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通知书是在一个周一的上午送到的。
那天浩楠正在站里给一批回收的扣件上机油，手上沾满了黑乎乎的废机油，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
这批扣件是从一个刚完工的工地上拉回来的，锈得厉害，螺丝都拧不动，需要先用废机油浸泡半天，然后再用扳手一个个拧开，坏的换掉，好的重新上油归类。
这活儿又脏又累，站里的正式工都不愿意干，推来推去，最后就落到了浩楠头上。
浩楠也不挑，让干就干。
他蹲在地上，面前摆着一个大铁盆，盆里泡着半盆扣件，手里拿着一把扳手，一个个地拧。
拧开一个，就扔进旁边的筐里，然后再捞一个。
机械重复的动作，很容易让人走神。
他一边拧，一边想着心事。
成考成绩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超过录取线四十多分，按说通知书早该到了。
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踪影。
他心里有些打鼓，会不会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地址写错了，还是录取环节出了什么岔子？
他想去教学站问问，但又怕白跑一趟，让人笑话。
就在这时，传达室的老张头站在院子门口喊：“小任，你的信！挂号信！”
浩楠心里一动，放下手里的活，在抹布上擦了擦手，走过去接过信。
信封是那种最普通的牛皮纸信封，右上角贴着一张两毛钱的邮票，寄信地址一栏写着“中南政法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字迹工整，是打印的。
信封右下角还印着学校的校徽，一个天平的图案，简洁而庄重。
他捏了捏信封，里面有一张硬纸，应该就是录取通知书了。
他没有当场拆开，而是把信揣进了工装口袋里，转身回到了工位上，继续给扣件上机油。
手上的动作没停，但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
终于来了。
从报名到考试，从等成绩到等通知书，前前后后折腾了小半年。
这小半年里，他表面上跟没事人一样，该干活干活，该看书看书，但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
现在，这根弦终于可以松一松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值班室里，拆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印着“任浩楠同志：经湖北省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批准，你被我校法律系法学专业专科班录取，请于十月十五日持本通知书到市司法局教学站报到”。
下面盖着中南政法学院的大红公章，还有校长的签名章。通知书的背面，印着报到须知和注意事项，密密麻麻的一小面。
他把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通知书折好，放回信封里，塞进了枕头底下的铁皮盒子。
那个盒子里，放着他攒的钱、那支新钢笔，还有他的成考成绩单。现在，又多了一样东西。
他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站里的任何人。不是不想说，是觉得没必要。
说了又能怎样？赵姐她们最多说一句"哟，考上了啊，不错不错"，然后继续聊她们的家长里短。
李站长可能会客气两句，但心里指不定怎么想。他不想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他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下午，他去找李站长请假。
李站长的办公室在院子最里面，是一间小平房，门口挂着“站长室”的牌子。
浩楠敲了敲门，里面传来李站长的声音：“进来。”
浩楠推开门走进去。李站长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喝茶，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漆都掉了一半。
见浩楠进来，他放下缸子，笑着说：“小任啊，坐，什么事？”
“李叔，我想跟您请个假。”浩楠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我考上了中南政法学院的函授班，下个月十五号开学，以后每周六周日都要去上课，可能还要请几天假集中听课。”
他说完，心里有些打鼓。
虽然他觉得李站长应该不会为难他，但毕竟是请假，而且是长期请假，万一李站长不同意呢？
没想到李站长听完，二话不说，大手一挥：“好事啊！读书学习是好事，我支持！你放心去，站里的事有我呢。最近活儿也不多，你不在也不影响。”
浩楠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李站长答应得这么爽快。
他本来还准备了一肚子的说辞，什么“我会把工作安排好”“不会耽误干活”之类的，结果一句都没用上。
“谢谢李叔。”浩楠连忙说。
“谢什么。”李站长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你爸当年对我有知遇之恩，没有你爸，就没有我的今天。你这点小事，我还能不答应？再说了，年轻人爱学习是好事，将来有出息了，别忘了你李叔就行。”
李站长说得轻描淡写，但浩楠心里跟明镜似的。
周材租赁站原来属于机关材料科，那时候父亲任世和是材料科的支部书记。
李站长那时候还不是站长，是材料科下面一个仓库的保管员，人老实，干活也踏实，但就是不会来事，在科里一直不受重用。
是任世和看中了他，一步步把他提拔起来，先当仓库组长，再当副科长，后来周材站从材料科分出来独立核算，又是任世和力荐，他才当上了站长。
可以说，没有任世和，就没有李站长的今天。
现在任世和虽然调到了党办当主任，不再管材料科的事了，但李站长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份人情他一直记着。
浩楠是任世和的儿子，在他的站里工作，他自然要多关照。
别说只是请个假去读书，就是浩楠提出更过分的要求，他估计也不会拒绝。
更何况，最近周材站里的活儿确实不多。
天气冷了，建筑工地开工的少了，租赁钢管扣件的也少了，站里一天到晚没多少事。
浩楠在不在，影响不大。
“李叔，您放心，我不会耽误工作的。”浩楠说，“平时该干的活我一样不少干，周末上课，我提前把手里的事安排好。”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李站长笑了笑，“去吧，好好学，别给你爸丢脸。”
浩楠站起身，出了站长室。走在院子里，秋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他深吸一口气，心里踏实了。
他知道，今天这假能请得这么顺利，靠的不是他自己，是父亲的面子。这就是关系的力量。在中国，有关系和没关系，那是天壤之别。他从小就明白这个道理，现在体会更深了。
但他也清楚，关系只能帮他一时，不能帮他一世。父亲能帮他进周材站，能帮他请到假，但以后的路，还是得靠他自己走。书读得好不好，试考得怎么样，将来能不能用上这个文凭，全看他自己。
他不能辜负这个机会。
十月十五日那天，浩楠起了个大早。
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先去院子里打了一盆凉水，洗了把脸，凉水激得他一哆嗦，困意全消。
然后他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一件蓝色的中山装，是父亲穿过的，虽然旧了点，但洗得很干净，熨得平平整整。
裤子是一条灰色的的确良裤子，脚上穿了一双新的解放鞋。
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还行，不像个工人，倒像个学生了。
他从铁皮盒子里取出录取通知书和学费，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帆布书包里。
学费是一百五十块，他攒了几个月才攒够，都是一块两块的零钱，他用橡皮筋扎成一捆一捆的。
除了学费，他还带了十块钱，准备中午吃饭用。
母亲刘桂兰还没起，他轻手轻脚地出了门，骑上自行车，往市司法局去。教学站就在司法局办公楼的四楼，门口挂着“中南政法学院襄樊教学站”的牌子，红底白字，十分显眼。
到了四楼，走廊里已经站了不少人。男男女女，年纪大的四十多岁，年纪小的二十出头。
大部分人都穿着中山装或者西装，手里提着公文包，看着像是机关干部或者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有人在抽烟，有人在看报纸，有人在交头接耳地聊天。
浩楠找了个角落站着，听旁边的人聊天。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在区政府办公室，你呢？”
“我在工商局，以后多关照啊。”
“好说好说，都是同学了。”
“我跟你说，我来读这个，就是为了评职称。我们单位规定，有了大专文凭，中级职称就能提前评。”
“我也是，我们单位要提拔干部，文凭是硬杠杠，没有文凭，能力再强也白搭。”
浩楠听着，心里有些感慨。这些同学，不是在行政事业单位，就是在国企上班，大部分都是从事公务的，手里多多少少都有点权力。
他们来读这个函授班，目的都很明确——评职称、提拔干部、混文凭。
像他这样在周材站当工人，纯粹是为了学知识、找出路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但他没有自卑。他觉得，能坐在这里上课，大家就是平等的。不管你是局长还是工人，进了这个教室，都是学生，都得听老师讲课。至于以后怎么样，那是以后的事。现在，他只需要好好读书就行。
八点半，教室门开了。
大家鱼贯而入，找座位坐下。浩楠在倒数第二排找了个位置，放下书包，掏出笔记本和钢笔，等着上课。
他特意选了倒数第二排，既不会太靠前引人注目，也不会太靠后听不清课。
九点钟，教授来了。
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他走上讲台，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环顾了一下教室，然后开口说：“同学们好，我叫陈守义，是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的教授。这学期，由我来给大家讲授理学。”
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有穿透力，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到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学科，也是法学的灵魂。”陈教授推了推眼镜，“很多同学觉得法理学枯燥、抽象，没意思，不如刑法、民法那些部门法实用。但我告诉你们，不学法理学，你就不懂什么是法，不懂法的精神，不懂法的价值。你就算把法条背得滚瓜烂熟，也只是一个法律工匠，成不了法律人。”
浩楠听得入了迷。他本来以为法理学就是讲一些干巴巴的概念和理论，没想到陈教授讲得这么生动。
陈教授没有照本宣科，而是从一个个真实的案例讲起。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事。”陈教授说，“八十年代初，有一个地方的农民，因为家里穷，吃不饱饭，就把生产队里的一头牛偷偷牵走卖了。放在现在，这就是盗窃，判个几年也就完了。但在当时，定的是什么罪？‘破坏生产经营罪’。为什么？因为牛是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偷牛就是破坏集体生产。结果呢？这个农民被判了无期徒刑。就因为一头牛，一辈子就毁了。”
教室里一片哗然。
“觉得判重了是不是？”陈教授笑了笑，“这还不算重的。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有一个工人，因为对领导有意见，就在墙上写了一句‘某某某是王八蛋’。结果被人举报了，定了个‘反革命标语罪’，判了十五年。就因为写了一句骂人的话，十五年的青春就没了。等他出来的时候，老婆改嫁了，孩子也不认他了，一个人孤苦伶仃，什么都没有了。”
教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在认真听。
“这些事，现在听起来像是笑话，但在当时，都是真实发生的。”陈教授的表情严肃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法律不健全，很多罪名都是凭空造出来的，什么‘反革命梦奸罪’‘反革命挂钩罪不讲卫生罪’，五花八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定不了的。一不小心，你就可能触犯一项罪名，连自己怎么犯的都不知道。”
浩楠听得脊背发凉。
他从来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法律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他一直以为，法律就是法律，是公正的，是严肃的，没想到还有这么荒唐的时候。
“更可怕的是什么？”陈教授继续说，“是执法者没有法律意识。很多执法的人，自己都不懂法，不知道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他们办案，靠的不是法律，是政策，是领导批示，是个人好恶。这样一来，冤假错案就不可避免了。”
他又讲了几个冤假错案的例子。
有一个是因为刑讯逼供，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了死刑，结果几年后真凶落网，才发现判错了。
但人已经枪毙了，再也回不来了。还有一个是因为证据不足，仅凭口供就定了罪，嫌疑人在牢里待了十几年，才被平反昭雪。但十几年的光阴，谁来赔偿？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陈教授说，“八十年代末，我去一个地方调研，遇到一个老农民，他因为偷了村里的几只鸡，被定了‘盗窃罪’，判了三年。但问题是，那几只鸡是他自己家的，只是因为他跟村支书有矛盾，村支书就诬告他偷鸡。他申诉了无数次，都没有人理他。等他出来的时候，家已经散了，老婆病死了，孩子也送人了。你们说，这叫什么事？”
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个故事震撼了。
“这些事，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其实离我们很近。”陈教授说，“我们现在的法律，比过去健全多了，但还远远不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依然存在。作为法律人，我们的责任，就是推动法治的进步，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浩楠听得津津有味。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课，每一个故事都让他震撼，每一句话都让他深思。他手里的笔不停地记着，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旁边的同学，有的也在认真记笔记，有的则在打瞌睡，还有的在小声聊天。浩楠不管别人，他只管好自己。这样的学习机会，对他来说太珍贵了，他不能浪费一分一秒。
中午休息的时候，浩楠没有出去吃饭，而是坐在教室里，一边啃着从家里带来的馒头，一边翻看上午的笔记。馒头是凉的，硬邦邦的，但他吃得很香。他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军用水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就着馒头，一顿午饭就解决了。
有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小伙子，你是哪个单位的？”中年男人问。
他穿着一身西装，打着领带，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看着像是个干部。
“我在省建一局周材租赁站。”浩楠说。
“省建一局？”中年男人愣了一下，“那你是工人？”
“嗯。”浩楠点点头。
中年男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些意外，也有些不屑：“工人也来学法律？学了有什么用？你们单位又不需要法务。”
浩楠笑了笑：“多学点东西总是好的，说不定以后能用得上。”
“哼，”中年男人冷笑一声，“年轻人，有理想是好事，但也得面对现实。你一个工人，就算拿到了文凭，又能怎么样？还不是继续当工人？我们这些在机关的，拿个文凭还能评个职称、升个职，你拿了文凭，能干嘛？能转干吗？能进机关吗？别做梦了。”
浩楠没有反驳，只是继续看自己的笔记。他知道，跟这种人讲道理是没用的。
在他们眼里，工人就是工人，一辈子都该是工人，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就是痴心妄想。
但浩楠不这么想。
他觉得，人活着，总得有点盼头。就算最后真的改变不了什么，至少他努力过，奋斗过，不会后悔。
中年男人见他不说话，觉得没趣，起身走了。
走的时候，还摇了摇头，嘴里嘟囔了一句“不知天高地厚”。
浩楠听见了，但他没有在意。他翻开笔记本，继续看上午记的内容。
下午继续上课。陈教授依然口若悬河，从法的起源讲到法的本质，从法的作用讲到法的价值，中间穿插着各种真实的案例和故事。他讲课从来不看教案，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但逻辑清晰，条理分明，让人听得入迷。
浩楠发现，陈教授讲课有一个特点——他从来不只讲授法律本身，而是把法律放在历史、社会、政治的大背景下去讲。
他会讲一个法律制度是怎么产生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这个制度又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样一来，法律就不再是干巴巴的条文，而是有血有肉、有温度的东西。
一天的课听下来，浩楠的笔记本写了满满十几页。他觉得，这一天学到的东西，比他过去一个月自学的还多。
下课的时候，陈教授收拾好公文包，准备离开。浩楠鼓起勇气，走了过去。
"
“陈教授，您好。”浩楠说。
“你好，有什么事吗？”陈教授推了推眼镜，和蔼地问。
“我想问一下，除了教材之外，还有什么书可以推荐我们读的？”浩楠说，“我觉得光读教材不够，想多学点东西。”
陈教授看了他一眼，眼里闪过一丝赞许：“不错，有上进心。这样，你去买一本《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写的，还有一本《社会契约论》，卢梭写的。这两本书是法学的经典，虽然有些难读，但认真读下来，会受益匪浅。”
“谢谢陈教授。”浩楠连忙把书名记在笔记本上。
“不用谢。”陈教授笑了笑，“年轻人，好好学，法律这门学问，值得用一辈子去钻研。”
说完，陈教授提着公文包走了。浩楠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
他觉得，自己好像推开了一扇门，门后面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公平，有正义，有理性，有他一直向往的东西。
从那以后，浩楠就开始了周材站和教学站两点一线的生活。
平时，他在站里上班，量尺、记录、拧螺丝、给扣件上机油，该干的活一样不少干。
干完活，别人闲聊的时候，他就坐在角落里看书，看法学教材，看陈教授推荐的经典着作。有时候看到精彩的地方，他会停下来，在笔记本上写几句心得体会。
晚上回到值班室，他就着台灯，再看两个小时的书，做一套练习题。张老汉半夜起来查岗，总是看到他的灯还亮着，就劝他：“小任，别熬太晚，身体要紧。”
他答应着，等张老汉走了，又继续看。
周末，他就骑着自行车去教学站上课。不管刮风下雨，他从来没有迟到过，也没有缺过课。
每次上课，他都坐在倒数第二排那个固定的位置，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陈教授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尽量记下来，回去之后再慢慢消化。
同学们渐渐都知道了，班里有一个叫任浩楠的，是个工人，但学习最认真，笔记做得最好。有人佩服他，有人嘲笑他，也有人觉得他傻。但浩楠不在乎这些，他只在乎自己学到了什么。
法理学这门课，一共上了十二周。十二周下来，浩楠的笔记本写了满满三本，教材上画满了各种颜色的横线和批注。
他不仅把教材吃透了，还把陈教授推荐的《论法的精神》和《社会契约论》也读完了，虽然有些地方似懂非懂，但整体上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课程结束后，就是考试。
考试那天，浩楠依然起了个大早，骑着自行车去教学站。
教室里，同学们有的在临时抱佛脚，翻着笔记死记硬背；有的在交头接耳，商量着考试的时候怎么作弊；还有的满不在乎，觉得反正都是函授，考试就是走个过场。
浩楠找了个位置坐下，把笔和准考证摆好，静静地等着发卷。他心里很平静，没有一丝紧张。
因为他知道，这门课他学得很扎实，该掌握的都掌握了，考试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试卷发下来了。浩楠扫了一眼题目，有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都是陈教授上课讲过的内容。他拿起笔，开始答题。
名词解释，他一挥而就，每个概念都答得准确而简洁。简答题，他条理清晰，分点作答，每一点都有论有据。
论述题，他更是洋洋洒洒，不仅答出了教材上的内容，还结合了陈教授讲的案例和自己读经典着作的体会，写得有深度，有见地。
不到一个小时，他就答完了。
他又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没有错误，然后站起身，交了卷。
他是第一个交卷的。
走出教室的时候，他能感觉到背后投来的各种目光——有惊讶的，有不屑的，有羡慕的。但他都不在乎。他只知道，这门课他尽力了，问心无愧。
监考老师接过试卷，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试卷上密密麻麻的字，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浩楠走出教室，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他深吸一口气，觉得浑身轻松。
法理学这一关，算是过了。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有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一门接一门，路还长着呢。
但他不怕。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考试的这一天，周材站里发生了一件事。
李站长接到了分公司的通知，说下周要派一个工作组来周材站检查工作，重点检查财务和物资管理。
李站长接到通知后，脸色就变了。
他把自己关在站长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整整一个下午都没有出来。
浩楠回去的时候，站里的气氛有些不对。
赵姐她们凑在一起，小声议论着什么，见浩楠进来，立刻就不说了，各自散开去干活。浩楠觉得奇怪，但也没多问。
他不知道，这场检查，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
更不知道，他在站里的安稳日子，可能快要到头了。
后来他才从张老汉那里听说，李站长那天下午，把站里的账本能翻的都翻了出来，一本一本地核对，一直忙到天黑才走。走的时候，脸色铁青，一句话也没说。
夕阳西下，把周材站的院子染成了一片金色。钢管和扣件堆在院子里，投下长长的影子。
浩楠推着自行车，走出站门，回头看了一眼。他有一种预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而他，必须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切。不管前方是坦途还是荆棘，他都不会退缩，因为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