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作品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印，印刷作坊里排满了新的订单，有些书店甚至不得不在门口贴出告示，告知顾客下一批印本将在两周后到货。
落萼薇坐在庄园图书馆的书桌前，面前摊着一叠裁剪整齐的空白稿纸。
午后的光从西墙那两扇高窗斜射进来，在深色木地板上铺开两片暖黄色的光带，正好照亮了落萼薇双手搁着的桌面区域。
落萼薇的铅笔搁在纸页旁边，笔杆上还带着她指尖的温度，一只墨水瓶的瓶口被拧开了半圈，蘸水笔的笔尖在瓶口边缘蹭了一下，刮掉了多余的墨珠。
落萼薇把笔尖落在纸面的左上角，手腕微沉，开始写一篇名为《田舍翁与三子》的新童话。
落萼薇写到一个老农夫在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分给他们田地、农具和种子——
让大儿子去东边的地里种麦子，二儿子去西边的地里种豆子，小儿子留在家里照看老宅。
然后她在故事中让那位老农夫在说完分配方案之后，又补了一句看似随意的话：“地上的东西，谁种的、谁收的，就该归谁。”
“但别忘了，地是祖上传下来的，祖上也是从更早的人手里接过来的。没有哪一块地是从一开始就属于哪个人的。”
那句话说得很轻，像是老农夫在临终前自言自语，但落萼薇在写下那句话的时候放慢了笔速，让笔尖在纸面上停留的时间比平时多了半拍。
落萼薇在写作时始终遵循着一种被她自己在心中称为“寓教于乐”的原则。
落萼薇深知任何直接的说教都会让读者产生抵触，尤其是在这个已经习惯了被教条和口号填满的社会里。
人们每天都在教堂里听布道，在报纸上读政治宣传，在学校的课堂上背诵经文的段落——他们的耳朵已经被各种形式的“教导”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如果落萼薇再往那些已经被塞满了的耳朵里强行灌输更多的道理，那些声音只会像水珠落在蜡面上一样滑走。
所以落萼薇把那些想法藏在故事里，藏在那些角色的对话和行动之中，让读者在享受故事的乐趣时不知不觉地接触到那些思考的碎片。
落萼薇把“道理”磨成粉末，然后撒在故事的面团里，让读者在咀嚼时尝到一丝细微的、他们说不清来处的滋味。
那些短篇小说、民间寓言和童话在表面上都符合主流叙事的框架——
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完整的起承转合，有道德教训，有善恶报应，有救赎的时刻。
但在那些框架的内侧，在那些情节的间隙和转折的关节处——
落萼薇像一位精细的工匠一样嵌入了关于“劳动的价值”“分工的本质”“财富的来源”和“社会的公平”的零星议论。
落萼薇在一篇关于工匠和学徒的故事中让老工匠告诉学徒：
“你做出来的东西不是你的，但你做东西的力气是你的。那些力气是别人抢不走的。”
落萼薇在一篇关于商人和船夫的故事中让船夫在划船时说了一句：
“我每天划船三个时辰，船主每天在岸上喝茶三个时辰。但船主赚的钱比我这辈子见过的都多。”
然后落萼薇让船夫在说完那句话之后被一阵风吹来的浪花呛了一口水，大声咳嗽起来，把那句刺耳的话淹没在了一阵喜剧性的混乱之中。
落萼薇在那篇《田舍翁与三子》的童话中继续写道：三个儿子在老农夫死后按照各自的分配开始了劳作。
大儿子在东边的地里种下了麦子，二儿子在西边的地里种下了豆子，小儿子在老宅里修理漏雨的屋顶和破损的篱笆。
到了收获的季节，大儿子收获了满满一仓的麦子，二儿子收获了满满一仓的豆子，小儿子只是在老宅周围种了一圈蔬菜。
然后落萼薇让村里的一位老人在路过时看见小儿子的菜园子，随口说了一句：
“你修的屋顶能撑过下一个冬天，篱笆能挡住野猪，菜园子里长的东西够你吃到开春。你虽然没分到麦子和豆子，但你也没闲着。”
小儿子听了那话之后想了想，然后继续低头浇水，没有说什么。
那段对话被放置在一个不起眼的段落中，没有加粗，没有单独成段，没有任何刻意的提示让读者注意它。
但如果有人反复阅读那篇故事，他们可能会开始思考：
一个修补屋顶和篱笆的人和一个种麦子、种豆子的人，他们各自的劳动在价值上应该如何被衡量？
麦子和豆子可以被卖掉换成钱，但一个不漏雨的屋顶和一道结实的篱笆值多少钱？
那些无法被称量、无法被标价的东西，是否真的没有价值？
落萼薇在写完那篇童话之后把纸页搁在桌面上晾干，然后拿起旁边那本装订好的稿册翻了翻。
落萼薇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这项工作不仅仅是在传播某种思想，更是在为一种更加基础的文化转型铺路。
这个世界的社会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奴隶制阶段——强者征服弱者，胜者占有败者的一切，包括他们的身体和生命。
那种弱肉强食的逻辑贯穿了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从上流社会的宴席上被当作珍馐端上桌的人肉，到工厂里被当作耗材使唤的工人，从殖民地被当作货物买卖的奴隶，到矿山上每天都有工人死于塌方和瓦斯爆炸。
人们被反复灌输着一种“天经地义”的观念——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强者生存，弱者消亡，没有什么可以改变。
那些观念被包装成“自然法则”，被印在报纸上、讲在布道中、写在教科书里，层层加固，直到它们听起来像是不需要被质疑的空气一样自然。
报纸上天天鼓吹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是一种“自然规律”，资本则在用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解构那些本已稀薄的仁爱礼义，把一切道德都转化为可交易的筹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