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亲家回来后，陈默连续三个晚上没有睡好。
每天晚上他都在做梦。不是噩梦，是那种灰蒙蒙的、没有情节的梦。梦里他站在老房子的门口，门半开着，里面亮着灯，他知道父亲在里面，但他走不进去。脚像是被钉在地上，抬不起来。他就那样站在门口，看着那道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黑暗的楼道里铺成一条窄窄的、金黄色的路。然后闹钟响了。
第一天他以为是铁盒子里的画触动了什么。第二天他以为是母亲那句“你也一样”让他想起了太多旧事。到了第三天——周一的晚上——他从梦里醒来，摸黑去厨房倒水喝，路过鞋柜的时候忽然站住了。
他想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不对。不是今天。他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日历——农历九月十七。他翻了翻日历上的备注，空白的。九月十七。他又翻了一遍，还是空白的。但那个日期像一根刺一样扎在脑子里。九月十七。九月十七。
他端着水杯站在厨房门口，忽然想起来了。
九月十七，是父亲的农历生日。
他忘了。他每年都忘。每年都是母亲打电话来，说“今天是你爸生日，你记得吧”，他才会想起来。今年母亲没有打电话。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忘了，也可能是因为母亲觉得他应该自己记得了。他四十四岁了，不应该再让母亲提醒他父亲的生日。
他把水杯放在灶台上，走到客厅。窗帘没拉，月光从窗户里照进来，在茶几上铺了一层银灰色的光。茶几上还放着那张收据——“尼康FM2机身+50mm定焦镜头，整修清洗。取件日期：周三。”收据旁边是那台相机，银色的机身在月光下泛着冷光。他拿起相机，在黑暗的客厅里站了很久。
后来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他打开手机日历，在农历九月十七这一天加了一个备注——“爸的生日”。第二件，他给母亲发了一条微信：“妈，明天我去看爸。你去不去？”
消息发出去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他以为母亲早就睡了，没想到回复在三分钟后就来了。
“去。”
早上七点，陈默被闹钟叫醒。他只睡了不到五个小时，但精神很奇怪地很好。太阳穴没有那种熟悉的胀痛感，眼皮也不沉。他洗漱完，换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把相机装进包里，出门。路过花店的时候他停了一下。花店刚开门，老板正在门口摆花桶。一排排的菊花、百合、康乃馨在早晨的阳光里露水莹莹。
“来一束白的。”他说。
“白的菊花？”
“嗯。”
老板挑了几支，用报纸包好。陈默付了钱，把花抱在怀里。菊花很新鲜，花瓣上还有细密的水珠，在阳光下泛着珍珠的光泽。他抱着花坐地铁，旁边的人多看了他两眼。一个抱着白菊花的中年男人，在早高峰的地铁里确实有点显眼。他没有在意。他在想父亲。
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问题他想了二十年，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答案。以前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父亲“沉默”“老实”“不善表达”。但这几天，从铁盒子里那些画里，从母亲说的那些话里，从那张写着“替儿子试试相机”的照片里，一个完全不同的父亲正在慢慢浮出来。这个父亲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老头。这个父亲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他年轻时想画画，没画成。他就画他的儿子。他把所有没能画在画布上的东西，都画在了儿子的身上。
而他辜负了这些画。他把相机放进了鞋柜最底层。
九点整，陈默到了母亲家楼下。母亲已经在小区门口等着了。她穿了一件深色的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袋子里装着她自己做的几样小菜——父亲爱吃的那几样。酱牛肉切成薄片，码得整整齐齐。花生米是昨天晚上现炸的，用盐拌了，装在保鲜袋里。还有一瓶白酒，是父亲生前常喝的那个牌子。
“走吧。”母亲说。
去墓地的公交车上，母子俩坐在后排，谁都没有说话。公交车开得很慢，一站一站地停，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多。秋天不是扫墓的季节，清明才是。但陈默觉得秋天更适合看父亲。清明的墓地太热闹了，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哭声和鞭炮声，父亲那么喜欢安静的人，大概不会喜欢。秋天好。秋天的墓地很安静，只有风和落叶。
父亲葬在城西的公墓。一座山，从山脚到山顶密密麻麻地排满了墓碑，远远看去像一片白色的梯田。他们来得早，整个墓园里只有零星几个人。陈默抱着花走在前面，母亲提着布袋子跟在后面，两个人的脚步踩在石板路上，一前一后，节奏出奇地一致。父亲的墓在山腰上，朝南，能看到山下的河。墓碑上没有照片，只有一行字——“陈国栋之墓”。立碑时间是二十年前的农历九月。
二十年。一个人离开二十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陈宇从来没有见过爷爷，意味着母亲独自过了二十个冬天，意味着他在所有重要的时刻——结婚、生子、升职、离婚——都没有父亲在旁边看着。二十年前他以为这只是一段很难熬的日子，二十年里从慢慢习惯到以为已经走出了痛苦，直到现在才知道，这不是日子，这是人生。他的人生被分成了两半：父亲在的时候，和父亲不在以后。
母亲把布袋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墓碑前。酱牛肉、花生米、一瓶酒、一个酒盅。酒盅是父亲以前用的那个，陶瓷的，杯口有一道小小的裂纹。父亲在的时候就用这个杯子喝酒。裂纹是有一年冬天裂的，父亲说热水烫的，但没舍得扔。母亲也没扔。二十年了，这个有裂纹的杯子还在。
母亲倒了一杯酒，放在墓碑前面。
“国栋，我跟小默来看你了。”她说。语气平平淡淡的，像在跟一个出门遛弯的老伴打招呼。“今天你生日，给你做了酱牛肉。花生米是昨晚炸的，你爱吃的那个咸淡。酒还是那个牌子，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这个牌子。”
她停了一下。风从山下吹上来，吹乱了她鬓角的白发。
“小默最近在拍照了。就是你那个相机。修好了，能用了。”
陈默站在旁边，手里抱着那束白菊花。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二十年来，他每次来墓地都不怎么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一肚子话堵在喉咙里，不知道从哪一句开始。他想说的话太多了——说对不起，说他很后悔，说他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说他有一个儿子叫陈宇，长得像奶奶，脾气像他，不爱说话。但这些话太长了，太复杂了，不像是一句能对着墓碑说的话。
他把菊花放在墓碑前，蹲下来。
“爸。”他说。
就这一个字。然后他就哽住了。
母亲看着他，没有催他。她站起来，说去山下的洗手间，就走了。石板路上她的脚步声慢慢变小，最后消失在松涛里。陈默知道母亲不是真的要去洗手间。她是给他留空间。有些话，儿子对父亲说的，不需要第三个人在场。
他蹲在墓碑前，看着碑上那个名字。名字上的金漆已经褪色了，笔画边缘模糊不清，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他伸手把青苔一点一点抠掉，指甲缝里塞满了绿色的碎屑。抠完之后，名字清晰了一些。不是很多，但至少每个笔画都能看清了。
“爸，我这些年过得不怎么好。”他开口了。声音很低，像自言自语。
“不是那种没饭吃没地方住的不好。是……”他想了一下，“是好像把自己弄丢了。”
“你记得我那台相机吗？就是你借隔壁王叔叔相机给它拍照的那台。我把它放在鞋柜底下放了十五年。十五年没碰。不是忘了，是不敢。我也不知道不敢什么。可能就是……不敢面对自己。”
“我以为只要不拍照，就能把以前那个陈默忘掉。忘了就不会失望。忘了就不会后悔。但我发现不是这样。不拍照也不会忘。每天在地铁上、在公司里、在那个小出租屋里，那个陈默都在看着我。他问我，你怎么把我活成了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他停顿了一下。山下的河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前几天我把相机修好了。那个修相机的李师傅说，‘相机不是放坏的，是用坏的。’我觉得他说的是相机，但也不止是相机。我也是被放坏的。这十五年，我把自己放在鞋柜底下，零件都锈了，快门帘都老化了。”
他把手放在墓碑上。石头的表面被太阳晒得微温，掌心里有一种干燥的、粗粝的触感。
“前几天我在妈那里看到你画的那些画。你画了我从小到大。我第一次知道你会画画。你从来没说过。妈说你年轻的时候想当画家，后来不画了。你把那些画藏了那么多年，谁都不知道。”
“我现在觉得，你画那些画的时候，是在做你自己。不是供销社的职员，不是小默的爸爸，就是你。那个想画画的人。”
“我拍照的时候，也是在做我自己。不是文案副总监，不是谁的前夫，不是谁的爸。就是那个——那个按快门的人。”
他深呼吸了一下。山里的空气带着松树和泥土的味道。
“爸，我不知道这些话说出来你能不能不听见。但我今天特别想跟你说。”
“你的画我看到了。”
“我的相机，我也拿起来了。”
“迟了这么多年。对不起。”
他的手从墓碑上滑下来，落在膝盖上。酒盅里的酒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热，酒精的味道飘出来，混在松涛里。陈默沉默地蹲在那里，没有哭。不是因为不想哭，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学会在父亲面前哭。十七岁那年，在父亲的葬礼上，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不是因为不难过，是因为他觉得父亲在看着他，他不想让父亲看到自己站不起来。后来他在无数个深夜偷偷哭过——在宿舍的被子里，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在父亲忌日的凌晨。但没有一次是在父亲面前。
直到今天。
他感觉到眼眶开始发热。那种热度从鼻梁往上蔓延，像有人在他眼眶底下点了一根火柴。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把眼泪吸回去，没有再咬紧牙关，没有再抬头看天——那些憋眼泪的技巧他用了二十年，每一个都熟极而流，但今天他一个都不想用。
第一滴眼泪掉下来的时候，他正在看墓碑上那个名字。
“陈国栋。”
眼泪落在“国”字的最后一横上，在金漆褪色的凹槽里聚成一个小小的水洼。水洼里倒映着天空，很蓝，有一朵云正在慢慢移过来。然后是第二滴。第三滴。他蹲在父亲的墓前，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不是号啕大哭，不是那种把整个身子都弯下去的痛哭。就是眼泪自己在流。像一个拧了很久的水龙头终于被拧开，水流不大，但是止不住。那些憋了二十年的水，一滴一滴地往外淌。
风吹过来，松涛响成一片。那声音不像是风穿过松林，像是很多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鼓掌。轻轻的，低低的，一下一下，绵延不绝。他忽然想起父亲最后一次和他说话的那个下午。父亲坐在窗前的藤椅上，他背着包站在门口。父亲说“胸口有点闷”，他说“等我回来带你去医院”。然后他走了。走到楼下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父亲在窗口对他挥了挥手。
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
如果他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他会放下包，上楼，坐下来陪父亲好好说说话。他会告诉父亲——他接到了一家广告公司的录用通知，下周就要去报到了。他会告诉父亲——他想攒几年钱，然后开一家摄影工作室。他会告诉父亲——他在追一个女孩，叫周敏，是中学英语老师，笑起来很好看。他会说很多很多话。但他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他以为还有无数次。他以为父亲永远会坐在那个窗口，等着他回来。
他蹲在那里，眼泪已经把墓碑上的“陈”字全部打湿了。母亲从小路上慢慢走回来，远远地看到他的肩膀在抖。她没有走过去。她站在松树下，安安静静地等着。她看着她的儿子蹲在丈夫的墓前，肩膀一抖一抖的，像一只淋了雨的鸟。然后她也用手背擦了擦眼角。两个人在同一片天空下，隔着几十米的松林，各自擦着自己的眼泪。
过了很久，陈默站起来。腿已经蹲麻了，膝盖咯吱响了一声。他用袖口擦了擦脸，深吸一口气，把剩下的眼泪硬生生憋了回去。然后他从包里拿出那台相机。
“爸，”他说。声音还有点哑，但比刚才稳了。“我在这给你拍张照片。”
他把相机举到眼前。取景框里，是父亲的墓碑。碑前放着酱牛肉、花生米、一杯酒。酒的旁边是一束白菊花。菊花旁边，是一片刚刚从松树上落下来的松针，黄褐色的，落在灰色的石板上，很轻，像一支没有写完的笔。取景框的边缘，有一小截松树的影子，被山风吹得微微晃动。
他转动对焦环。裂像对焦屏上，墓碑上的字被切成上下两半。他慢慢把两半合在一起——“陈国栋”，完整了。
咔嚓。
快门声在山腰上很轻，很快就被松涛盖过去了。但他听到了。他相信父亲也听到了。
母亲走过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还红着，但已经不再流泪了。母亲看了一眼他的脸，什么都没说，只是从布袋里掏出一张纸巾递给他。他接过纸巾擦了擦鼻子。
“爸，”他对墓碑说，声音平静了一些，“下次来的时候，我可能带着小宇一起来。他现在长得很高了。长得像妈。不爱说话，像我，也像你。他也在学画画。画得比我好。你看到了一定会喜欢。”
他站起来，把相机收进包里。母亲把墓碑前的东西收好，把酒盅里的酒洒在石板缝里。酒渗进石缝，留下一道深色的痕迹，很快就干了。母子俩站在墓碑前，安静地站了一会儿。
“走吧。”母亲说。
下山的时候，他牵着母亲的手。不记得上一次牵母亲的手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小学一年级，也许是更早。母亲的手很粗糙，指节上有厚厚的茧。这双手做了几十年的饭，洗了几十年的衣服，在父亲去世后独自撑起了一个家。他握着这双手，走在下山的石板路上，觉得喉咙里又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涌。
“妈，”他说，“以后我每年都提醒你。爸的生日，我自己记得。”
母亲拍了拍他的手背。没说话。但拍的那几下，重过千言万语。
下山的公交车上，人比来的时候多了几个。陈默和母亲坐在最后一排。母亲靠着窗户，眯着眼睛看着窗外。秋日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把她额头的皱纹照得很深。那些皱纹里藏着五十年的婚姻、二十年的寡居、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藏着那铁盒子里的画、藏着那句“你拍照的样子最像你”。陈默从包里拿出相机，把光圈调大，快门速度调到五十分之一秒。他没有把相机举到眼前——那样母亲会注意到——他把相机放在膝盖上，镜头微微朝上，对着母亲靠在窗边的侧脸。取景框里，逆光的母亲被阳光勾出一道金边。她的白头发在光里变成了半透明的银色，和窗外飞驰而过的金色稻田融在一起。
他按下了快门。母亲没有察觉。她正看着窗外，嘴角有一点点弧度——不是笑，是一种安静的、满足的表情。也许她刚才在山上对父亲说了什么悄悄话。也许她只是觉得太阳很好。
回到市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了。他把母亲送回家，在她家楼下站了一会儿。那棵老槐树还在，叶子几乎掉光了，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像一双张开的手。
“你不上来坐坐？”
“不了。晚上约了赵胖子。”
母亲点点头，走了两步又回头。“下次来的时候，带几张照片给我。”
“什么照片？”
“你拍的。什么都行。”
陈默点了点头。母亲上了楼。他听到三楼传来关门的声音，然后那扇有父亲字迹的门在他脑海里关上了。
他没有马上走。他站在楼下，举起相机，对着三楼那个窗口。窗户关着，窗帘半拉着，看不到里面。但他知道母亲正在换鞋、放东西、坐在沙发上歇脚。她的膝盖不好，每次上下楼之后都要缓一缓。父亲以前总说，你妈上楼梯跟爬泰山似的。然后母亲就会瞪他一眼，说那你背我啊。父亲就会笑，说好好好，下次背。后来父亲没了，母亲再也没提过“背我”。她一个人爬了三楼的楼梯，爬了二十年。
取景框里，三楼窗口的那盆仙人掌还在。那是母亲养了很多年的仙人掌，开过一次花，黄色的，母亲高兴得拍了照片发给他。他当时回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现在那盆仙人掌在秋风里安静地立在窗台上，像一个默默的、带刺的守望者。
咔嚓。
他按下快门，把这片安静的、带刺的、开了花没人看的守候，收进了相机里。
到赵胖子店里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赵胖子的餐馆藏在老城区一条窄巷子里，开了十几年了。巷子很窄，两边全是小吃店，油烟味、炒菜声、外卖骑手的电动车喇叭混在一起，乱糟糟的，但那种乱是温暖的。每一扇门后面都有一家人在忙活，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人在等一碗热饭。陈默推开“老赵家常菜”的玻璃门，风铃响了一声。
赵胖子正端着锅从后厨出来，一身的烟火味，袖子卷到肩膀，露出两条粗壮的胳膊。他看到陈默，先是咧嘴笑了，然后笑容顿了一下。
“你咋了？”赵胖子把锅放在桌上，走近了打量他，“眼睛怎么红了？跟人打架了？”
“没。”
“哭了？”
陈默把包放在椅子上，没回答。
赵胖子看着他，没有追问。他太了解陈默了。这个人如果不想说，你拿铁棍撬他的嘴都没用。他从柜台上拿了两瓶啤酒，用牙咬开，一瓶递给陈默。
“先喝一口。菜马上好。”
陈默接过啤酒喝了一口。冰凉的液体从喉咙滑下去，把堵了一整天的东西冲开了一些。赵胖子在后厨忙活，锅铲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间或夹杂着他的吆喝——这个多放辣，那个少放盐，这个火再大一点。这些声音像一首聒噪但让人安心的曲子，填满了整个小店。
陈默从包里拿出相机，对着后厨门口拍了一张。取景框里，赵胖子的背影堵在厨房门口，左手端着炒锅，右手挥着锅铲。油烟从灶台上方升起来，在灯光下变成一团蓝色的雾。他身上的围裙已经脏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了，上面沾满了酱油和油的痕迹。和大学时在那个破出租屋里用电炒锅炒回锅肉的时候，判若两人。但那个动作——右手挥锅铲的那股劲儿——一模一样。
这卷胶卷拍了很多了。他算了算，路灯、煎饼摊、办公室的走廊、老家的窗口、父亲的墓碑、母亲的白发。现在再加上这张赵胖子的背影。
还剩下大概十几张。
赵胖子端着两盘菜出来，一盘红烧肉，一盘炒茄子。红烧肉的皮是烤过的，油亮油亮的，用筷子夹起来微微发颤。炒茄子放了青椒和蒜末，颜色分明，气味浓郁。他把菜放在桌上，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然后坐下来给自己开了一瓶啤酒。
“说说。”他说，“今天怎么了？”
陈默端着啤酒，想了很久。最后他说：“今天是我爸生日。”
赵胖子端酒的手停在半空，然后他把酒瓶放下来。
“二十年了吧。”
“二十年了。”
“你去墓地了？”
“跟我妈一起去的。”
赵胖子沉默了一会儿，端起酒杯，往地上倒了半杯。琥珀色的液体在地砖上摊开，慢慢渗进缝隙里。
“这杯敬咱爸。”他说。赵胖子管陈默的父亲叫“咱爸”，从大学时候就这样叫。那时候他家里条件不好，寒暑假经常不回家，留在学校打工。陈默就带他去自己家吃饭。父亲不说话，只是笑眯眯地把菜往赵胖子那边推。赵胖子说咱爸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头，比亲爸还好。后来父亲去世，赵胖子在葬礼上哭得比陈默还大声。他拽着陈默的袖子说，你怎么不哭？你哭啊！你不哭会憋坏的。陈默说，我哭不出来。
那杯酒在地上慢慢干了。
“老陈，”赵胖子放下酒杯，“我有句话想跟你说，憋了好久了。”
“你说。”
“你这些年，是不是一直在怪自己？”
陈默没有说话。
“你怪自己没有及时带你爸去医院。是不是？”
陈默的手指在啤酒瓶上收紧。指节发白。
“二十年了。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件事。但我知道。你每次喝多了就会说梦话。你说‘爸你别走’，你说‘我错了’。我听了多少回了。”赵胖子看着他，“可是老陈，你爸是心梗。心梗这种事，就算你在身边，也未必能——”
“万一呢。”陈默打断他。声音很低，但很用力，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万一我在身边，来得及送医院呢。”
赵胖子沉默了。他知道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那种“万一”像一颗埋在心里的钉子，拔不出来，碰一碰就疼。所有的道理都知道——心梗是突发的、就算抢救也未必能活、他当时并不知道情况严重——但道理没有用。道理是给脑子听的，不是给心听的。心里只有那一天下午、那个窗口、那句“等我回来”、和那扇永远等不到他回去的门。
“上个礼拜，”陈默慢慢说，“我在我妈那里翻到我爸的体检报告。”
赵胖子抬起头。
“是爸去世前一个月的体检报告。上面写的是——心律不齐，建议随诊观察。只是普通的心律不齐。不是冠心病，不是动脉硬化，就是老年人常见的那种。”
他停了一下。手指在啤酒瓶的标签上来回摩挲。标签已经被冷凝水浸湿了，纸屑粘在他的指腹上。
“我一直以为爸是因为我耽误了病情。那二十年里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如果我没走，如果我把他说的‘胸口闷’当回事，如果——可是那张报告告诉我，爸真的只是心律不齐。那次出事，就是一个谁都预料不到的意外。跟他有没有及时去医院，跟我在不在身边，可能真的没有关系。”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胖子，我折磨了自己二十年。忽然发现可能是白折磨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赵胖子站起来，绕过桌子，在陈默旁边坐下。他没有说话，只是把一只手放在陈默的肩上。那只手很重，很热，掌心里有老茧，是炒菜炒出来的。热气隔着衬衫渗进皮肤，像一块人形的创可贴，笨拙地贴在陈默的肩胛骨上。陈默低着头，看着啤酒瓶上那个被自己剥了一半的标签。他剥了二十年，也没把那个标签剥干净。
“怎么办？”赵胖子说，“继续活呗。相机不是都修好了吗？”
陈默抬头看他。
“你爸肯定不会怪你。他要是怪你，他就不会偷偷画你那些画了。画画的人，画的都是自己爱的东西。他画了你那么多年，你还不明白？”
赵胖子的声音很粗，但他的眼睛红了。这个炒了几十年菜的汉子，脖子粗脸红，胡子拉碴，一双眼睛却亮得不行。
“你继续拍你的照片。一张一张拍。把你爸没看到的那些日子，都拍给他看。”
陈默把那瓶剥了一半标签的啤酒端起来，一仰头干了。啤酒不苦。但他吞下去的时候喉咙还是梗了一下。
“死胖子，”他说，“你炒菜放太多油了。”
赵胖子咧嘴笑了。他知道这是陈默能说出的最接近“谢谢你”的话。
“放屁，我这是正宗川味红烧肉，不放油怎么好吃？”
赵胖子又开了两瓶啤酒，一瓶递给陈默，一瓶自己对着嘴吹。然后他站起来，回到后厨，端出了第三盘菜——一盘炒青菜，放了蒜蓉，炒得翠绿。
“多吃点青菜。你脸都黄了，一看就是天天吃外卖。我跟你说，人不能老吃外卖。外卖那东西，菜都不洗的。”
“你不是开餐馆的吗。自己骂自己？”
“我这叫良心餐馆，菜都是洗三遍的。”赵胖子翻了个白眼，“别拿我跟那些外卖店比。”
陈默夹了一筷子青菜。确实好吃。不是惊艳的好吃，是家常的好吃，蒜蓉炒得很香，盐味刚好。他吃了一口，又夹了一筷子。
“你拍照的事，”赵胖子一边吃一边说，“我给你想好了。以后我菜单上那些菜，你帮我拍。不要钱，管饭。红烧肉管够。”
“你那破菜单，一张照片都没放过。全是红底白字，丑得要死。”
“所以才请你拍啊。文案副总监，拍个菜单还不是小菜一碟。”
“是‘执行支持’。”陈默纠正他。
“什么？”
“现在不是副总监了。是执行支持。”
赵胖子放下筷子，瞪着他。“你们那个新来的姓林的，把你降级了？”
“不算降。就是调整分工。”
“调整个屁。”赵胖子的暴脾气上来了，“你干了十五年，他把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提上来做主创，让你给她打下手？你在那破公司待着干嘛？出来跟我干得了。”
“跟你炒菜？”
“跟我拍照啊。你不是要开摄影工作室吗？三十岁那年就说要开。现在四十四了，还开不开了？”
陈默没有回答。他看着桌上那盘红烧肉。油光在灯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三十岁那年，他真的租好了一个店面。连招牌都设计好了，叫“默视”，取他名字里的“默”字，加上“视”字，意思是“沉默的视线”。后来周敏怀孕了，岳母查出了癌症，需要钱。他把店面退了，押金没要回来。把所有的器材都收起来，放进了鞋柜最底层。他对自己说，先干两年，等稳定了再说。两年变成了三年，三年变成了五年。后来陈宇出生了，再后来离婚了。一转眼，陈宇十七岁了。
“开。”他说。
赵胖子愣了一下。“你说真的？”
“真的。”
“什么时候？”
“等胶卷拍完。”
赵胖子看着他，眼睛眯起来。他端起酒杯，和陈默碰了一下。玻璃杯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像一枚小小的快门声。
“那赶紧拍。拍完了拿来给我看。”
“万一全是废片呢？”
“废片也要看。你拍的废片也比别人拍的好看。”
陈默笑了一下。这是他今天第二次笑。上一次是在母亲窗口下面，想到父亲站在同一个位置画他。这一次是在赵胖子的饭桌上，对着一个用了三十年的朋友。
两个男人在油腻腻的餐桌前，把剩下的啤酒喝完了。窗外，老城区的灯光一盏一盏亮起来。陈默从包里拿出相机，走到店门口，对着巷子拍了一张。取景框里，窄窄的巷子两边亮着温暖的灯，有人在炒菜，有人在收摊，有人在遛狗。地上有一滩水，倒映着路灯的光，黄澄澄的。水渍旁边蹲着一只猫，和楼下那只橘猫差不多大，毛色是黑白相间的，正低着头舔爪子。
咔嚓。
他按下快门的时候想，这张照片要是拍好了，就叫《巷子里的日子》。
和他二十年前那组获奖作品的标题，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