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牌比稿通过后的第一个周六，陈默去了摄影工作坊。
工作坊在城东一个旧厂房改造的艺术园区里，灰墙红砖，铁皮屋顶，院子里堆着几个不知哪位艺术家留下的装置——一辆被漆成粉红色的自行车焊在路灯杆上，车筐里种着薄荷，薄荷从筐沿溢出来，绿油油地垂了半米长。陈默到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三三两两地聊着天，脖子上都挂着相机，镜头盖在窗边的阳光下闪着暗光。有人带了全画幅数码机身配大三元变焦镜头，快门声像切菜一样利落；也有人端着二三十年前的老胶片机，机身上有磕碰的痕迹，但皮套保养得油亮。他找了个角落坐下，把尼康FM2放在桌上，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女孩看了一眼他的相机，眼睛亮了一下。
“FM2？好机器。你也是玩胶片的？”
“算是。”陈默说。
“算是是什么意思？”女孩歪着头，她的相机背带上别满了各种徽章，有一个写着“过期胶卷爱好者协会”。
“以前玩，后来停了很久。最近才又拿起来。”
“停了多久？”
“十五年。”
女孩张了张嘴，大概是觉得“十五年”这个数字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她看起来也就二十五六岁，十五年前她还是个小学生。她正想说什么，教室前方传来一声清嗓子的声音。一个穿着深灰色摄影背心的中年男人站到了讲台前，手里拿着一张学员名单，背心上至少有六个口袋，每一个都鼓鼓囊囊地塞着镜头盖、灰卡、快门线之类的东西。
“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姓吴。今天人到的挺齐。”他低头看了一眼名单，“方岩来了没有？”
角落里传来一声“到”。声音不大，但很干脆。陈默顺着声音看过去，看到教室最后一排坐着一个年轻人。大概二十七八岁，穿着一件洗得领口发白的黑色T恤，头发有点长，用一个橡皮筋松松地扎在脑后。桌上放着一台佳能AE-1，机身上贴了好几处黑色胶布——不是装饰用的那种做旧胶布，是真的用来固定松动部件的医用胶布。旁边放着一个从二手市场淘来的镜头，前镜组有一道细微的划痕，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蓝色反光。他的背包放在脚边，拉链坏了一半，用一根鞋带系着。
吴老师介绍了几种经典构图法则——三分法、引导线、框架构图、负空间。然后让学员们在园区里自由拍摄，一个小时后回来交五张作业。陈默端着相机在园区里慢慢走，拍了一扇掉了漆的蓝色木门，拍了一道投射在砖墙上的楼梯影子。走到院子角落的时候，他看到方岩正蹲在一根生锈的水管旁边，用微距镜头拍水管上凝结的水珠。他的姿势很不舒服——右膝几乎贴在地上，裤腿沾了灰，腰弯得像一张拉满的弓，但他端着相机的手纹丝不动，呼吸慢得像在睡觉。陈默没有打扰他。他站在不远处，用自己的相机拍了一张方岩拍照的样子——一个穿着旧T恤的年轻人，蹲在墙角，把镜头凑近一根谁也不会多看一眼的水管。他拍完之后把相机放下，方岩大概是听到了快门声，回头看了他一眼，但什么也没说，转回头继续拍他的水珠。
一个小时后，作业点评。吴老师把学员们的作业一张一张投在屏幕上，逐一点评。有人拍的花圃，色彩艳丽但构图太满，像糖水片；有人拍的窗户，光影不错但主体不突出，像一张没有焦点的疑问句。放到方岩的作业时，吴老师停了下来。屏幕上是一组五张黑白照片——水管上的水珠、墙缝里长出的蕨类植物、垃圾桶边上一只正在打哈欠的猫、自己那双磨破了鞋头的帆布鞋、午后阳光下停在铁皮棚顶的一只蜻蜓。所有照片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拍摄的对象，是那些如果你不停下来根本不会注意到的东西。水珠再过几秒就会蒸发，蕨类植物下一次除草就会被拔掉，猫打完哈欠就会跑开，那只蜻蜓可能下一秒就飞走了。但方岩把它们都留住了。不是“拍到了”，是“留住了”——你看着那只蜻蜓的翅膀上阳光被分解成的七种颜色，会觉得这只蜻蜓可以在这张照片里永远停下去。
“你这些照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吴老师指着屏幕说，“你知道是什么吗？”
方岩靠在椅背上，想了大概两秒。“没人看的东西。”
“不对。是‘等待被看见的东西’。”吴老师转过身，看着全班，“水珠、蕨类、旧鞋、野猫、蜻蜓——这些东西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但绝大多数人不会看它们一眼。方岩看到了。他不但看到了，还让它们看起来很重要。这就是摄影最核心的东西——不是技术，是看见。”
陈默转头看了方岩一眼。方岩没有笑，但他的眼睛很亮。不是那种被表扬之后的得意，而是一种“终于有人懂了”的光。那道光陈默认得。二十多年前，吴老师——不是眼前这个吴老师，是另一个吴老师，他大学的摄影老师——站在他的《旧城》组照前面，说“你有一双会观察的眼睛”。那时候他的眼神大概也是这样。
下课之后，陈默在园区的食堂吃午饭。食堂是由旧厂房的员工餐厅改造的，天花板很高，保留了原来的水磨石地面，墙上挂着几幅园区展览的摄影作品。他要了一碗雪菜肉丝面，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面刚端上来，热气还在碗沿上打转，方岩端着餐盘走过来，盘子里是一份最便宜的蛋炒饭和一杯免费的白开水。
“这儿有人吗？”方岩指了指他对面的位置。
“没有。坐。”
方岩坐下来，把一次性筷子掰开，在蛋炒饭里戳了两下，然后低头开始吃。他吃饭的速度很快，不像在品尝，像在完成一个任务。吃了大概半盘，他抬起头，看着陈默放在桌上的尼康FM2。
“吴老师说你以前停过十五年。为什么？”
陈默夹了一筷子面，嚼完了才回答。他发现自己现在可以不用急着回答问题了——不是因为不想说，是因为他在组织语言，而不是在逃避。“很多原因。工作忙，家里事多。相机坏了，一直没修。后来就忘了。”
“忘了？”方岩放下筷子，“能把拍照忘了十五年，那你大概也不是真的想拍。”
这句话说得很直接，甚至有些冒犯。但方岩的语气里没有嘲讽，更像是在说一个他自己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实——对有些人来说，拍照是本能，就像呼吸一样，不可能忘。陈默没有生气。他想了一下，说：“也许吧。但现在在拍。”
方岩没有再追问。他把筷子戳在蛋炒饭里，搅了两下，然后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我今年二十八。大学学的室内设计，毕业之后在装修公司干了两年。不喜欢，辞了。现在靠接婚礼跟拍和产品摄影维生。好的时候一个月四五千，差的时候房租都交不起。”他指了一下自己相机上贴的医用胶布，“这台AE-1是我爸年轻时候用的。他以前也在照相馆里干过。后来照相馆关门了，他就去工地搬砖了。他跟我说，玩相机养不活自己。我不信。”
“现在信了吗？”
“更不信了。”方岩端起那杯白开水喝了一口，杯子上印着园区的logo，一个变形的“艺”字，设计得不太好看，但能看出是想做成艺术感。“我住在地下室里。月租六百，没窗户。上厕所要去外面的公共卫生间，冬天晚上起来尿尿要穿羽绒服。但我的照片开始有人买了。上个月一家杂志买了我三张图，给了两千块。不多，但那是我的照片第一次值钱。”
陈默看着方岩。这个年轻人说话的方式很直，不绕弯，不卖惨，也不装硬。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在用一种极其笨拙的方式坚持他认为对的事。他的相机破了就贴胶布，镜头划了继续用。出租屋里没有暗房，就把卫生间封起来当暗房用。别人觉得他可怜，他自己不觉得。
“你最想拍什么？”陈默问。
方岩放下筷子，想了很久。不是那种在脑子里搜刮答案的想，而是在犹豫要不要把真话说出来的想。“城中村。那些快拆的老房子。我小时候在城中村长大。后来我们家那片拆了，建了商场。我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现在城市里还剩几片城中村没拆，我想在它们消失之前拍下来。但我没有时间——接活、修片、找下一个活。一直在循环。我总觉得再撑一撑就好了，但也不知道‘好了’是什么意思。”
他说完把盘子里最后一口蛋炒饭扒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然后用纸巾擦了擦嘴。纸巾是很便宜的那种，薄得透光，他小心翼翼地撕了一半放进口袋里，另一半擦了桌子。这个动作让陈默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那时候一卷胶卷要省好几天的饭钱，他和赵胖子分一碗拉面，汤喝完了面还没饱。那时候他也像方岩这样，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里拍那些没人注意的东西。不是觉得自己能成为大师，而是不拍就会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从手指缝里漏掉了。
“你拍过城中村吗？”方岩问。
陈默没有马上回答。他想起手机里那些鸽牌比稿用的老厂房照片，那不是城中村，但离得不远。那个老厂房周围就是一片城中村，他上次去的时候在村口站了一会儿，看到窄巷子里挂满了晾晒的衣服，小孩子们在巷子里跑来跑去，老人们坐在门口择菜。他当时举起相机，但没有按快门。不是因为不想拍，是觉得还没准备好。现在方岩问他这个问题，他忽然意识到，“准备好”是一个伪命题。你永远准备不好。你只能拍，或者不拍。
“最近在拍。但拍得不好。”他说。
“拍得不好也拍。”方岩的语气忽然变得很认真，认真到陈默以为自己听错了——一个比他小十六岁的年轻人，在用一种近乎固执的语气告诉他该怎么活。然后方岩站起来，把餐盘放到回收处。走回来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说是名片，其实只是一张裁得歪歪扭扭的卡纸，上面印着他的名字、电话号码、邮箱地址，旁边还印了一个小小的相机图标。卡纸边缘有一点没裁齐的毛边，但排版很用心——字体是手写的，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仔细，没有任何连笔。
“方岩摄影。婚礼跟拍、产品摄影、人像写真——只要你需要，什么都拍。上面那个相机图标是我自己画的，怎么样，还行吧？”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有一点不太好意思的笑，但眼睛很坚定。然后他把背包甩到肩上，那双磨破了鞋头的帆布鞋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走出食堂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
“陈哥——你叫陈默是吧？下次去城中村拍片，叫上我。我知道几个还没拆的地方。你那个FM2，快门声比我的好听。我的太闷了，拍起来不够脆。”
陈默把名片收进口袋。方岩的背影消失在园区砖墙的拐角处，橡皮筋扎着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里晃了一下。陈默把碗里的面吃完，汤也喝干净了。他站起来，端着餐盘走到回收处，把碗筷分类放好。然后走到食堂门口，站在方岩刚才停下的那个位置，往他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砖墙上的爬山虎已经红了半面，风一吹就沙沙响。
回到教室的时候，吴老师正在放一段关于街头摄影的纪录片。屏幕上，一个老摄影师蹲在马路牙子上，把相机放在地上，仰拍一只正在过斑马线的流浪狗。画外音说：“最好的相机，是你愿意带在身边的那台。”陈默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前的FM2。银色的机身上多了两道浅浅的划痕，是上周在老厂房拍鸽子标志时蹭到的。他把相机拿起来，用手指擦了擦划痕。然后他拿起手机，给方岩发了一条短信。
“下周去城中村。周日早上七点，老城区公交总站碰头。”
方岩的回复在五秒之内就到了。
“收到。带什么镜头？”
“50定。加一个28广角，你带广角，我带长焦。”
“28我只有一个二手的手动头，对焦环有点涩。”
“够了。”
他把手机收起来，把相机挂回脖子上。傍晚离开园区的时候，他站在门口，用28毫米的广角镜头拍了一张整个园区的全景。取景框里，旧厂房的铁皮屋顶在夕阳下泛着暗红的光泽，那辆被漆成粉红色的自行车仍然焊在路灯杆上，车筐里的薄荷在晚风里轻轻晃动。他突然想到一件事——今天在食堂里，方岩说他在地下室里封了卫生间做暗房。陈默自己的卫生间里也堆了两瓶显影液和定影液，是他上周刚买的，还没拆封。他原本打算等这个项目做完了再学冲洗。但现在他觉得，也许不用等。方岩没有等。父亲也没有等——他用借来的相机拍下了儿子第一张照片，在背面写“替儿子试试相机”，然后当天就把胶卷送去冲了。有些事不用等到准备好。卫生间的灯泡可以换成红色的，用黑布把窗户封上，放大机暂时买不起，先用扫描仪凑合。一步一步来。先拍，再冲，然后看。看看自己到底能拍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