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晚餐时，赫尔曼的母亲注意到他碗里的食物全部吃完了，那是赫尔曼过去两年里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消息在这些细碎的观察中被不断地传递和确认，最终在卡尔家族的内部形成了一条共识：那位被寄予厚望的长子似乎找到了某种动力。
而那个动力来源——维森赫家的落萼薇小姐——
在卡尔家族长辈们的眼中，正逐渐从一个“普通人家庭的女儿”转变为一个“能够让赫尔曼走上正轨的正面影响”。
卡尔家族内部甚至有人在私下议论，说维森赫家族虽然血脉上平平无奇——
但在培养后代这件事上确实有独到之处，那个女孩让赫尔曼变得比以前更像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至于赫尔曼和落萼薇之间频繁会面的具体内容，卡尔家族的长辈们并不深究——
因为在赫利俄斯王国的上流社会里，一个即将成年的继承人被一个同龄人激发出了学习动力，本身已经是一件值得默许和鼓励的事情。
而在秘密社团的组建过程中，落萼薇和赫尔曼投入了比公开露面时多出数倍的精力。
赫尔曼以“研讨协会”的名义租下了那栋灰砖办公楼的三楼整层，走廊尽头的那间没有门牌号的房间被改造成了一间配置齐全的密室——
墙壁内侧加装了一层隔音用的厚毡，窗户换成了双层玻璃，百叶窗换成了能够完全遮光的深色金属帘片。
房间里添置了一只嵌在墙体内的铁质保险箱，用三把不同的钥匙才能打开。
桌面上那盏铜座台灯的绿玻璃罩被换成了不透光的深色搪瓷灯罩，确保整间房间只有桌面那一圈被照亮，而室内的其他地方都浸在浓重的阴影里。
赫尔曼还安排人在地下室另外开辟了一间紧急撤离通道——一条窄到只能让人侧身通过的维修管道，出口通向办公楼后巷的一间废弃煤仓。
在实际组建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波折来自一位核心层候选人。
那是一位三十岁出头的教会档案管理员，在救世教教廷下属的文书部门工作了七年，负责整理各教区呈报上来的年度统计报表。
落萼薇注意到教会档案管理员是因为他提交给教廷的一份关于“南方殖民地信徒增长与传教士数量匹配度”的分析报告——
那份报告里埋藏着大量关于殖民地原住民实际生活状况的数据，那些数据被精心地包裹在合规的格式里。
但落萼薇在读到其中某一段关于“新生儿死亡率与当地医疗资源覆盖率之间关系”的论述时，感觉到了写出这段文字的人一定在刻意控制着某种情绪。
赫尔曼通过一系列间接的渠道接触了那个人，先是借“学术研讨协会”的名义邀请他参加一场关于殖民地统计方法的内部讲座——
然后在讲座结束后以“顺手搭一程车”的理由让他坐进了自己那辆没有家族徽章的黑色汽车。
在车里，赫尔曼试探性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写的那段关于新生儿死亡率的分析，我觉得可以写得更深入一些。”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数字背后——那些没有被写进报告里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那个人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想过。但我不能说。”
赫尔曼当时没有逼他，只是在下车之前递给了他一张写着一个地址的纸条。
但那个人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没有任何回应，他把纸条烧了，没有去那个地址，也没有再回复赫尔曼的任何邀请。
赫尔曼在一周后通过一次偶然的场合确认了那个人已经向他的顶头上司递交了调职申请——
从档案整理部门调到了教廷图书馆的借阅处，一个更加远离数据和统计的、更加安静的岗位。
赫尔曼向落萼薇汇报这件事的时候说的是：“他选择退出了。”
“我觉得他退出是因为他已经开始动摇了，他知道自己靠近这条线就会控制不住自己，所以他在自己还能刹车的时候踩了刹车。”
落萼薇听完之后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那个人的名字从候选名单上划掉了。
落萼薇没有感到愤怒，也没有感到惋惜——
她只感到一种确认：这个社会对边缘人的压力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一个人在有机会接近真相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是逃跑而不是面对。
但接下来的招募工作进展得比预期更顺利，第二位核心层候选人是一位在首都贫民区经营着一家小型诊所的医生，名叫阿尔弗雷德·霍夫曼。
霍夫曼的诊所位于城南一条巷子的尽头，门面窄小，候诊室里只有三条长凳和一只生了锈的铁皮炉子。
落萼薇第一次去见霍夫曼是以“市民健康调查员”的名义去的，穿着一件灰色粗呢外套，头发用一块深色的头巾裹起来。
霍夫曼本人是一个约莫五十岁的矮壮男人，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嵌着陈年的碘酒渍。
霍夫曼在听落萼薇描述自己对城南传染病流行状况的兴趣之后，沉默地看了落萼薇几秒钟，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本霍夫曼自己手写的病例记录本——
纸张已经泛黄发脆，封面上沾着好几块暗褐色的血迹。
霍夫曼翻开其中一页，指着一段用铅笔写的记录说：
“这一页写的是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去年冬天来的，咳嗽不止，左肺已经听不见呼吸音了。”
“我写了三行字——‘来时已晚，建议送城市医院。’但她没有去城市医院，因为她的父母交不起那家医院的押金。”
“她死在我的候诊室里，躺在那张第三条长凳上。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把她的尸体处理完，然后继续看下一个病人。”
落萼薇坐在那张长凳上听霍夫曼说完，然后落萼薇说：
“如果你有一个机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减少一些——不是所有，只是一些——你愿不愿意抓住那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