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把鸽牌二阶段的方案改到了第三版。
他很久没有这样连续伏案工作了。不是焦虑，也不是拖延，而是一种近乎机械的专注。他把自己关在工位里，屏幕上的图一层一层叠上来，照片、文案、色彩标号，像暗房里一张张正在定影的相纸。小邱中间来过两次，一次送咖啡，一次送饼干。第二次他站在陈默身后看了几秒，说：“默哥，你今天特别像一个正在憋大招的人。”陈默没抬头，只“嗯”了一声。小邱讨了个没趣，讪讪地缩回自己的工位。
其实陈默没有憋什么大招。他只是想把事情做完。做得干净，不给别人留尾巴。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这个规矩，很多年前父亲也定过。那时父亲在供销社，每月月底盘库存，总要把账目一笔一笔对清楚。母亲说，盘错了下次再对，又没人催你。父亲说，自己的账，不能拖。陈默现在明白了。父亲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但他自己的账是清的。
下午三点，行政部发了一封全员邮件。标题只有四个字——“组织调整”。正文写得滴水不漏：为适应市场变化，提升组织效能，经管理层研究决定，对部分部门进行架构优化。本周五前，各业务线负责人将与相关同事进行一对一沟通。邮件末尾照例是一句“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努力与付出”。陈默看完，把邮件关掉。办公区里起了片刻的骚动，有人交头接耳，有人站起来去茶水间接水，有人继续若无其事地敲键盘。小邱又探过头来，眼巴巴地看着陈默，像一只察觉到暴风雨前气压变化的小动物。
“默哥，你说会不会裁到我们？”
陈默没有回答。他站起来，去了趟洗手间。洗手间的镜子里，他看见自己的脸。白头发比去年多了几根，额头上被显示器照出来的油光还没有退。他打开水龙头，洗了把脸。水很凉，冰得他太阳穴发紧。他抽了张纸巾擦干，然后对着镜子，慢慢地说：“该来的会来。”声音很低，被排风扇的嗡嗡声吞掉了一半。但他说得很清楚。
回到工位时，苏珊正站在他桌前。她抱着手臂，看到他过来，往旁边让了让。“你都知道了？”陈默说：“收到邮件了。”苏珊说：“这次调整，创意部要分两个组。我向上面提了，建议你带其中一个。另一个让小乔先顶着。”陈默坐下来，把显示器角度调了调。“苏珊，我不想带了。”
苏珊愣了一下。她没发火，也没追问，只是沉默地盯着他看了好几秒。然后她拉过小邱的椅子，在他旁边坐下，声音压得很低：“你已经想好了？”陈默点头。苏珊又看了他一会儿，说：“沈总那条线是你拉起来的。你走了，他们会很失望。”陈默说：“鸽牌的方案我会做完。后面的执行，小乔和小邱都能接。我可以带他们跟完这个案子再走。”苏珊的嘴角动了动，像要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你什么时候正式提？”陈默说：“周五吧。等重组沟通完之后。”苏珊站起来，把小邱的椅子推回原位，走了。临走时，她停了一下，没回头：“你要走，我留不住。但你的照片，我会买。”
陈默没说话。他看着苏珊走远的背影，心里有点酸。这个干练的女人，从上海过来，说话永远像刀片一样薄而利。可就是她，在他最没存在感的时候，把鸽牌整个项目砸在他面前，说“别让我觉得林锐看错人了”。现在她说“你的照片，我会买”。这句话和“还行”完全不同。它是有温度的，是带着个人立场的，是对一个即将离场的同事最好的送行。
接下来的两天，公司里人人自危。小乔被叫去单独谈过话，出来时眼睛有点红，但嘴角是翘的。她没细说，只跟陈默说“我没事，谢谢默哥”。小邱则是先被吓了一轮，后来发现自己没在名单上，激动得在茶水间里连干了两包速溶咖啡，结果手抖了一下午。陈默一直很安静。他按部就班地改方案，和品牌部开电话会，和设计部确认色号。他比平时更少说话，但小邱发现，他每次回复邮件，都会在结尾多打一个“辛苦”。这在他们部门的邮件文化里，几乎算得上温柔。
周四下午，陈默请了半天假。他去了公园。老周在荷花池边等他。池子里的荷叶才刚冒出一点尖，水面清亮，像一块被风擦过的玻璃。老周坐在折叠椅上，手里端着一台陈默帮他调的二手长焦，眼睛望着池对面的一株老柳树。他看到陈默，招了招手，示意他蹲下来。
“别出声。那家伙每天这个时候会来。就停在那根往右数第三根柳条上。”老周声音压得低，像个正在执行任务的侦察兵。
陈默在他身边蹲下。阳光从背后照来，暖烘烘地铺在两人肩上。他们都不说话。风从池面吹过，把柳枝吹得轻轻荡荡。等了大约十五分钟，一只翠鸟从远处飞来，翅膀快得像一道蓝色闪电，稳稳落在老周说的那根柳条上。老周屏住呼吸，缓缓端起相机。陈默也举起手机，但没拍。他看老周拍。
快门声很轻，但在空旷的公园里，像一滴滴进深潭的水。翠鸟没被惊动，仍旧停在那里，蓝绿色的羽毛在阳光下发亮。老周连拍了四五张，才慢慢放下相机，长舒一口气：“今天它给面子。上次我等了五十分钟，它来是来了，刚停三秒就飞了，我一张没拍着。”陈默说：“值了。”老周转头看他，笑了。那笑容和退休宴上完全不同，没了酒气和疲惫，只有一种被春风吹透了的、轻快的东西。
“小陈，你那个事，定了吗？”老周边收三脚架边问。
“定了。明天说。”
老周把三脚架折好，塞进背囊，又弯腰捡起地上的镜头盖。“明天说完了，晚上来我这儿吃饭。你赵胖子也要来，他说他新店月底开张，想请你拍几张能挂墙上的。我琢磨着，你是得留点时间，给自己了。”他说着，把背囊往肩上一甩，像背起一整个轻便的春天。
陈默没有拒绝。他和老周并肩走出公园。路过一个卖糖葫芦的小摊，老周停下来，买了两根，一根递给陈默。陈默说：“我不吃甜的。”老周说：“吃一根。春天的糖葫芦，不粘牙。”陈默接过来，咬了一口。山楂很酸，糖衣很脆。酸和甜在嘴里搅在一起，顺着喉咙滚下去，像把一整个三月的风都吞了进去。
“周哥，你拍鸟的时候在想什么？”陈默问。
老周想了好一会儿。“什么都不想。”他说，“就等它来。它来了，我就按。按完了，就再看一会儿。”他咬了一口糖葫芦，嚼得嘎嘣响，“我以前在公司开会，总想着一会儿该说什么，该怎么说，哪句话说错了怎么办。现在不用了。翠鸟不听你说。它只看你有没有耐性。”他笑了笑，把最后半根糖葫芦一口撸下来，腮帮子鼓得像只蛙，“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件事，是等就够了的？你拍照，是。我拍鸟，也是。”
陈默没接话。他一直把那根糖葫芦吃完，把竹签子扔进垃圾桶。风从湖面上吹来，带着水草味和远处儿童的嬉闹声。他忽然想起自己二十三岁时，第一次在暗房里看到影像从相纸上浮出来的样子。那时候他也什么都不想。只是等。等那团灰白慢慢变成父亲、变成老街、变成一个跑过雨中的孩子。
原来，他一直在等的，就是这种“等”本身。
周五早上，陈默把那份改了七遍的辞职信打印出来，折好，放进西装内袋。他没穿西装。他穿的是那件浅蓝色衬衫，袖扣是他自己钉上去的，虽歪，但结实。他走进公司，先泡了杯茶，然后坐下来，打开电脑。屏幕上，鸽牌的方案文件安安静静地躺在桌面上，像一封信，已经写好了，只差一个寄出的动作。
九点整，他敲了许总的门。
“陈默，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许总抬起头，手里拿着一份红头文件，脸上的表情有些微妙。陈默看到文件上写着“关于创意部组织架构调整的批复”。他知道，这扇门一旦进去，就要把想了很久的话说出口。
他走进去，把门轻轻关上。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一道一道，落在许总的办公桌上，也落在陈默的浅蓝色衬衫上，像一卷刚刚开始的、明亮的底片。
“许总，”他说，“我有件事，想跟您说一下。”
许总放下文件，看着他。他没有说话，像在等一个早就知道的答案。
陈默从内袋里取出那封辞职信，放在桌上。纸有些皱了，是因为他在上班路上又拿出来看过一遍。他把它抹平，然后说：“我想去拍照。”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字已经签了。”
许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很轻，像一根羽毛落在很厚的羊毛地毯上，连灰都没有惊动。
“想好了？”许总问。
“想好了。”
许总没有打开那封信。他把红头文件推到一边，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看了陈默好一会儿。然后他说：“林锐当初说你不争，我还觉得他说重了。现在看来，你不是不争。你是终于知道该争什么了。”
陈默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浅，但比窗外任何一个春天都真实。
“去吧。”许总站起来，伸出手，“你的方案我会让人跟完。公司永远有你的位置。”
陈默握住那只手。温暖，有力。像两个成年人之间最朴素、也最郑重的告别。
他走出办公室，没有回工位。他去了天台上。玉兰还在落。他站在花雨里，终于，真正地，把自己还给了自己。楼下，苏珊、小邱、小乔还坐在各自的工位上。他知道，过一会儿，他们会从不同的渠道知道这个消息。但此刻，他只想一个人站在这风里，看那些白的花瓣，一片一片，飞过城市的头顶。
像很多很多年前，父亲在窗前画下的那只鸽子，终于，从纸上飞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