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七点，陈默被电话吵醒。
不是手机闹钟，是座机。他出租屋里这部座机一年响不了几次，除了推销保险的和诈骗电话，只有一个人会打——他母亲。他翻身下床，脚在地上摸索拖鞋，左脚找到一只，右脚那只又被踢到床底下去了。电话还在响，一声接一声，不急不缓，和他母亲敲门时的节奏一模一样。
“喂，妈。”
“起来了？”母亲的声音在电话里有点失真，但他还是能听出那股中气十足的劲儿，“今天周六，你不上班吧？”
“不上。”
“那正好。冰箱里的东西吃不完，你过来拿。”
陈默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亮了，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他其实今天没有特别的安排，除了晚上赵胖子那边的酒局，一整个白天都是空的。他想说好，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半秒。每次去母亲那里，她都会让他带一堆东西回来——吃不完的菜、快过期的牛奶、超市打折买的鸡蛋。冰箱里塞不下了就叫他去拿，他拿了回来也吃不完，放在冰箱里慢慢过期，然后扔掉。这是一个循环，母子俩心照不宣地维持着。
“行。我十点左右到。”
“别太晚，排骨炖久了就老了。”母亲说完就挂了，从来不废话。
他放下话筒，坐在床边打了个哈欠。那只被踢到床底下的拖鞋露出半个鞋跟，他用脚趾夹住，勾出来，趿拉着走进卫生间。刷牙的时候他看了一眼镜子，头发有一撮翘起来，怎么按都按不下去。用水抹了抹，还是翘。算了。
母亲住在城北的一个老小区，是父亲单位当年分的房子。六层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杂物——纸箱子、旧花盆、一辆永远没人骑的自行车。墙壁上贴着各种广告，通下水道的、修家电的、收旧家具的，一层盖一层，边角翘起来，积了厚厚的灰。陈默每次来这里，都觉得时间在这栋楼里走得特别慢。楼道里的声控灯还是坏的，他跺了两下脚没亮，就摸着扶手上楼。扶手是铁的，冬天冰手，秋天不冰，但有一层黏糊糊的灰。
三楼，右手边。门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福字，是去年过年他贴的。福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禁止张贴小广告”，是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力道很足，每一个捺都按出了凹痕。那是他父亲写的。父亲去世二十年了，那行字还在门上。
他敲门。里面传来拖鞋踢踏的声音，然后是门锁咔哒一声。
“来了。”母亲站在门口，系着一条褪了色的花围裙，袖口挽到胳膊肘，手上还沾着面粉。“排骨在灶上。你先坐，我这边还差几个饺子。”
陈默换鞋进门。客厅很小，沙发是十几年前买的，弹簧已经塌了，坐上去会陷下去一个坑。茶几上铺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放着一盆和好的饺子馅。厨房里飘出排骨汤的味道，放了八角，还有一股淡淡的当归味——母亲炖排骨爱放当归，说是补气血。
“你膝盖怎么样了？”陈默问。
“好多了。上次你带我去看的那个医生开的膏药管用。就是阴天还是有点酸。”母亲在厨房里应着，手里没停，“对了，我给小宇织了一件毛衣，你回头带给他。天快冷了，别老穿那个薄外套，冻坏了膝盖到老了就知道难受了。”
陈默没接话。他想起上次把母亲给的毛衣拿给陈宇，陈宇看了一眼，说“太土了”，放在沙发上就走了。那件毛衣还在他衣柜里，叠得整整齐齐，标签都没拆。
“他课业忙，”陈默说，“不一定有空穿。”
“忙也要穿衣服。”母亲端着饺子馅出来放在茶几上，用手背抹了一下额头上蹭的面粉，“你小时候比他还忙，不也穿我织的毛衣。那件蓝色的，你穿到袖口都脱线了还不肯换。”
陈默记得那件蓝毛衣。母亲织的，粗毛线，高领，穿上去脖子痒。但他确实穿了好几年，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那是母亲一针一线织的，他说不出口“不舒服”三个字。后来袖口脱线，母亲又缝上了，用的线不是一个色号，袖口就永远留下了一圈浅蓝色的补丁。他穿着那件毛衣度过了高中三年。父亲去世那年冬天，他就是穿着那件毛衣跪在灵堂前。后来那件毛衣去哪了，他不记得了。
母亲开始擀饺子皮。她擀皮的手法很利落——揪剂子、按扁、左手转皮右手擀，三下就是一个。每个皮都是中间厚边上薄，圆圆整整的，大小几乎一模一样。陈默坐在旁边看着，想帮忙，但不知道从哪下手。他上次包饺子是多少年前了？好像是陈宇上小学的时候。周敏负责擀皮，他负责包，陈宇在旁边把面粉弄得满脸都是。后来周敏说你别包了，包得太丑，煮的时候全散了。他就讪讪地收手，去陪陈宇看电视。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母亲问。
“还行。”
“那个新领导好不好相处？”
“还行。”
母亲停了一下，抬眼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很熟悉——从小到大，他每次说“还行”的时候，母亲都是这个眼神。不是责备，是一种温和的、不太相信的了然。她知道儿子在敷衍她，但她从来不戳破。这一点和父亲一模一样。
“你跟小宇最近说话多不多？”
“还行。”
“还行的意思就是不多。”母亲把一张饺子皮放在掌心，舀了一勺馅，“你爸要是还在，小宇不会跟你这么生分。你爸不爱说话，但他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你是不爱说话，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
陈默没有说话。他知道母亲说得对。父亲确实不爱说话，但父亲知道怎么表达。父亲会用行动——修好他摔坏的玩具、在他晚自习的时候站在路口等、把他拍的照片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而他呢？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只会转钱。
饺子包好了，母亲把一部分下锅，剩下的装在保鲜袋里让他带走。排骨汤也炖好了，母亲盛了两碗，母子俩坐在茶几前喝汤。汤很清，上面漂着几粒枸杞，排骨炖得烂，筷子一夹就脱骨。陈默咬了一口排骨，忽然想起一件事。
“妈，”他说，“爸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想学画画？”
母亲端着碗的手停了一下。汤面上泛起一个小小的涟漪。
“谁跟你说的？”
“王建国。”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放下碗。她看着茶几上那张铺开的旧报纸，报纸上有一篇关于老年人书画展的报道，配了一张照片——一群老头老太太举着自己的作品，笑得很开心。母亲的嘴角动了一下，似笑非笑。
“那个王建国，嘴比棉裤腰还松。”她说，“你爸要是还在，非得跟他吵一架不可。”
“所以是真的？”
母亲叹了口气。“你爸年轻的时候，画过一阵子。铅笔画，画什么像什么。他画过厂里的机器，画过河边的柳树，还画过我。”她的声音低下去，“后来你爷爷生病，家里缺钱，他就不画了。去供销社当了职员，一干就是一辈子。”
陈默放下筷子。“他后来再也没画过？”
“画过。”母亲站起来，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铁盒子出来。铁盒子是那种装饼干的旧盒子，铁皮已经锈了，边缘掉了好几块漆。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纸。
“这是去年收拾柜子的时候翻出来的。在你爸的旧工作服口袋里。”
陈默接过那沓纸。纸已经很脆了，边角一碰就掉渣。他小心翼翼地展开第一张。是一幅铅笔画，画的是一个小男孩蹲在地上玩弹珠。线条有些生硬，但男孩的表情画得很生动——嘴抿得紧紧的，眼睛盯着地上的弹珠，眉毛拧成一团，一副不服输的样子。画纸的右下角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小默五岁，赢了隔壁二胖十二颗弹珠。
陈默的手指顿在那行字上。小默。五岁。
他翻开第二张。还是铅笔画，画的是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一根竹竿，竹竿上挂着一面小红旗。旁边写：小默七岁，学会骑车第一天。
第三张。小男孩趴在桌上写字，台灯的光圈把他罩在里面。小默九岁，写作业写到睡着了。
第四张。少年手里举着一台相机，对着画外的方向，脸上的表情很兴奋。小默十五岁，第一次摸相机。很高兴。
陈默捧着那沓纸，觉得喉咙里堵了东西。
母亲看着他的表情，慢慢说：“你爸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是画画。但他没画成。所以他就画你。”
陈默翻到最后一张。那张纸比其他几张都新一些，折痕也浅。画面上是一个少年，瘦高瘦高的，背着一台相机站在门口，正在回头。夕阳在他身后铺开，把他的轮廓镀了一层金边。旁边写着：小默考上大学，要走了。今天太阳很好。
下面还有一行字，比其他的字更小，更挤，像是后来补上去的。
听别人说，这孩子拍照的样子，最像他。
陈默盯着那行字。他觉得鼻子很酸，但没有眼泪。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又被吸回去了。这是他从小练出来的本事——想哭的时候把眼泪憋回去。父亲去世那年，他在葬礼上一滴眼泪都没掉。所有人都说他坚强。只有他自己知道，不是坚强，是不知道该怎么在别人面前哭。
“他一直想跟你说，”母亲的声音从对面传来，“但他不好意思。”
陈默抬起头。母亲看着他，眼睛很亮，但没有哭。母亲的坚强是真的。父亲去世那年，所有来吊唁的人都说，老陈家的女人真扛得住。只有陈默知道，母亲每天晚上都把卧室门关得紧紧的，里面传来极细微的、压抑的哭声。那声音很轻，像一只受伤的鸟在羽毛里闷着叫。第二天母亲又会早早起来，给所有人做早饭，招呼亲戚，安排后事。那时候他十七岁。他恨自己学不会像母亲那样——把伤心关在一个房间里，只给自己听。
他低头继续翻那沓画。翻到最后的时候，铁盒子底部还有一样东西。不是画。是一张照片。黑白照片，边角已经泛黄了，但画面很清晰。照片上是一台相机——尼康FM2。他的那台。
他愣住了。
“这张照片是哪来的？”
母亲凑过来看了一眼。“哦，这个。你去大学报到那天，你爸借了隔壁老王的相机拍的。他说你那个相机是你的宝贝，得给它拍一张。拍完这张照片他就把相机还了，胶卷一直没冲。前几年我收拾东西发现了，才拿去洗出来。”
陈默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是父亲的笔迹。那笔迹太熟悉了——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笔都很用力，像是把全身的力气都按在笔尖上。
替儿子试试相机。
“他试了，”母亲轻轻说，“他说按快门的感觉确实很好。”
陈默放下照片，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一棵老槐树，叶子已经开始落了，剩下几片枯黄的挂在枝头，在秋风里瑟瑟发抖。树下有一张石桌，父亲以前夏天喜欢坐在那里乘凉，手里摇着一把蒲扇，看他和赵胖子在院子里追跑打闹。那时候父亲不说话，就只是看着，偶尔笑一笑。他以为父亲是在发呆。现在他知道了，父亲是在构图。
他在用眼睛画画。画他的儿子。
母亲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我从来不知道。”陈默说。声音有点哑。
“你当然不知道。你爸那个人，什么都往肚子里咽。高兴也不说，难过也不说，想做什么也不说。他觉得说出来就轻了。”母亲顿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让她儿子记了一辈子的话，“你也一样。”
陈默转过身，看着母亲。母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不是那种灰白，是雪白的白，像落在枝头的雪。他忽然意识到，母亲老了。不是渐渐老的，是在他忙于“上班”、忙于“还行”的那些年里，一下子老的。
“妈，”他说，“我给你拍张照吧。”
母亲愣了一下。“拍什么照。老太婆了，不好看。”
“好看。”陈默说。这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他自己也愣了一下。他很少对任何人说“好看”。周敏以前问他穿哪件衣服好看，他说“都好”。陈宇小时候画了一幅画给他看，他说“还行”。他这辈子对最亲的人说过的最多的评价，就是“还行”。
他从包里拿出那台尼康FM2，装上胶卷。动作很慢，因为他在认真做。过片拨杆咔哒一声，胶卷往前卷了一格。母亲站在窗前，有些局促，手不知道该往哪放。她理了理头发，又扯了扯围裙的带子，最后把手交叉在身前。
“就这样。”陈默举起相机。取景框里，母亲站在窗前，背后是那棵落了叶的老槐树。秋天的光从窗外进来，打在她白色的头发上，像一圈银色的光晕。她的围裙上沾着面粉和肉馅的碎末，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两截瘦瘦的手臂。她的嘴角微微抿着，和那幅画里五岁的陈默一模一样。
咔嚓。
母亲听到快门声，紧张地摸了摸头发。“拍好了？好不好看？”
“好看。”陈默说。这一次，他没有犹豫。
母亲笑了。那个笑容里有一点害羞，和那幅画里第一次摸相机的少年一样。
中午吃饭的时候，陈默比平时多吃了一碗。不是因为饿，是因为母亲做的菜有一种他在任何外卖里都吃不到的味道。糖醋排骨不是太甜也不是太酸，油焖茄子放了他爱吃的蒜末，炒青菜在起锅前滴了几滴黄酒。每一道菜都是按照他小时候的口味做的。他已经四十四岁了，母亲还记得他不爱吃姜。
吃完饭，母亲把一整个保鲜袋的饺子、一整个保温桶的排骨汤、外加一袋子水果塞进一个无纺布袋里，挂在他手上。
“太多了。”陈默说。
“多什么多。你冰箱里是不是又是空的？上次去你家，里面就一瓶酸奶和一包挂面。那叫过日子？”
陈默没有办法反驳。他的冰箱确实只有酸奶和挂面。有时候连酸奶都没有。
“毛衣也给小宇带上。他不喜欢那个颜色的话你跟我说，我再给他织一件。柜子里还有毛线，灰的，灰的不过时。”
“他知道的。”陈默说。他接过那件毛衣，和铁盒子一起装进了自己的包里。铁盒子压在毛衣上面，沉甸甸的。他觉得自己今天带走的不是一沓旧画和一张老照片，是父亲的一辈子，和母亲的半辈子。
临走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口，看着他系鞋带。
“你现在还拍照吗？”母亲忽然问。
陈默系鞋带的动作停了一下。“拍。”
“那就好。你爸要是知道，肯定高兴。”
他系好鞋带，站直了身子。母亲拍了拍他肩膀上的灰——其实没有灰，但她总是要拍一拍，这是她的习惯。从小到大，每次他出门，母亲都要拍一拍他的肩膀，好像这个动作能拍掉所有她看不到的危险和委屈。
“走吧。路上慢点。”
陈默背着包下楼。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他听到母亲的关门声。那扇门上有父亲留下的字，有褪色的福字，有二十年没换过的门牌号。门关上之后，整个楼道又恢复了那种老房子特有的安静。灯泡还是没修好，他摸着扶手一步一步往下走，手里的无纺布袋很沉，勒得他手指发白。
走出楼门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三楼。母亲站在窗口，对他摆了摆手。他也摆了摆手。
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他把无纺布袋换到另一只手上，然后从包里拿出相机。取景框对准那栋老楼。六层，灰墙，三楼窗口的母亲还站在那里，隔着玻璃，像一幅画。
咔嚓。
他按下快门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件事。那张父亲画的“小默考上大学，要走了。今天太阳很好”里，少年的背影是站在家门口。而他现在拍的这张，是站在楼下的自己，镜头对着窗口的母亲。两代人，两个背影。一个往远处走，一个往高处看。中间隔着二十年。
回家的路上，他没有坐地铁。他走了四站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手里的无纺布袋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路过一家药店的时候，那只橘猫还蹲在门口，他用相机给它拍了一张。路过煎饼摊的时候，老板娘正在收摊，他也拍了一张。路过那棵银杏树的时候，金黄色的叶子正从枝头落下来，他举起相机，等着下一片叶子落下。等了大概两分钟，一阵风来，叶子纷纷扬扬地洒下来，像一场小型的金色的雨。他按下快门。
他不知道这些照片冲洗出来会是什么样子。过期的胶卷，年久失修的相机，一个十五年没拍照的人。也许全部都是废片。
但他不在乎。
到家之后，他把无纺布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放进冰箱。保鲜袋装的水饺，保温桶里的排骨汤，几个苹果，两个橘子，还有一把母亲自己种的小葱——用报纸包着，根部还带着泥。冰箱塞得满满当当，门都快关不上了。他想了想，把那瓶快过期的酸奶拿出来喝了，腾出一个位置。然后关上冰箱门，看着冰箱上贴着的便签条——那是去年过年陈宇写给他的，上面只有一行字：“爸，新年快乐。”字迹很潦草，但陈宇愿意多写一个“快乐”，已经超过了他的正常水平。
他把铁盒子从包里拿出来，和那台相机一起放在床头柜上。铁盒子里的画他一张一张拿出来，用保鲜袋封好，夹在一本厚书里。最后那张——父亲拍的那台尼康FM2——他放进了钱包。压在陈宇那张剪影照片的旁边。两张照片背靠背，隔着时间的厚度。
晚上六点，他背上相机出门，去赵胖子的店里。
出门的时候他看了一眼鞋柜。最底层，第三个鞋盒下面，那个放了十五年的位置，现在是空的。那个空了的位置比任何东西都显眼，像一个句子里忽然空出来的一个词。你知道那个词曾经在那里，你知道它被拿掉了。但拿掉之后，句子的意思反而更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