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开了十天，陈默去了三次。
第一次是开幕当天。第二次隔了四天，他坐在画廊角落的椅子上，看了一下午的人。第三次是第十天，他去换一本新的留言簿。原来那本已经写满了。他翻开看，字迹各种模样。有人写“空藤椅让我想起外公”，有人写“鱼画得像我女儿”，有人只写了一个“好”字。有一页用铅笔写的字很小：“我也是拍照的。谢谢你父亲。”陈默把留言簿合上，放在矮台上。然后他走到那面墙前，把几张照片的边角重新按了按。
画廊的工作人员认识他了。前台的小姑娘每次见他来，都笑着说“陈老师来了”。陈默不习惯这个称呼，但也没纠正。他坐在角落里，看那些不认识的人走进来，走到他父亲的墙前，停下来。有人看很久，有人看几眼就走。有人拍照，有人在本子上画。有一个中年男人在那张半开的木门前站了将近二十分钟，一动不动。陈默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在看门里的黑。也许在看门外的光。也许什么都没看，只是站着。陈默没有过去问。他知道，有些东西不需要问。
第十天下午，沈策展人来了。她站在那面墙前看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陈默旁边坐下。她说：“你这面墙是整个展里停留时间最长的。”陈默说：“可能因为照片旧。”沈策展人说：“不只是旧。是有人在里面。”她顿了顿，又说：“有一个收藏家想买你父亲那五张底片。出的价不低。”陈默没说话。沈策展人又说：“我知道你可能不卖。但我得替她问。”陈默看着那面墙。父亲拍的院子，藤椅，门。他想起母亲说过的话——“你爸那面墙，别动。”他说：“不卖。”沈策展人说：“好。我替她回绝。”她站起来，又看了那面墙一眼，说：“你父亲拍得好。比你告诉我的好。”陈默说：“他拍得少。就这一卷。”沈策展人说：“一卷就够了。”
那天傍晚，陈默准备走的时候，前台小姑娘叫住他，递给他一个信封。信封上没有名字，只写着“陈默先生”。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便签。照片是黑白的，拍的是一双手。一双老人的手，正把一叠旧底片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里。便签上写着一行字：“谢谢你让我看见你父亲。我也想回去翻翻我父亲的抽屉了。”没有署名。陈默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也没有字。他把照片和便签收好，走出画廊。外面很冷，他把围巾拉紧，慢慢走回家。路上他给陈宇发了条消息：“今天有人给我看了他父亲的手。”陈宇回：“拍得好吗？”陈默说：“拍得好。那双手在装底片。”陈宇说：“那像爷爷。”陈默说：“像。”陈宇说：“那你把那张留着。”陈默说：“留着。”
展览最后一周，陈默没再去。他把那面墙交给沈策展人，让她帮忙撤展。撤下来的照片和手册，小盛帮他搬回了工作室。陈默把五张旧照片重新挂回父亲那面墙的老位置。把工作手册放回抽屉。把陈宇画的鱼夹回速写本里。一切归位。然后他坐在窗边，看外面那棵泡桐。叶子已经落光了，枝干上又冒出了新的芽点。很小，很密，像许多个还没打开的眼睛。他拿起相机，对着那些芽点拍了一张。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工作台前，打开抽屉，把那本留言簿的复印件翻出来。他一页一页看。那些字，那些名字，那些他没有见过的人。他们在他父亲的墙前停过。他们看见了。他合上留言簿，放回抽屉。然后他给陈宇发了条消息：“展览结束了。你爷爷的鱼回家了。”陈宇回了一个字：“好。”陈默把手机放下。窗外，冬天的风把泡桐的枝干吹得轻轻晃。那些新芽在风里一动不动。它们不怕冷。它们知道春天会来。陈默也知道。他站起来，给自己倒了杯热水。搪瓷缸在手里很暖。他坐下来，开始整理下一卷要冲的底片。日子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