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晚上七点，陈默从冲扫店回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第二卷胶卷冲出来了。小黄把信封递给他的时候说了一句“这卷比上卷好”，他问哪里好，小黄想了想说“胆子大了”。他在回家的地铁上把底片对着车厢灯光一张一张看过去——凌晨三点的窗户影子、清晨小区里的橘猫、公司楼下的银杏落叶、母亲在厨房揉面的手、陈宇那张没装胶卷时按下快门的“空拍”。底片上的影像反着光，黑白颠倒，但他能认出每一张是在哪里拍的、当时是什么光线。这种确定的快乐和数码相机完全不同——数码拍完你会立刻看屏幕，看完就忘了。胶卷你必须等，等冲出来才知道自己拍到了什么。那种等待不是焦虑，是把快乐拉长。
他把信封放在茶几上，去厨房烧水。水烧到一半，手机响了。不是微信，是电话。屏幕上显示“陈宇”。他愣了一下——陈宇几乎从来不打电话。他接起来。
“爸。”
“怎么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陈宇的声音压得有点低，不是害怕，是那种不想让旁边人听到的克制。“你现在能来接我吗？我在同学家。”然后他又加了一句，“我不想在同学家住了。你来接我。多晚都行。”
陈默没有问为什么。他把燃气灶关了，水壶放到一边。“地址发给我。”
“发你微信了。”
“二十分钟到。”
他挂了电话，穿上外套，拿起鞋柜上的车钥匙。车是那辆开了快十年的银灰色轿车，平时停在小区外面的路边停车位里，一个星期也开不了几次。他下楼的时候是跑着的——四十四岁的膝盖在楼梯拐角处咯吱响了一声，他没停。坐进驾驶座，系安全带的时候手指有点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陈宇那句话在他脑子里循环播放。“你来接我。”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打电话让陈默去接他。以前每次接送都是周敏安排的——“周六下午你去接一下陈宇”“周日晚上把他送回我这边”。陈宇从来不自己开口。他觉得“需要父亲”是一件需要鼓起全部勇气才敢做的事。就像他发“爸，钱”一样——只敢要确定不会被拒绝的东西。
陈默发动车子，打开导航。地址在城西，一个他听说过但没去过的小区。路上车不多，他在红灯前停下来的时候，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几下。他想起上次陈宇给他打电话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去年冬天。陈宇在学校发高烧，校医打电话给周敏，周敏当时在郊区参加教研活动赶不回来，让陈默去接。他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开会，说了声“我儿子病了”就站起来走了。那是林锐来之前的事，那时候老周还在。老周后来跟他说，那天他站起来的时候脸色白得吓人。
车载音响里放着一张老CD，是很多年前赵胖子塞给他的，说是开车提神用的。第一首是Beyond的《海阔天空》。他没有换。吉他的前奏在车厢里回荡。他想起自己十七岁的时候，也曾经在某个深夜给父亲打过电话吗？没有。父亲去世那年他十七岁。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可以打电话去接他的人。他变成了那个必须自己接自己的人——自己接自己放学，自己接自己下班，自己接自己从民政局门口走回家。他用了二十七年习惯这件事。现在他的儿子在十七岁这年，给他打了这个电话。
导航提示前方右转。他把车拐进一条窄巷子，两边是那种九十年代建的老小区，外墙贴的瓷砖已经掉了好几块，路灯昏黄。地址上写的楼号在最里面一栋。他把车停在楼下，给陈宇发了两个字：“到了。”
不到两分钟，单元门的门禁响了。陈宇背着书包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戴着眼镜，应该是那个同学。同学在门口冲陈宇摆了摆手，陈宇没回头，大步向车这边走过来。他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来，把书包抱在怀里。车门关上的声音很重，然后车里安静下来。
陈默没有马上发动车子。他侧头看了一眼陈宇。陈宇的头发有点乱，刘海遮住了半边眉毛。他的表情不是难过，不是生气，是一种介于疲惫和放松之间的状态——好像刚才在某个场合里端了很久的架子终于可以放下了。书包抱在怀里，拉链没拉好，露出一截速写本的边角。他的手指在速写本的边缘来回搓着，搓得纸边起了毛。
“安全带。”陈默说。
陈宇把安全带拉过来扣上。咔哒一声。
陈默发动车子，掉头往主路开。车厢里很安静，Beyond的CD放完了，他伸手把音响关了。两人坐在各自的座椅里，谁也不说话。这种沉默和三年前的沉默不太一样。三年前他们坐在车里，沉默是一堵墙——他在墙这边，陈宇在墙那边。陈宇用耳机把自己隔绝起来，他用沉默把陈宇隔绝起来。今晚的沉默更像是一层薄薄的水面，两个人都在水底下，各自呼吸，但至少在同一片水里。
开到第二个红绿灯的时候，陈宇先开口了。
“他们都在打游戏。我不想打。”
陈默没有接话。他在等陈宇继续说。
“他们问我为什么不打。我说没意思。他们觉得我装。我说不是装，就是没意思。后来他们不跟我说话了，四个人联机打到了凌晨一点。我在客厅沙发上躺了一晚上，没睡着。”他把书包抱得更紧了一些，下巴压在书包上，“然后就想给你打电话。”
陈默看着前方的路。红灯还剩三十秒。“凌晨一点打的？”
“嗯。你没接。”
陈默想起来了。昨晚凌晨一点，他的手机屏幕确实亮过一次。他当时正在修那张凌晨三点的照片——把茶几推到墙边、用两本书垫高镜头拍的那张窗户影子。他当时太专注了，没有看手机。等他从暗房里出来——不是真的暗房，就是他在卫生间里临时搭的一个冲洗角落——看到陈宇的未接来电时已经凌晨一点半了。他没有立刻回，怕陈宇已经睡了。
“那时候我在弄照片。没听到。”他说。
“嗯。”
红灯变绿。车子继续往前开。导航显示还有三公里到家。陈宇的手指在速写本边缘停了，然后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更轻，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爸。我不喜欢打游戏。我只喜欢画画。”
陈默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不是因为这句话本身——陈宇喜欢画画他早就知道了。是因为陈宇把这句话告诉了他。不是告诉周敏，不是告诉同学，不是告诉老师。是告诉他。在深夜的车里，在刚从一个不想待的地方逃出来的疲惫里，把这句话像递一枚硬币一样递过来。硬币很轻，但接住它需要弯腰。
“我知道。”他说。
“但他们觉得我奇怪。他们说高中生哪有不打游戏的。说我装清高。”
“你不是装。”
陈宇转过头，看着陈默的侧脸。陈默继续看着前方的路。“我十七岁的时候也不打游戏。我们那个年代没什么游戏可打。但有人踢球，有人下棋，有人打牌。我都不去。我就拍照。”他把方向盘微微往右打，超过了一辆慢吞吞的公交车，“赵胖子那时候说我是怪人。我说我不是怪，我是知道我要什么。他知道我十七岁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了。你用不着跟他解释。”
陈宇没有接话，但他的手指从速写本的边缘松开了。
车子拐进陈默住的小区，停在那棵老银杏树下。熄火之后，车厢里的安静忽然被放大了——没有引擎声，没有CD，只有车窗外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银杏树的枝干在路灯下投下一片斑驳的影子，落在挡风玻璃上，轻轻晃动。
陈宇解开安全带，但没有马上下车。他抱着书包坐在那里，好像在犹豫什么。然后他说：“你昨晚在弄什么照片？”
“凌晨三点拍的。拍窗户的影子。”
“为什么拍那个？”
“睡不着。看到月光打在墙上，觉得好看。”
陈宇想了想。然后做了一件让陈默意外的事——他把手伸过来，掌心朝上。不是要东西，是那种“给我看看”的姿势。陈默从后座拿过那个牛皮纸信封，打开，抽出那几张照片递给陈宇。陈宇接过去，借着车顶阅读灯微弱的黄光一张一张翻看。翻到那张凌晨三点的窗户影子时，他停了很久。
“这个是慢门拍的？”他问。
“对。光圈f/8，快门一秒。”
“没用三脚架？”
“用茶几垫的。”
陈宇把照片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空白的。他把照片还给陈默。“还行。”
这次陈默听懂了。
他们下了车。走进楼道的时候，声控灯没亮——这个老小区的声控灯永远是坏的。两个人摸黑上到三楼，陈默掏出钥匙开门。陈宇跟在他身后，书包蹭在门框上，发出一声闷响。进屋之后陈宇把书包放在沙发上，站在客厅中央左右看了看。他上次来是上周日，吃红烧肉那次。今天客厅不太一样——茶几被推到了墙边，原来放茶几的位置空出来一块，地板上有一道浅浅的拖痕。沙发上的杂志码整齐了，茶几上的杂物被收进了一个塑料收纳盒里。电视柜旁边多了一个相框，里面放的是那张煎饼摊的照片——老板娘正在打鸡蛋，蛋黄落在面皮正中间，金黄色的。
“你重新摆了？”陈宇问。
“嗯。茶几搬过去拍照用了，搬回来的时候干脆把客厅收拾了一遍。”
陈宇走到相框前面，低头看那张煎饼摊的照片。“这个拍的是谁？”
“地铁站门口卖煎饼的老板娘。我每天早上从她摊子前面过。拍了十几年，从来没买过她的煎饼。”
“为什么？”
“她做的煎饼加蛋要三块五。旁边的摊子加蛋只要三块。”
陈宇沉默了一秒。然后他做了今晚第二个让陈默意外的举动——他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但接近笑。那个弧度很小，在车顶阅读灯下转瞬即逝，但确实存在。然后他把书包从沙发上拿起来，从里面抽出那本速写本，翻到最新的一页，撕下来，递给陈默。
“给你的。”
陈默接过来。是一幅画。画的是昨天凌晨的场景——一个男人坐在茶几前，茶几上架着一台相机，相机对准墙上的一扇窗户影子。男人的背影微微前倾，一只手搭在相机上，另一只手垂在膝盖上。他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穿着拖鞋。窗外的月光在地上铺了一层灰调子。画纸右下角用铅笔写着：“凌晨三点。爸在拍月亮。”
陈默盯着画上那个光着一只脚的人。他昨晚没有开灯。陈宇不可能看到这个场景——那个时候陈宇还在同学家，正躺在客厅沙发上，听着四个人联机打游戏的声音。那幅画不是写生，是想象。他的想象精准地命中了真相——他确实光着一只脚，确实把茶几推到了墙边，确实用两本书垫高了镜头。最神奇的是画里的人没有穿拖鞋的那只脚，脚趾微微蜷着，像是地板很凉。他昨晚确实被地板凉得缩了一下脚趾。这个细节陈宇画出来了。不是看到的，是感觉到的。因为他了解他。他知道他爸在凌晨三点会光着脚走来走去，会被地板的凉意激得缩起脚趾。他知道这些不是因为他看到过，而是因为他也是这样的人——那个会在凌晨睡不着的时候用画画来消磨时间的人。
他想起自己十七岁时拍过的一张照片。父亲在藤椅上打盹，嘴微微张着，手里还拿着报纸。他趁父亲睡着时偷偷拍的，怕快门声吵醒父亲。那张照片后来不知道放哪去了。但他记得取景框里父亲的样子——和这幅画里光着一只脚的自己一样，是一个人在最没有防备的时候露出的真实。
他今天没有跟陈宇说“加油”，没有说“爸为你骄傲”，没有长篇大论地安慰。他只是去接了他，在车上听他说了那句话，然后告诉他——你十七岁就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不是奇怪，是幸运。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知道我要什么”了。这些年他总是说“还行”，总是说“随便”，总是在所有的选项里选最不麻烦的那一个。但他曾经也是一个很确定自己要什么的人。那个在暗房里待到凌晨的少年，那个对赵胖子说“拍照是把时间偷走”的人，那个把相机当成身体一部分的人。那个人被他关了十五年，现在慢慢走回来了。
“这个画，”陈默说，“跟爷爷画的有点像。”
陈宇抬头看他。
“他画了好多你爸的背影。你画的是正面。”他把那幅画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用手掌压平边角，“你胆子比他大。”
陈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从书包里又拿出一样东西——一张折成方块的纸。他展开，放在茶几上，是那张绿色的便利贴。上面用铅笔画了一个新的进度条，涂满了大概百分之八十的位置。进度条旁边画了一个小人，这次小人的嘴是向上弯的。
“数学看懂一点了。”他说。
陈默看着那个小人。和小人旁边那个从百分之七十五涨到百分之八十的进度条。然后他拿起那幅画，走到电视柜旁边，把画放在煎饼摊照片旁边。两幅作品并排摆着——一幅是父亲拍的，一幅是儿子画的。煎饼摊的油锅里升起的蒸汽和凌晨三点的月光，在这个老旧的出租屋里共享同一面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