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以资为本”阶段，君主立宪制已经成为了烬土纪元的“标准配置”。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至高超凡者作为元首，有一个普通人精英和魔法师组成的议会管理日常事务，有一个魔法师贵族组成的军事机构负责国防。
三者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君主提供军事保护和象征性权威，议会提供治理能力和经济政策，军事机构提供中层军官和魔法技术支持。
这种平衡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各方都从中获益。
“以资为本”并没有消灭阶级，只是改变了阶级的形态；君主立宪并没有消灭专制，只是将专制从“日常”转移到了“战时”。
在君主立宪制的框架下，战争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对于至高超凡者来说，战争是他们唯一“有用”的时刻。
在和平时期，他们是吉祥物、是象征、是活着的国徽；只有到了战场上，他们才能重新成为自己——
那个能够焚毁城市、冰封河流、撕裂大地的绝对暴力存在。
因此，许多至高超凡者对战争有着一种复杂的渴望。
不是因为他们嗜血，而是因为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和平时期，议会可以处理一切，有没有君主都一样；只有战争时期，国家才真正需要他们。
这种渴望被议会巧妙地利用了，当国内矛盾激化时，议会会制造一些边境摩擦、贸易争端、资源纠纷，将国家推向战争的边缘。
至高超凡者会兴奋地披甲上阵，展示自己的力量，赢得民众的欢呼；而议会则利用战争来转移矛盾、巩固权力、扩大影响。
但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战争意味着更重的税收、更多的征兵、更严格的管制。
落魄魔法师的后裔们被征去当后勤兵——需要他们有限的魔法能力修路、运粮、挖战壕，他们的粮食被征去充军粮，他们的微薄收入被征税以支付军费。
战争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在唯物史观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烬土纪元的“以资为本”阶段，战争已经不再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工具。
至高超凡者需要战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议会需要战争来转移矛盾，军事机构需要战争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预算。
而这一切的成本——税收、征粮、管制——最终都落在了劳动者们身上。
劳动者们仍然是社会的最底层，仍然承受着最沉重的剥削，仍然没有任何反抗暴力垄断者的手段。
这就是阶级社会的本质——少数人享受战争的荣耀和利益，多数人承担战争的成本和苦难。
在烬土纪元的漫长历史中，还有一个现象让历史事件的观察者感到困惑：
为什么平民——那些没有魔法能力的普通人——在面对至高超凡者的绝对暴力时，往往表现出出人意料的“无畏”？
不是真的无畏。
平民当然恐惧至高超凡者的灭国之力——那是可以焚毁城市、撕裂大地、召唤天灾的力量，任何正常人都会恐惧。
但问题是，这种恐惧在关键时刻往往被另一种恐惧所取代。
一个维瑞蒂亚王国的农民，在面对加尔斯四世的怒火时，他会恐惧——但那是远在天边的恐惧，是抽象的概率性恐惧。
加尔斯四世不会无缘无故毁灭一座城市，即使他真的这么做了，概率也微乎其微。
而在他面前，有一个更具体、更迫近、更确定的恐惧：
他的庄稼今年收成不好，地租却一分不能少；他的儿子被领主征去修路，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他的妻子生病了，却请不起医生。
这些不是“恐惧”，而是“困境”——一种比恐惧更沉重、更窒息的东西。
恐惧是对“可能发生的坏事”的担忧，困境是“正在发生的坏事”本身。
恐惧可以忍受，困境却无法逃避。
当一个平民同时面对两种威胁时——一种是“可能被魔法毁灭”的抽象恐惧，一种是“明天就没饭吃”的具体困境——
他会选择恐惧哪一个？他会选择具体的那一个。
因为具体的困境正在杀死他，而抽象的恐惧只是“可能”杀死他。
这是唯物史观中一个核心的认知：人的意识是由其存在决定的。
一个饥饿的人，首先考虑的是食物，而不是遥远的暴力威胁；一个负债的人，首先考虑的是债务，而不是君主的怒火。
这不是勇敢，也不是愚蠢，而是生存的优先级。
当至高超凡者的暴力威胁与日常生存的困境发生冲突时，生存困境永远是第一位的——
因为它正在发生，因为它是具体的，因为它每一天都在折磨人。
更关键的是，当困境达到一定程度时，恐惧的性质会发生转变。
一个被逼到绝路的人，会开始计算：我服从，我会饿死；我反抗，我可能会被杀死。
既然都是死，为什么不选择那个“可能”而不是“确定”？
这不是对暴力的“无畏”，而是对困境的“更怕”。
当一个人对困境的恐惧超过了对暴力的恐惧时，暴力威慑就失效了。
在烬土纪元的历史中，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都发生在经济危机、饥荒、瘟疫之后——
不是因为平民突然变得勇敢了，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一个已经失去土地、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人，至高超凡者的灭国魔法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种新的死亡方式而已。
而死亡，对于已经活在地狱中的人来说，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这就是绝对暴力的另一个内在界限，暴力威慑的有效性，取决于被威慑者“有东西可失去”。
当一个社会陷入极端贫困时，大多数人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暴力威慑的效果就会急剧下降。
这不是暴力的失败，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又一个例证——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崩溃时，建立在其上的暴力威慑也会随之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