。”他说。
老魏也吃了一个，嚼着嚼着，忽然说：“都头，明年这个时候，咱们能过个好年不？”
张朔没回答。
他夹起第二个饺子，放进嘴里。
窗外，月亮挂在天空中，又大又圆，亮得晃眼。雪地上的月光和院子里的灯光混在一起，暖融融的，亮堂堂的。
远处，有人在放炮仗。啪的一声，很脆，在夜空里传出去很远。
张朔嚼着饺子，听着炮仗声，没说话。
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很轻，很稳，像是在回答老魏的问题：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