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查到的。
浩楠请了半天假，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去了市教育局。
九月的天，秋老虎还没走，太阳晒得人后背发烫。
他骑了四十多分钟，到教育局门口的时候，衬衫已经湿透了，贴在背上，凉飕飕的。
门口的公告栏前围了不少人，都是来看成考成绩的。
有男有女，年纪大的四十多岁，年纪小的十八九。
大家挤在一起，伸长了脖子，一张一张地找自己的名字。
有人看到了成绩，喜笑颜开；有人没找到，脸色灰败；还有人看了分数，蹲在路边抽烟，一言不发。
浩楠把自行车靠在路边的树上，锁好，然后挤进了人群。他的个子不算高，在人群里只能看到前面人的后脑勺。
他踮起脚，一张一张地扫过去。第一张榜单，没有；第二张榜单，也没有。他的心跳开始加速，手心全是汗，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难道没考上？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压了下去。不可能，他对了答案，估过分，应该过线了。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往第三张榜单上看。
终于，在第三张榜单的中间位置，他看到了“任浩楠”三个字。
总分二百八十六，录取分数线二百四十二。超过了四十四分。
他盯着那行数字看了很久，眼睛一眨不眨，生怕是自己看错了。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小伙子，看完了让让，后面还有人呢。”
他这才回过神来，挤出人群，走到路边，扶着自行车站了一会儿。阳光照在脸上，有些晃眼。
他想笑，嘴角往上扬了扬，又压了下去。四周人来人往，没有人知道这个穿着旧工装、汗流浃背的年轻人，刚刚跨过了一道多么重要的门槛。
四十四分。这个分数，比他预想的还要好。
他本来以为能过线就不错了，没想到超了这么多。数学还是拖了后腿，只考了五十多分，比他估的还低。
但语文和政治考得好，尤其是政治，几乎拿了满分。
法律基础那门，他答得也顺手，好多知识点都是他在值班室里就着台灯背过的，考卷上看到那些题的时候，他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写出来。
他掏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他想起了那些在值班室里熬夜的日子。
冬天的时候，值班室里没有暖气，他裹着军大衣，脚边放一个暖水袋，一边搓手一边做题。
张老汉半夜起来查岗，看到他还在看书，总是摇摇头说：“小任，别熬太晚，身体要紧。”他答应着，等张老汉走了，又继续看。
夏天的时候，蚊子多，他点一盘蚊香，烟雾呛得人直咳嗽。工友们干完活都去乘凉了，他一个人趴在桌上，汗珠子滴在书页上，晕开一小片。
都值了。
但他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
不是不想说，是觉得没必要。
说出来又能怎样呢？父亲不看好这个专业，说了又要念叨“政法系统没人，读了也白读”。
母亲不懂这些，最多说一句“考上了就好”，然后继续操心她的摊子。
姐姐弟弟也不会关心，姐姐满脑子都是她的学生和教案，弟弟只关心他的功课和球赛。
说出来，无非是多几句不咸不淡的客套话，或者父亲又要泼冷水。他不想听那些。
他只想把这个消息藏在心里，像藏一颗种子。等它生根发芽，长出枝叶，开出花来，再让所有人看。
他掐灭烟头，跨上自行车，往回骑。
风灌进衬衫里，凉丝丝的。他骑得不快，不紧不慢，像是在享受这段路。路过一家照相馆的时候，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橱窗里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学士服的年轻人，笑得灿烂。浩楠看了两眼，收回目光，继续往前骑。他想，等他函大毕业的时候，也来照一张。
回到周材站，他像往常一样干活。量尺，记录，拧螺丝，给扣件上机油。李站长喊他，他答应得干脆利落。
工友们说笑，他偶尔也搭一两句。没有人看出任何异样。
下午的时候，赵姐凑过来，神神秘秘地说：“小任，你成考成绩出来了吧？查了没？”
浩楠心里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没查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
“我听我侄子说，昨天就出了，在教育局门口贴了榜。”赵姐眨眨眼，“你不去看看？”
“不急，反正过不过都那样。”浩楠笑了笑，低下头继续拧螺丝。
赵姐讨了个没趣，撇撇嘴走了。浩楠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暗暗庆幸。
还好他没说，不然这消息明天就得传遍整个站里。
他不想成为别人议论的对象，更不想听那些“读了也白读“的风凉话。
只有他自己知道，从今天起，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晚上回到家，饭桌上，父亲任世和果然没有问成绩的事。他最近太忙了，忙得连儿子考试的事都忘了问。
任世和在写一份申请。
他趴在堂屋的方桌上，面前摊着一沓稿纸，手里捏着一支钢笔，写几个字就停下来想一想，然后撕掉重写。
地上已经扔了好几个纸团，揉得皱巴巴的。
浩楠盛了一碗饭，在父亲对面坐下。他瞥了一眼稿纸，上面写着“关于调整工作岗位的申请”几个字，字迹工整，力透纸背。
父亲的字一向写得好，在单位里是数一数二的，每次写标语、出板报，都找他。
“爸，您要调岗？”浩楠问。
任世和头也没抬：“嗯。消防这一块儿，我干不动了。”
“干不动了？”浩楠有些意外。
父亲在机关党办当主任，分管单位消防，这在别人眼里是个清闲差事，平时也就是检查检查灭火器，组织组织消防演练，怎么会干不动？
任世和放下笔，揉了揉太阳穴，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不懂。现在上面抓安全抓得紧，消防这一块儿，出了事就是大事。上个月总公司刚开了安全会，通报了好几个单位的火灾事故，责任人都受了处分。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腿脚也不利索，万一真出点什么事，我担不起这个责任。不如让年轻人上，人家精力旺，跑得快，也学得快。”
他说的是实话，但不是全部的实话。
全部的实话是，他不想把精力都耗在单位里了。他要把心思放到生意上。
浩楠的妈，姓刘，叫刘冰玉。
去年开始，她在菜市场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针头线脑、袜子手套、毛巾肥皂之类的小百货。
摊子不大，一个折叠桌，一个货架，上面摆满了零零碎碎的东西。
赚的钱也不多，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三四十，差的时候只有十几块。但比在家里闲着强。
刘冰玉守摊是把好手。
她坐得住，也耐得住性子，跟来来往往的顾客都能聊上几句。
谁家的媳妇怀孕了，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她都知道。顾客来了，她笑脸相迎；顾客走了，她笑脸相送。买多买少，她都一样热情。所以她的摊子，回头客不少。
但她也就只能守个摊。
进货、选品、定价、和批发商砍价，这些她都不行。
她进货，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从来不知道砍价。选品，她看什么好看就进什么，也不管好不好卖。定价，她定的价总是比别人低，卖了半天也赚不了几个钱。
更别说和房东交涉、办营业执照、跟工商所税务所的人打交道了。
这些事，她一听就头疼，更别说去办了。
这些事，全靠任世和。
任世和是个能人。
他写得一手好字，能说会道，在机关里混了这么多年，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没处理过？办这些事，对他来说不算难。但难就难在，他现在还是机关的人，上班时间不能乱跑，只能利用午休和下班时间去跑。来来回回，折腾得够呛。
所以他想调岗。不是升官，是找个更清闲的位置，最好是那种点个卯就能走的。这样他就能有更多时间打理生意。
“你妈那个摊子，现在看着小，但做好了，比上班强。”任世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现在政策好，允许个体户经营，街上做生意的越来越多。咱们不抓住这个机会，靠那点死工资，什么时候能翻身？你看隔壁老陈家，两口子都辞职下海了，听说一年赚的钱比上班十年还多。”
浩楠点点头：“爸，您说得对。”
他是真心觉得父亲说得对。
他从小就知道，靠死工资是发不了财的。一个月几十块钱，吃饭穿衣都紧巴巴的，更别说存钱了。
要想翻身，只能做生意。虽然他现在还在单位里上班，但他心里清楚，单位不是长久之计。
尤其是这两年，国企改革的风声越来越紧，今天这个厂倒闭，明天那个厂裁员，谁知道明天会不会轮到自己？
多一条路，就多一份保障。
这也是他为什么要读函大的原因。
有了文凭，就有了干别的事的资格。
以后不管是考律师，还是去企业当法务，或者干脆自己干，都多了一块敲门砖。
文凭本身不值钱，但它能打开一扇门。门后面是什么，得靠自己走进去看。
他不求文凭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富贵，但求在机会来的时候，他不会因为一张纸而被挡在门外。
“你姐和你弟，可不这么想。”任世和冷笑了一声，“他俩觉得做生意丢人，说出去不好听。”
浩楠没说话。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
姐姐浩怡在小学当老师，端的是公家饭碗，在她眼里，做生意就是“个体户”，是没本事的人才干的事。
有一次，她学校的同事问她“你妈妈是做什么的”，她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说“我妈妈在家待着”。
回来后，她跟母亲闹了好几天脾气，说母亲摆摊让她在同事面前丢了人。
弟弟浩檀还在上学，满脑子都是“考大学、进机关、当干部”，对做生意更是不屑一顾。
他跟同学说“我妈在菜市场摆摊”的时候，声音小得像蚊子叫，脸涨得通红。
有一次，他同学路过菜市场，看到了刘冰玉的摊子，回来跟浩檀说“你妈在卖袜子啊”，浩檀气得一整天没说话，回家后跟母亲说“你能不能别在我们学校附近摆摊”。
浩楠不这么想。他觉得做生意不丢人。
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光明正大，有什么可丢人的？那些瞧不起做生意的人，其实是瞧不起自己。
他们害怕改变，害怕冒险，所以躲在“单位”这个壳里，拿稳定当借口，混吃等死。
他们注定是拿时间换钱的人。
浩楠心想。一个月三十天，一天八小时，卖了时间换那点死工资。时间卖完了，钱也就没了。
一旦生病，一旦下岗，一旦单位不行了，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而做生意不一样。
做生意是用钱生钱，用脑子生钱。
虽然有风险，但上限高。做得好，一个月赚的钱可能比上班一年还多。
当然，他不会把这些话说出来。
说出来，姐姐弟弟又要觉得他“异想天开”“不务正业”了。
饭吃完了，任世和又趴在桌上写申请。
浩楠收拾了碗筷，去厨房洗。
母亲刘冰玉还没回来，她每天要守摊到天黑才收摊。
浩楠洗完碗，擦了擦手，说：“爸，我去接我妈。”
“去吧。”任世和头也不抬，“顺便把摊子上的货理一理，明天该进货了。对了，你妈说袜子快卖完了，让你提醒我明天去批发市场。”
“知道了。”浩楠应了一声，推上自行车，出了门。
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菜市场门口，大部分摊位都收了，只有母亲的摊子还亮着一盏小灯。那灯是个充电式的台灯，夹在货架上，光线昏黄，照得摊子上的袜子手套影影绰绰。
刘冰玉坐在小马扎上，手里织着毛衣，时不时抬头看看有没有顾客。她的眼睛不太好，织毛衣的时候要凑得很近，眉头皱着，很吃力的样子。
“妈，收摊吧。”浩楠走过去。
“再等会儿，这会儿下夜班的人多，说不定还能卖几双袜子。”刘冰玉头也不抬，手里的毛衣针飞快地动着。
浩楠没再说什么，蹲下来帮着整理摊子上的货。袜子按颜色分好，十双一捆，用皮筋扎起来。
手套按大小码齐，左手右手配成对。针头线脑归置到一个铁盒子里，别针、顶针、扣子，各放各的位置。他干这些活很熟练，从母亲摆摊第一天起，他就经常来帮忙。
“今天卖了多少？”浩楠问。
“还行，卖了二十多块。”刘冰玉叹了口气，“就是房租又涨了，这个月多交了五块。”
“房东又涨了？”浩楠皱了皱眉。
“可不是嘛。”刘冰玉放下毛衣，“那房东姓王，是个胖子，笑面虎。上个月刚涨过，这个月又涨。我说他，他还说'现在什么不涨价？你嫌贵可以走，后面想租的人排着队呢'。你说气人不气人？”
“我爸没去找他说？”
“说了，没用。那胖子油盐不进。”刘冰玉摇摇头，“你爸说了，不行就换个地方。但换地方哪有那么容易？好地段都被人占了，偏的地方又没人去。你爸这几天正在打听，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
浩楠没说话。他知道，这些事最后还得父亲去跑。父亲这几天为了这个摊子，确实操了不少心。
从准备物资开始，就是父亲一手操办的。摆摊用的货架、折叠桌、遮阳棚，都是父亲跑了好几个旧货市场淘来的，比买新的便宜了一半。
那个货架，是父亲从一个倒闭的小商店里买来的，回来自己刷了层漆，跟新的一样。
进货的渠道，也是父亲托人打听的。他有个老战友，在百货公司当采购，通过这个关系，直接从厂家拿货，比在批发市场拿便宜不少。
第一次进货，父亲骑着自行车，后面驮着两大包货，骑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累得满头大汗。
和房东交涉，更是父亲的事。刘冰玉嘴笨，说不过人家，每次都被房东怼得哑口无言。
任世和去了就不一样，他能说会道，又懂政策，每次都能把房东说得一愣一愣的。虽然最后房租还是涨了，但至少没涨得那么离谱。
有一次，房东想把摊子收回去给自己亲戚，任世和拿着租赁合同，一条一条地跟他讲，最后房东没办法，只能作罢。
办理各种证件，也全是父亲在跑。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一个都不能少。
少一个，工商所的人就来查，轻则罚款，重则没收货物。任世和在机关里认识几个人，跑这些事比普通人顺利些，但也得请客送礼，说好话，陪笑脸。
有一次，为了办税务登记证，他请税务所的人吃了顿饭，花了半个月的工资，心疼得刘冰玉念叨了好几天。任世和却说，这钱不能省，省了小钱，以后要吃大亏。
和主管部门打交道，就更复杂了。
工商所、税务所、城管、街道办，哪个都不能得罪。哪个庙里的香没烧到，都可能给你小鞋穿。
任世和深谙此道，每个月该给谁送条烟，该给谁送瓶酒，他心里都有一本账。这些事，他从不跟刘冰玉说，怕她心疼钱。
这些事，刘冰玉都不懂，也插不上手。
她能做的，就是守好这个摊子，把每一分钱都算清楚，不弄丢，不花错。每天收摊后，她都要把钱盒里的钱数一遍，一毛一毛地数，数完了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那个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哪天卖了多少钱，进了多少货，花了多少开销，一清二楚。她识字不多，很多字不会写，就用画圈、画杠代替，但她自己看得懂。
浩楠知道，母亲不是做生意的料。她太老实，太心软，不会砍价，不会变通，遇到难缠的顾客就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次，一个妇女买了三双袜子，砍了半天价，最后还拿走了两根针，刘冰玉也没说什么。
还有一次，一个小伙子拿了一张假一百的来买东西，刘冰玉没看出来，找了人家九十多，等发现的时候，人早没影了。她心疼得好几天没睡好觉。
但她勤快，能吃苦，守得住。这就够了。
现在政策好，下海的人越来越多，个体户的地位也在慢慢提高。这个机会要是不抓住，等以后大家都反应过来了，就晚了。靠死工资，永远不可能翻身。
“浩楠，你爸说要调岗，你知道不？”刘冰玉忽然问。
“知道，他今天跟我说了。”
“你说他调岗了，工资会不会少？”
“可能会少一点，但清闲了，有时间打理生意。”
“唉，“刘冰玉叹了口气，“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好好的机关干部不当，非要折腾这些。万一生意做砸了怎么办？你爸这个人，就是爱折腾，以前学裁缝，学养殖，学中医，哪样做成了？现在又要做生意……”
“妈，您放心，我爸心里有数。”浩楠安慰道，“再说了，不是还有我吗？我现在也上班了，能帮衬家里。”
“你那点工资，够你自己花就不错了。”刘冰玉笑了笑，“不过你比你姐你弟强，知道帮家里干活。他俩，哼，让他们来帮个忙，跟要他们命似的。上周让你姐来替我看半天摊，她回来抱怨了一晚上，说站得脚疼，说遇到的顾客都不讲理。你弟更别提了，让他来送个饭，他都嫌丢人，戴着帽子口罩，生怕被同学看见。”
浩楠没接话。他不想在背后说姐姐弟弟的坏话。
又等了一会儿，确实没什么顾客了，母子俩才开始收摊。浩楠把货架拆了，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刘冰玉提着装货的布袋子，两人一前一后往家走。
到家的时候，任世和的申请已经写完了。他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眉头紧锁，像是在想什么心事。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好几个烟头。
“写完了？”刘冰玉问。
“写完了。”任世和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明天就交上去。”
“领导能批吗？”
“应该能。”任世和顿了顿，“我跟分管的王副经理打过招呼了，他没反对。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有人跟我说，最近单位要搞改革，可能要动一批人。“任世和的声音低了下来，“我这个时候申请调岗，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
浩楠心里一动。改革的风声，他也听说了。
周材站那边，已经有人在传要裁临时工了。没想到机关这边也要动。
“那怎么办？要不先别交了？”刘冰玉有些慌。
“交，为什么不交？”任世和摆了摆手，“改革改革，改来改去，还不是那回事？我在单位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再说了，就算真有什么变动，我早做准备总比晚做准备强。船到桥头自然直，怕什么？”
他说得笃定，但浩楠看得出来，父亲心里也没底。
这些年，父亲在机关里待惯了，虽然嘴上说要下海做生意，但真要放弃机关的安稳，他心里也在打鼓。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摊子已经支起来了，母亲一个人又忙不过来，他不顶上谁顶上？
这一晚，浩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想起了白天查到的成绩。
二百八十六分，超过录取线四十四分。这个成绩，足够他上中南政法学院的函授班了。再过不久，录取通知书就会寄到，然后就是交学费、开学、上课。
学费的事，他已经想好了。
自己这几个月攒了一点，再找朋友借一点，应该够了。实在不行，就利用周末去打零工。总之，不能让家里出钱。
父亲本来就不看好法律专业，要是再让他掏学费，指不定要说什么。浩楠不想听那些话，也不想欠这个人情。
他又想起了父亲的生意。那个小小的摊子，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如果经营得好，未必不能做大。父亲是个能人，只要给他时间和空间，他一定能折腾出点名堂来。
还有姐姐和弟弟。他们瞧不起做生意，觉得丢人。但浩楠知道，时代在变，以前那套“单位至上”的观念，迟早要被淘汰。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
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穷，是穷还不肯改变。
他摸黑从枕头底下掏出那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他攒的钱和那支新钢笔。他数了数钱，一共一百二十七块。函大第一年的学费是一百五，还差二十三块。
二十三块，不多。他下个月省着点花，少抽两包烟，少在食堂吃两顿肉菜，就够了。实在不行，周末再去打两天零工，怎么也凑齐了。
他把盒子放回枕头底下，重新躺好。窗外，月光照进来，落在墙上，银白一片。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查完成绩的那天下午，有一个人也看到了榜单上的“任浩楠”三个字。
那个人叫周文斌，就是前阵子分到分公司机关的那个政法学院毕业生。
他那天正好去教育局办事，路过公告栏，随口瞥了一眼，就看到了任浩楠的名字。
他记得这个名字，因为父亲任世和跟他提过，说有个侄子也在考成考，读的也是政法。
周文斌当时没在意，笑了笑就走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叫任浩楠的年轻人，以后会和他产生怎样的交集。更不知道的是，这个看似普通的成考考生，会在不久的将来，给他带来多大的冲击。
而任世和更不知道的是，他递交的那份调岗申请，会在机关里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有人觉得他是明智之举，有人觉得他是自毁前程，还有人，已经在暗中盘算着怎么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挤出机关。
更有人传言，说任世和调岗是假，想下海经商是真，单位里已经有人在背后说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改革的浪潮，已经悄悄漫到了脚下。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浩楠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走进了一栋很高的大楼。
大楼里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步履匆匆。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他知道，他必须往前走。
身后，是那个小小的菜市场摊子，是昏黄的路灯，是母亲坐在小马扎上织毛衣的身影。他没有回头。
前方，有光。那光不算亮，有些微弱，但足以照亮脚下的路。他知道，这条路不会好走，会有荆棘，会有泥泞，会有无数个像今晚这样辗转难眠的夜晚。但他不怕。
因为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迈出第一步，就已经胜过了那些站在原地不敢动的人。他相信，只要一直走下去，总有一天，那光会变得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