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是从方岩那里知道吴老师要见他的。
那天方岩来借三脚架，随口提了一句：“吴老师昨天给我打电话，问你要不要参加他年底那个小群展。他说你手机打不通。”陈默正把一锅红烧肉往盘子里盛，听了这话，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方岩又说：“你最近电话是不是静音了？”陈默“嗯”了一声。辞职之后，他越来越不喜欢手机响。像拍照时突然有人从后面推他一把。他总觉得那声音会惊散什么。
第二天，他给吴老师回了电话。吴老师的声音还是那样，慢，厚，带着一点老人特有的含混和准。他说：“陈默，你那个‘手上的活’，方岩给我看了几张。我看得掉眼泪。”陈默握着手机，半晌没出声。吴老师又说：“不是难过。是高兴。你终于把镜头放下来了。”陈默说：“还没放下来。还挂在脖子上。”吴老师在电话里笑了，笑完咳嗽了几声，说：“放不放下来，是心的事。不是手的事。”陈默不说话，只听着。吴老师接着说，他想在年底的“小展”里放陈默这组照片。“小展”是吴老师这些年做的一个非公开项目，每年年底，找几个学生，几组照片，在美院旧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挂几天。不卖，不评，只给愿意看的人看。陈默说：“我的东西还不够好。”吴老师说：“够不够好，是我说了算。”陈默便不推了。
挂了电话，陈默在客厅站了很久。他想起二十多年前，吴老师在大学暗房里说的话。那时候他刚二十岁，站在红色安全灯下面，手里捏着一张还滴着水的相纸。吴老师说：“你有一双会观察的眼睛。”二十多年过去了，吴老师还是那套话。可陈默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二十多年前，那句话是鼓励。现在，那句话是认定。一个老师，用二十多年时间等一个学生回来，然后告诉他：你终于配得上你这双眼睛了。陈默眼睛发酸，但没掉泪。他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支烟。他很少抽烟。只有在一些很重的时刻，才觉得手指间需要一点什么东西燃着。
接下来的日子，陈默开始挑选要交给吴老师的照片。“手上的活”这组，他已经拍了小一百张。要在里面选出十二张，不是件容易的事。方岩过来帮他。两人把照片全铺在地上，蹲着看，一站一蹲，看了两个下午。方岩说：“这张磨刀的，太直。像摆拍。”陈默点头，收走。方岩说：“这张修鞋的，手好，但边上那个塑料袋抢戏。”陈默又点头。方岩后来说：“陈哥，我觉得你拍得最好的，是那张你妈揉面的。”陈默看过去。那是张黑白照片，画面里只有一双手，和一团还没揉好的面。方岩说：“这张没有工具。手就是工具。”陈默把那张单独放到一边，说：“这张不交。”方岩问：“为什么？”陈默说：“我妈不喜欢。”方岩不说话了。
选片进行得很慢，但陈默不着急。他早已过了急着证明什么的年纪。他现在选片，像在给一群老友排座次。每张都认得，每张都有来历。有些太闹，有些太静。最后他选了十二张。十二双手。有磨刀的，有补鞋的，有编竹篮的，有敲白铁的，有给自行车补胎的，也有在菜市场剥豆的。陈默给每张照片配了一句话，写在展签背面。那些话都很短。短的像一句从日子里漏出来的叹息。
十月底，陈默把照片送去了吴老师家。吴老师住在城西一栋老居民楼的二层。陈默进去时，他正戴着老花镜，把一张黑白照片往墙上挂。陈默上前帮忙。吴老师说：“你看这张，是我去年在江边拍的。拍得不好。但每次看，都想起那天风很大，江面上的船都不走了。”陈默说：“那它就没白拍。”吴老师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陈默在他家坐了一个小时，喝了两杯茶。临走时，吴老师站在门口，说：“陈默，你记着。照片是越拍越少的。”陈默不懂。吴老师又说：“年轻时，什么都想拍。后来，能拍的越来越少。到最后，只剩几样东西。可那几样，就是你的命。”陈默站在昏暗的楼道里，把这句话一字一句咽下去。他知道，这几样东西，他可能已经找到了。也可能还在来的路上。不急。他慢慢找。
回家的公交车上，陈默接到陈宇的电话。陈宇说，他的作品集过初选了。陈默说：“那很好。”陈宇说：“爸，我参展那组夜市，老师说有几张太暗。”陈默问：“哪几张？”陈宇说：“就那两张没人的。摊还在，人走了。”陈默说：“我觉得那两张最好。”陈宇沉默了一下：“老师也这么说。但他说评委会喜欢有人的。”陈默说：“你交照片，是为让评委喜欢，还是让照片自己说话？”陈宇没回答。过了一会儿，陈宇说：“我想再冲一卷。把夜市的灯再压暗一点。”陈默说：“别去够。你第一次看到那样，就那样。别为了别人改自己的眼睛。”陈宇在电话那头笑了，说：“知道了。你这话我记着。”陈默也笑。他坐在晃晃悠悠的公交车里，窗外的街景一格一格过去，像一卷没有尽头的底片。他知道，陈宇正在变成他自己。这比任何奖都重要。
陈默回到家，把吴老师家带回来的一小包茶叶放进茶罐。茶罐还是父亲当年用的那个，盖子有些松。他轻轻按了按，没按严。他也不强求。有些东西，松一点，反而透气。他洗了手，走到照片墙前，把那张新洗出来的、母亲揉面的照片夹在相册里，没有挂出去。那是他的私藏。每一家都该有几张不往外拿的照片。那是留给以后，留给老得走不动的时候，一个人慢慢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