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室的灯昏黄，照在桌面上摊开的几本复习资料上。
浩楠坐在木椅上，手里捏着一支钢笔，却没有写字。
他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是自己这个“老二”的身份。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浩怡是老大，弟弟浩檀是老幺。
中国人的家庭，历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疼老大，爱老幺，中间那个，往往就成了被忽略的那一个。
浩楠就是被夹在中间的那个。
他不是没有感受过这种差别。
小时候，姐姐浩怡刚上学，母亲每天早起给她扎辫子，煮鸡蛋，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她在学校受了委屈。
弟弟浩檀出生后，更是全家的宝贝疙瘩，父亲任世和下了班第一件事就是抱他，母亲把最好的奶水、最软的布料都留给了小儿子。
浩楠呢？他好像从记事起，就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你是哥哥，要让着弟弟。”这句话，他听了不下一百遍。
“你姐姐是女孩子，要多照顾她。”这句话，也听了不下一百遍。
可谁来照顾他呢？没有人说过。浩楠也从不问。
他从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最靠谱，别人，包括父母，都是指望不上的。
有一年冬天，母亲买了三个苹果。
最大的给了姐姐，最红的给了弟弟，剩下那个最小的、表皮还有块磕碰淤青的，递给了他。
母亲说：“浩楠，你是老二，懂事，吃这个小的。”
他接过苹果，没说话，咬了一口，酸得牙根发软。
他没吐，也没抱怨，就那么一口一口吃完了。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主动要苹果吃了。
不是不爱吃，是不想再被人提醒——你是老二，你不配拿最好的。
还有一次，他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兴冲冲地跑回家报喜。父亲正在教弟弟写毛笔字，头也没抬地“嗯”了一声。母亲在厨房做饭，隔着门喊了一句“知道了，别打扰你弟弟”。
他站在客厅里，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奖状，站了好一会儿，最后悄悄把奖状塞进了书包最底层。
后来那张奖状，他一直夹在一本旧字典里，再也没拿出来过。
这个念头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在无数个被忽略的瞬间里，一点一点扎进他骨子里的。
他记得小学三年级那年，学校组织春游，每个学生要交五毛钱。他回家跟母亲说，母亲正在给姐姐缝新书包，头也不抬地说：“怎么又要钱？你姐姐上个月刚交了资料费，你弟弟还要买奶粉。家里哪有那么多闲钱？“
浩楠站在原地，嘴唇动了动，没再说话。他转身出了门，在大院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跑到废品收购站，把自己攒了半年的一摞旧课本和几个捡来的玻璃瓶卖了，凑了五毛钱。
那天春游，他玩得很开心，因为那五毛钱是他自己挣的，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主动伸手向父母要过零花钱。
不是不想要，是要不来，也不愿意要了。
要面子的人，往往最受不了的就是被拒绝。
浩楠从小就要强，他宁肯自己想办法，也不愿低三下四地求人，哪怕那个人是自己的亲爹亲妈。
值班室的门被推开了，看场子的张老汉探进头来：“小任，还没睡呢？”
“张叔，您先歇着，我再看会儿书。”浩楠回过神来，笑了笑。
“年轻人就是精力旺。”张老汉嘟囔了一句，缩回了头。
浩楠低下头，看着桌上的复习资料，思绪却又飘回了那些年的暑假。
别人家的孩子，暑假就是玩。
下河摸鱼，上树掏鸟，满院子疯跑，晒得黢黑也不在乎。
浩楠不行。
他从初中开始，每年暑假都要找点事做。不是父母逼的，是他自己要做的。
他闲不住，也不愿意闲着。在他看来，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全用来玩，那就是浪费。
浪费时间就是浪费钱，这个账，他算得很清楚。
第一个暑假，他去了预制板厂打零工。
那活儿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预制板又大又重，一块少说也有几百斤。
工人们用钢筋钩子勾住板边，喊着号子往卡车上装。
浩楠年纪小，干不了重活，就负责给预制板浇水养护。
夏天的太阳毒得很，水泥地被晒得发烫，他穿着一双破胶鞋，鞋底都快被烫化了，一天下来，脚底板全是水泡。
工头是个四十多岁的壮汉，姓刘，脸上有一道刀疤，看着吓人，其实人不坏。
他见浩楠一个半大孩子，每天来得比谁都早，走得比谁都晚，干活也不偷懒，就多给了他五块钱。
“小子，能吃苦。”刘工头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后要是没书读了，就来跟着我干。”
浩楠接过钱，笑了笑，没说话。
他心里清楚，自己不会一辈子干这个。
但这五块钱，他攥得很紧，指节都发白了。那是他人生中第一笔靠自己力气挣来的钱，比任何压岁钱都珍贵。
那个暑假，他挣了三十二块钱。
交了学费，还剩八块。他给自己买了一支新钢笔，剩下的钱，一分没花，全存进了一个铁皮盒子里。
那个铁皮盒子，是他从废品堆里捡来的，刷了层蓝漆，就是他的“保险柜”。
钥匙只有一把，拴在他的裤腰带上，睡觉都不摘。
他还在盒子盖上刻了四个字：“自力更生。”
字刻得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很用力。
后来的暑假，他又干过不少活儿。给建筑工地搬过砖，给副食店卸过货，给居委会抄过电表。
活儿都不轻松，钱也不多，但每一分都是他自己挣的，花起来心里踏实。
最让他难忘的，是卖冰棒那个夏天。
那年他十六岁，刚上高一。
暑假前，他就开始琢磨，干什么能多挣点钱。打零工是拿时间换钱，一个小时就那么多，干死了也有限。
他想来想去，觉得做生意才行。
低买高卖，中间赚差价，这才是来钱的路子。
他盯上了卖冰棒。那时候夏天热，冰棒雪糕是抢手货。一根冰棒批发价三分钱，零售价五分钱，赚两分；一根雪糕批发价一毛，零售价一毛五，赚五分。利润不低，而且卖不完的还能自己吃，省了买雪糕的钱。
但卖冰棒需要个箱子。那种木制的保温箱，里面铺着棉被，能保冷大半天。他去副食店问过，一个新箱子要八块钱，他买不起。
正好那段时间，家里请了个木匠打家具。木匠姓王，五十来岁，手艺好，话不多。
浩楠每天给他端茶递水，打下手，嘴甜得很。
王木匠被他缠得没办法，就用剩下的边角料，给他打了一个小小的木头箱子。
虽然比正经的冰棒箱小一圈，但也够用了。
“你这小子，脑子活泛。”王木匠把箱子递给他，“以后要是有出息了，别忘了王叔给你打的这口箱子。”
“王叔，您放心，我忘不了。”浩楠抱着箱子，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箱子有了，他又从家里翻出一床旧棉被，铺在箱子里。
第二天一早，他骑上家里那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冰棒箱，去了冷饮批发站。
批发站的人见他一个半大孩子，都觉得新鲜。
“小伙子，你这箱子能装多少？”
“先装五十根冰棒，二十根雪糕。”浩楠说得有模有样。
“哟，还挺懂行。”批发站的阿姨笑了，“卖不完可退不了啊。”
“放心，卖得完。”浩楠心里其实也没底，但嘴上不能软。
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扯着嗓子喊：“冰棒——雪糕——五分钱一根——”
刚开始喊的时候，他还有点不好意思，声音小小的，像蚊子叫。后来发现，不喊根本没人注意到他。他咬咬牙，把心一横，扯开嗓子就喊。
喊了两天，嗓子就哑了，说话像公鸭叫。
他去药店买了一包胖大海，泡在水壶里，一边喝一边喊。
第一天，生意比他预想的好。
太阳大，天热，路上的人见了冰棒箱就围过来。
不到中午，五十根冰棒就卖光了。
雪糕卖得慢些，但到下午也卖完了。
他算了算账，除去本钱，净赚了一块二毛钱。
一块二，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
一碗牛肉面才两毛钱，一斤猪肉才一块钱。
他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找对了路子。
从那以后，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批发站进货，然后骑着自行车满世界跑。
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工地门口、学校附近、电影院旁边、集市上。
哪里人多往哪里钻。
也有不顺的时候。
有一次下了雷阵雨，他躲在屋檐下，冰棒化了半箱，糖水顺着箱子缝往下滴，在地上汇成一小滩，心疼得他直掉眼泪。
还有一次，被几个小混混拦住，抢了他几根雪糕，他敢怒不敢言，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扬长而去。
那天晚上回到家，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墙壁坐了很久。
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没钱没势的人，连保护自己那点小生意的能力都没有。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让他难受的，是路过那些大院的时候。
他骑着自行车经过那些住着干部和工程师的大院，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传出电视机的声音。
那时候《西游记》正火，《红楼梦》也在重播。
他能听到里面传来的主题曲，能听到孩子们的笑声。
他知道，那些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此刻正坐在凉席上，吃着冰棒，看着电视，无忧无虑。
而他，顶着大太阳，骑着自行车，汗流浃背，嗓子都喊哑了。
说不羡慕，那是假的。但浩楠心里清楚，羡慕没用。
人家有那个条件，他没有。
他的条件，就是这双手，这辆自行车，这个木头箱子。他只能靠自己。
牺牲是有收获的。
那个暑假，他整整卖了两个月冰棒，除去本钱，净赚了四十多块钱。
这笔钱，够他交一学期的学费，还能买不少书。
更重要的是，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打工是拿时间换钱，天花板很低；做生意是拿本钱换钱，虽然有风险，但赚得更多。
他第一次尝到了“经营”的甜头。
虽然只是卖冰棒这种小买卖，但那种低买高卖、自己当老板的感觉，让他上瘾。
暑假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他收摊早，骑着自行车往回走，在火车站附近遇到一个姑娘。
姑娘二十岁上下，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蹲在路边哭。
浩楠本来不想管闲事，但他骑过去又骑了回来。
“大姐，你怎么了？”
姑娘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我……我是从外地来的，想做点小生意，可是……可是钱被人偷了，连冰棒箱子都买不起……”
浩楠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自己后座上的冰棒箱。那箱子虽然旧了，但还能用。他犹豫了一下，说：“我这箱子，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吧。”
姑娘愣住了：“这……这怎么行？”
“没事，我暑假也快结束了，用不着了。”浩楠把箱子从后座上解下来，递过去，“你拿着，好歹能做点小生意，总比蹲在这里哭强。”
姑娘接过箱子，眼泪又下来了：“小兄弟，你真是好人。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以后一定把钱还给你。”
“不用还了。“浩楠摆了摆手，“你好好做生意就行。”
说完，他骑着自行车走了。没了箱子，后座空落落的，他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可回到家，母亲得知他把冰棒箱送人了，当场就发了火。
“你是不是脑子缺根弦？”母亲叉着腰，嗓门大得整栋楼都能听见，“那箱子是王叔白给你打的？那棉被是家里的！你说送人就送人？你知道一个箱子多少钱吗？八块！八块钱你知道要挣多久吗？”
“妈，人家姑娘遇到难处了……”
“难处？这世上有难处的人多了去了，你管得过来吗？”母亲越说越气，“我看你就是读书读傻了，心善得没边儿了。你姐姐下个月要买新衣服，你弟弟要交学费，家里哪样不要钱？你倒好，把吃饭的家伙送人了！”
浩楠低着头，不说话。
他知道母亲说的有道理，但他不后悔。
那个姑娘的眼神，他忘不了。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他太熟悉了。他帮不了所有人，但能帮一个是一个。
父亲任世和在一旁抽烟，没说话。等母亲骂够了，他才慢悠悠地开口：“行了，骂两句就行了。孩子心善不是坏事。不过浩楠，你记住，行善也要量力而行。自己都顾不过来的时候，先顾好自己。”
“知道了，爸。”浩楠点点头。
他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有自己的主意。
量力而行是对的，但该帮的时候，他还是会帮。
这是他的本性，改不了。
从那以后，浩楠就更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有钱。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有底气。
有钱了，就不用看别人脸色；有钱了，就能帮自己想帮的人；有钱了，说话才有分量。
但他也知道，光靠卖冰棒、打零工，是挣不到大钱的。那些都是体力活，是最底层的谋生手段。
要想真正改变命运，还得靠脑子，靠知识。
这也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考成人高考的原因。
值班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几声虫鸣。浩楠翻开日记本，拿起笔，在扉页上写下了一行字：“靠人不如靠己，求人不如求己。”
这行字，他写过很多遍。从初中到现在，每一个日记本的第一页，都是这行字。
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活了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最朴素的道理。
他想起姐姐浩怡。
浩怡比他大三岁，去年刚参加工作，在一所小学当老师。姐姐从小就是父母的骄傲，学习好，人也乖巧，嘴甜，会来事。
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发了工资，就给母亲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衫，给父亲买了一条烟，给弟弟买了一套文具。全家都夸她孝顺、懂事。
浩楠也想给家里买东西，但他的工资，除了吃饭买书，所剩无几。他不是不想孝顺，是能力有限。但他心里憋着一股劲——等他以后有出息了，一定让全家人都过上好日子。
弟弟浩檀还在上学，成绩一般，但胜在年纪小，是家里的老幺，谁都让着他。
浩檀性格活泼，嘴甜，跟父母的关系比浩楠亲近得多。浩楠有时候看着弟弟在父母面前撒娇，心里会有一丝说不清的滋味。
但他从不表现出来，只是默默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
他不是不渴望父母的疼爱，只是早就习惯了没有。
习惯了，就不觉得缺了。或者说，即使缺，也不会说出来。说出来又能怎样呢？只会让人觉得矫情。
浩楠合上日记本，又翻开了复习资料。
距离成人高考成绩出来，还有半个多月。这半个多月，他一天都不敢浪费。
他已经想好了，如果过了分数线，就去读函大。学费自己筹，不够就去借，或者再找点兼职做。总之，不能让家里出钱。
父亲本来就不看好法律专业，要是再让他掏学费，指不定要说什么。浩楠不想听那些话，也不想欠这个人情。
如果没过呢？那就明年再考。
他还年轻，耗得起。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他就不信考不上。
主意打定了，就不轻易改变。这是浩楠的性格——一旦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想起在周材站的那些日子。工友们干完活，就聚在一起闲聊。东家长西家短，谁家的媳妇跟人跑了，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家的老人去世了。聊得热火朝天，唾沫横飞。
浩楠从不参与。他要么坐在角落里看书，要么趴在桌上写东西。工友们一开始还叫他，后来见他总是不参与，也就不叫了。
有个叫赵姐的女工，四十来岁，嘴碎，有一次当着众人的面说：“小任啊，你天天看那些书有啥用？咱们这站里，认不认字都一样干活。你看我们，不也干得好好的？”
旁边几个女工跟着笑。浩楠抬起头，平静地说：“赵姐，人各有志。您觉得干活好，我觉得看书好，互不耽误。”
赵姐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撇了撇嘴，没再说什么。从那以后，背后说他清高、装文化人的人更多了。有人说他是“书呆子”，有人说他“白日做梦”，还有人说他“不安分，早晚要吃亏”。浩楠听到了，也不生气，只是笑一笑。
他心里清楚，这些人不是坏，就是闲的。每天干着重复的活儿，聊着重复的天，日子一眼望到头。
他们需要点谈资，而他这个异类，正好成了最好的话题。他不怪他们，只是觉得可悲。一个人要是连想改变的念头都没有了，那才是真的完了。
他不在乎。人有了目标，就会轻看周围的一切。环境恶劣又怎样？别人议论又怎样？
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的方向。他的眼睛盯着的是前方，不是脚下的泥坑。
有一次，李站长喝了点酒，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任啊，不是我说你，你天天看那些书有什么用？咱们这单位，是国企，铁饭碗，你好好干，以后转了正，娶个媳妇，生个孩子，一辈子就安稳了。考什么大学？那都是虚的。”
浩楠笑了笑：“李叔，人各有志。您说的安稳，是挺好。但我还年轻，想再折腾折腾。”
“折腾？”李站长摇摇头，“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不是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折腾过，怎么样？还不是在这站里当站长？听叔一句劝，别瞎折腾了。”
浩楠没再说话。
他知道李站长是好意，但他不认同。安稳是好，但安稳不等于混吃等死。他才二十出头，要是现在就看到了退休的样子，那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意思？
他要的不是安稳，是改变。是从底层爬上去，是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是让父母为他骄傲，是让自己不再因为没钱而束手束脚。
这个目标，说出来可能会让人笑话。
一个拧螺丝的，还想改变命运？但浩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路是自己走的，不是别人说出来的。
夜深了，浩楠打了个哈欠。他合上书，准备睡觉。值班室的床很小，是一张折叠床，铺着薄薄的褥子。
但他睡得很踏实。因为他知道，每一天都没有虚度，每一天都在朝着目标前进。
躺下之前，他又看了一眼桌上的复习资料。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书页上，银白一片。
他忽然想起白天发生的一件事。
下午的时候，他去材料科领办公用品，在走廊里遇到了分公司的王副经理。
王副经理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着很有学问。他身边跟着一个年轻人，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意气风发。
浩楠侧身让道，听到王副经理对那个年轻人说：“小周啊，你这次从政法学院毕业，分到我们分公司，是重点培养对象。好好干，以后前途无量。”
那个年轻人笑着说：“谢谢王经理栽培，我一定努力。”
两人说着话，从浩楠身边走了过去。浩楠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政法学院。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学校。那个年轻人，读的是全日制，毕业就直接进了分公司机关，是重点培养对象。而他，只能考成人高考，读函授，毕业了还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差距是明摆着的。但浩楠没有气馁。全日制又怎样？函授又怎样？关键看个人。他相信，只要肯学，函授出来的，未必比全日制的差。
但那个年轻人的背影，像一根刺，扎在了他心里。他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他也要像那个人一样，穿着笔挺的西装，走进机关大楼，堂堂正正地坐在办公室里。
不是为了攀比，是为了证明自己。证明他这个“老二”，这个被人忽略的孩子，这个拧螺丝的工人，也能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浩楠躺到床上，闭上了眼睛。黑暗中，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遇到王副经理和那个年轻人的同一天下午，父亲任世和在机关里，也听到了一些风声。
分公司要搞机构改革了。
上面来了文件，要求精简人员，提高效率。周材租赁站虽然目前效益不错，但也在改革的范围内。
据说，要裁掉一批临时工，还要调整正式工的岗位。更有人说，周材站可能要从分公司独立出去，自负盈亏，到时候是不是还能保持现在的效益，谁也说不准。
任世和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咯噔一下。
浩楠刚到周材站没多久，虽然是全民所有制的指标，但毕竟还没完全转正。这个节骨眼上搞改革，会不会影响到浩楠？
他本想晚上回家跟浩楠说说，但转念一想，浩楠正在等成人高考的成绩，压力已经够大了，还是先别告诉他了。等事情明朗了再说。
可任世和不知道的是，这场改革的风暴，远比他想象的要大。它不仅会影响周材站，还会影响到整个分公司，甚至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包括浩楠的。
更让任世和没有想到的是，那个从政法学院毕业分到分公司的年轻人小周，不是别人，正是他老战友的儿子。老战友前几天还给他打过电话，说儿子分到了分公司，让他多关照关照。任世和当时满口答应，可他心里清楚，自己这个党办主任，在人事上说不上什么话。
而这一切，浩楠都还蒙在鼓里。他只知道，自己的路要自己走，自己的梦要自己圆。
至于前方有什么在等着他，是惊喜还是意外，他都不怕。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一切。
夜更深了。
值班室里，浩楠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窗外的月光，静静地洒在他的脸上。他的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做一个关于未来的梦。
梦里，他站在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上。
路的尽头，有一扇门，门里透出光亮。他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但他知道，他必须走过去。
不管路上有多少荆棘，多少泥泞，他都要走过去。
因为他是任浩楠。他是家里的老二，是被忽略的那一个，但也是最倔强的那一个。他的路，只能自己走。谁也靠不了，谁也别想拦住他。
而那扇门后面的世界，正在等着他。他不知道门后是坦途还是坎坷，但他知道，只要勇敢地推开那扇门，他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