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七十二章 王若虚成书
四月末，潞州书院的老槐树开花了。
花开得盛，一嘟噜一嘟噜的白花挂满枝头，把半个院子都罩在花荫底下。风一吹，花瓣落得满地都是，学子们扫地时舍不得扫，把花瓣拢到树根底下，堆成一小堆，说是给老槐树还肥。讲堂里这几天没人上课——王若虚把自己关在后院藏书室里，已经关了七天，说是要最后校一遍《封建民考》的稿子。
张朔是四月廿七去的书院。
他进后院时，王若虚正趴在一张旧书桌上，面前摊着厚厚一摞手稿，旁边堆着十几本翻得卷了边的参考书，地上也摊着稿纸，墨迹未干的字爬满了纸面。屋里一股墨臭和霉味混在一起的气味，窗户关着，书架上的书蒙了一层灰。王若虚本人更不像样——头发乱蓬蓬的，胡子几天没刮，眼窝深陷，眼白上布满了血丝，一件旧青衫穿得皱巴巴的，袖口沾满了墨渍。桌角搁着半块啃过的冷饼，饼上落了灰，旁边一碗茶早就凉透了。
张朔进来时，王若虚没抬头，还在拿笔在稿子上划改。张朔站了一会儿，见他不理人，便自己拉了把凳子坐下。
“王先生，书改完了？”
王若虚这才抬起头，眯着眼看了他一下，像是不认识似的，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
“都头来了。书改完了，昨夜改到四更，最后一卷也校完了。”他把手里的笔搁下，活动了一下手腕，关节咔咔响，“我数了一下，三卷二十八章，约十二万字。比原先想的多了两万。”
“多了什么？”
“多了一章。”王若虚把稿子翻到最后几页，“原来打算写到‘等平则人相安’就收。后来想了想，光说理想不行，得说办法。加了一章‘今日之可做者’，写的是眼下能做的事——均田怎么均、限田怎么限、户籍怎么改、赋税怎么减。都是潞州这几年试过的法子，一条一条写清楚，谁想用谁拿去用。”
张朔接过来翻了翻。这一章写得细，分了五节——均田节、限田节、户籍节、赋税节、荒政节。均田节里写了潞州官田分地的步骤、分地之后三年免赋的规矩、田亩丈量的办法。限田节里写了真定大户限田的折中方案，每亩超限加税，逼着大户把地租给流民种。户籍节里写了四等户籍的由来、降籍子弟入学行医的调整，末尾加了一句——“四等户籍乃一时之制，终当废之。然废之须待天下定，今日不可强废。”
张朔看到这一句，停了一下。
“这一句，士族看了会骂。”
“骂就骂。”王若虚把茶碗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是凉的，他皱了皱眉，还是咽下去了，“我说的是实话。四等户籍是权宜之计，我替都头把话挑明了。将来若有后人读这本书，知道潞州当年为什么设四等，也甭指着鼻子骂潞州是土皇帝。土皇帝不会把权宜之计写进书里。”
张朔把稿子放下。
“书印多少？”
“不印。”王若虚摇了摇头，“没有印书的钱。纸贵，墨贵，刻工更贵。我算过了，印一百本，光刻版就要五两银子，加上纸墨人工，总共得十几两。书院没这个钱，我也不想拿都头的钱。手抄。”
“手抄？”
“对。我找了六个字写得快的学子，每人抄一份，抄完了把原本留着，抄本往外借。谁想看谁借，借完了还，再借给下一个。一个人看完了传给下一个人，传着传着，看的人就多了。”
张朔看了他一眼。
“你这是传书不传印。”
“传书比印书好。”王若虚把稿子拢了拢，“印书是有钱人的事，谁有钱谁印，印什么自己定，想禁就禁，想改就改。传书是穷人的事，一份抄本传十个人，十个人传一百个人，禁不了，也改不了。真要是有人想禁，他禁得了一本，禁不了一百本。禁了抄本，还有原本；禁了原本，还有记在脑子里的。”
张朔沉默了片刻，忽然问了一句：“这本子，你打算传多远？”
“能传多远传多远。”王若虚说得很平，“潞州、太原、真定，这是眼下能传的。再往南，江南有人来，给他们看，让他们抄，抄完了带回去。再往北，蒙古人那边管不着，签军里有识字的，传过去。传着传着，总有人看。”
张朔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了窗。四月的阳光照进来，把满屋的墨臭和霉味冲散了些。院中的老槐树正落花瓣，白花花的，飘在窗台上，落了一小堆。
“王先生，你这本书，官府不禁，也不推。书院讲学照旧，谁想来听谁来听。抄本往外借，借给谁我不问。但有一条——书院不许拿这本书去煽动百姓闹事。讲学归讲学，闹事归闹事。闹事出了格，我按规矩办。”
王若虚点头：“都头放心。我的书只讲道理，不讲闹事。道理讲透了，百姓自己会想。想明白了，该交的税会交，该服的役会服。想不明白的，闹也没用。”
张朔转过身，看着王若虚。
“还有一件事。书里写潞州的事，你尽管写。但别写我的名字。写‘金潞府’就行，别写‘张朔’。后人读这本书，看的是法子，不是人。人死了就没了，法子能传下去。”
王若虚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慢慢点了点头。
“都头这句话，我记在书里。”
五月初五，端午。
书院没放假，王若虚在讲堂里开了一场讲会，讲的是《封建民考》的最后一章。讲堂里挤满了人，学子坐满了长条凳，后面站着的、窗户外面蹲着的，加起来七八十号人。佃户村的、铁坊的、织坊的、粥棚的，都来了。周延年从真定捎了信来，说真定乡老会要抄三本，一本存乡老会公所，一本存城北义学，一本送到太原给那边的乡老会看。完颜承裔也托人带话，说山坳寨子里有十几个识字的签军子弟，想抄一本学汉话。
王若虚站在讲台上，把最后一章念了一遍。
念到“四等户籍乃一时之制，终当废之”时，讲堂里有人点头，有人皱眉。念到“等分则人相食，等平则人相安”时，后排一个老汉站起来，拄着棍，嘴唇哆嗦着想说啥，半天说了一句：“王先生，这话在理。我们佃户村的，饿死的人，都是分不着地的。”
王若虚朝他点了点头。
念完了，王若虚把稿子合上，搁在讲台上，对讲堂里的人说了一句话：“这本书，从今日起往外借。谁想看谁借，看完了还回来，传给下一个。只有一个规矩——别弄丢了。丢了，别人就看不上了。”
当天下午，第一个来借书的是个半大少年，十四五岁，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短褐，手里攥着一块粗布帕子，帕子里裹着两个粽子。他是佃户村刘老栓的孙子，叫刘小栓，在学堂念了两年书，认了千把字。
“王先生，我想借一本。我爷爷说，他想听我给他念。”
王若虚把抄本递给他。
“念给你爷爷听。念完了还回来，传给下一个人。”
刘小栓接过抄本，揣进怀里，把那两个粽子搁在讲台上，转身跑了。
王若虚拿起粽子，解开粗布帕子，粽子还温着，是红豆馅的。他掰开一个，咬了一口，甜。
五月初十，张朔在二堂收到了王若虚送来的手抄本。是原本，王若虚自己抄的，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清清楚楚。封皮上用墨笔写了书名——《封建民考》，底下又写了一行小字——“潞州书院王若虚着，淳熙七年春成书。”
张朔翻开第一页。第一页上是王若虚写的一段序，不长，三四百字。序的最后一行写着——“是书所记，皆潞州实事。不虚美，不隐恶。后之览者，可知封建之弊，亦可知今日之难。”
张朔把序看完了，翻到正文，看了几页，然后合上书，放在书架上。书架上原来只有几卷旧账册和两本地亩图册，现在多了一本《封建民考》，挨着岳旗的墙角放着，封面上的墨字在昏暗的二堂里显得格外清楚。
他坐回桌前，拿起笔，在当日的工作簿上写了一行——“《封建民考》成书，存书院，不禁不推。抄本外借，规矩由书院自定。”
写完，他把笔搁下，站起来走到窗前。
五月的潞州，槐花快落尽了，叶子绿得浓。城西粥棚的炊烟从院墙外飘过来，混着铁坊的焦炭味和织坊的浆布味。远处传来学堂的读书声，念的是《封建民考》里的一段——“等分则人相食，等平则人相安。等平不可一蹴而就，然不可不为之。”
孩童的声音细而脆，在五月的风里飘着，飘过府衙的院墙，飘到城西棚户区的窝棚顶上，飘到城南铁坊的烟囱口上，飘到潞州城每一个角落。
张朔站在窗前，听了一会儿，转身回桌前，继续批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