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学习结束的那天，浩楠走出教学站的大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一期的集中面授，整整上了十天。
十天里，他白天上课，晚上复习，连轴转，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刑法、刑诉、民法、民诉，一门接一门，笔记写了满满两大本。
给他们上课的，还是中南政法学院来的教授。陈教授讲刑法，口若悬河，案例信手拈来，一堂课下来，黑板上写得密密麻麻。
另一位姓赵的教授讲刑诉，慢条斯理，但逻辑严密，把复杂的诉讼程序讲得清清楚楚。
浩楠坐在教室里，听得入迷，手里的笔不停地记，生怕漏掉一个字。
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有的在讨论案例，有的在交流复习经验，还有的在抱怨工作忙、学习累。
浩楠不怎么参与，他总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翻看笔记，或者预习下一堂课的内容。
有同学过来跟他搭话，他就笑着回应几句，但从不主动找人聊。
不是他不合群，是他觉得，时间宝贵，不能浪费在闲聊上。他跟那些同学不一样，那些同学，大多是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来读函授，无非是为了评职称、升职务，混个文凭就行。而他，是真的想学东西，真的想靠这个改变命运。
考试的时候，他提笔就写，几乎没有停顿。那些法条、那些案例、那些法理，早就刻进了他的脑子里，信手拈来。
走出考场的时候，太阳正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浩楠眯着眼睛，看了看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这十天，虽然累，但充实。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法律功底，又扎实了不少。
成绩出来的那天，他正在站里给扣件上机油。老李打来电话，说：“小任，你考试过了，成绩还不错！”
浩楠握着电话，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他说了声“谢谢李叔”，挂了电话，继续干活。手上的动作没停，但心里，已经翻起了波澜。
又近了一步。
从报名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这一年多里，他一边在周材站上班，一边利用周末和晚上的时间学习。
别人闲聊的时候，他在看书；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在做题；别人喝酒应酬的时候，他在背法条。
一步一步，虽然走得慢，但总算是在往前走。
按照这个进度，再过一年多，他就能拿到大专文凭了。拿到文凭，就可以考律师资格。
考到律师资格，就可以从业。到那时候，他就不再是周材站里一个拧螺丝的工人了，他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法律工作者了。
想到这里，浩楠的心里，就涌起一股热流。那热流从胸口涌上来，冲到脸上，让他的脸微微发烫。
但他也清楚，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拿到文凭，考到资格，只是有了入场券。
真正要在这一行站稳脚跟，还需要案源，需要人脉，需要经验，需要钱。这些东西，不是光靠读书就能得来的。
所以，在周材站工作之余，浩楠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做点生意。
他需要钱。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给自己攒底气。有了钱，他就可以不用看别人脸色，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在机会来的时候，有能力抓住它。
可做什么生意呢？浩楠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个眉目来。他没本钱，没经验，没人脉，能做的，也就是些小打小闹的买卖。
俗话说，生意做遍，不如卖饭。这话，浩楠是从母亲刘冰玉那里听来的。
刘冰玉现在就在做早点生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和面、劈柴、生火、出摊，一直忙到中午，面条卖完了，再收拾摊子回家。辛苦是辛苦，但比在预制场筛沙强多了。
说起在预制场筛沙的日子，刘冰玉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时候，她还是预制场的一名家属工。
每天的活，就是筛沙。把粗沙里的石子、土块筛出去，留下细沙，供预制场打预制板用。那活儿，又脏又累，一天下来，浑身是土，鼻孔里都是黑的。
筛沙用的筛子，是那种铁丝编的大筛子，又大又沉。一筛子沙，少说也有几十斤。刘冰玉一个女人，力气本来就不大，端着筛子，晃不了几下，胳膊就酸了。可她不能停，停了，活就干不完，活干不完，就要扣工资。
一天下来，她的胳膊肿得像发面馒头，晚上回家，连筷子都拿不住。任世和看着心疼，就给她揉，揉着揉着，刘冰玉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他爸，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刘冰玉哽咽着说。
“别哭，别哭。”任世和安慰她，“苦日子，总会熬出头的。”
话是这么说，可苦日子，哪有那么容易熬出头？
跟她一起筛沙的，还有几个家属工，都是些年纪相仿的妇女。
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聊的都是家长里短，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家的男人升了官，谁家又买了新家具。
刘冰玉听着，心里不是滋味。她也想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也想让自己的家过上好日子，可光靠筛沙，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有一次，她因为太累了，筛沙的时候，手一滑，筛子砸在了脚上，脚面立刻就肿了起来，疼得她直冒冷汗。
可她不敢歇，歇了就要扣工分，扣了工分，就少拿钱。她咬着牙，一瘸一拐地，一直干到下班。
回到家，脚面已经肿得像馒头，任世和给她敷了药，让她第二天别去了，在家歇一天。可她第二天还是一瘸一拐地去了。她跟任世和说：“歇一天，就少一天的钱，孩子们还要吃饭上学呢。”
工资呢？一个月就那么几十块钱，死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家属工，跟正式工不一样，正式工有奖金，有福利，有劳保，家属工什么都没有，只有那点死工资。
刘冰玉干了好几年，攒下的钱，屈指可数。
她常常想，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
家里三个孩子，都要吃饭、穿衣、上学，光靠任世和那点工资，加上她筛沙的这点钱，紧巴巴的，勉强够糊口。
有一次，浩楠生病，发高烧，要住院。
住院费要两百块。刘冰玉翻遍了家里的箱子柜子，只凑出了八十多块。
剩下的，还是任世和找同事借的。
那天，刘冰玉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浩楠，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没钱，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后来，预制场的活越来越少，家属工的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有时候，一个月只能发半个月的工资，有时候，干脆就不发了。
刘冰玉寻思着，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得想个别的法子。
干什么呢？她想来想去，觉得卖饭还行。
民以食为天，什么时候，人都得吃饭。
尤其是早上，上班的、上学的，都要过早，需求量大。而且卖早点，本钱小，见效快，当天投进去，当天就能见回头钱。
可她一个人，又没做过生意，心里没底。不敢自己单干，就找了另一个家属工，商量着合伙。
那个家属工，姓王，叫王桂香，跟刘冰玉在预制场一起筛过沙，算是老相识了。
王桂香这个人，能说会道，看着也挺利索。刘冰玉觉得，两个人合伙，一人出一半本钱，一人干一半活，赚了钱对半分，挺好。
“桂香，我想在街边支个摊子，卖馄饨，你愿不愿意跟我合伙？”刘冰玉找王桂香商量。
“卖馄饨？”王桂香眼睛一亮，“行啊，我早就不想在预制场干了，那活，不是人干的。卖馄饨，虽然也累，但至少干净点，赚的钱也多点。”
“那咱们就说定了？”
“说定了！一人出一半本钱，赚了钱对半分。”
两个人一拍即合。
于是，两个人就合伙，在街边支了个摊子，卖馄饨。
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配合得挺好。
刘冰玉负责和面、擀皮、调馅，王桂香负责包馄饨、下锅、收钱、洗碗。
每天天不亮就出摊，忙到上午九十点钟，馄饨卖完了，就收摊。一天下来，也能赚个几块钱。
刘冰玉心里高兴，觉得这一步，走对了。
她甚至开始盘算，等攒够了钱，就租个门面，不用再在街边风吹日晒了。
可时间一长，刘冰玉就发现不对劲了。
每天收摊算账，里外里总是亏。
明明看着卖了不少碗馄饨，可一算账，除去本钱，剩下的钱寥寥无几，有时候甚至还倒贴。
刘冰玉心里犯嘀咕，就留了个心眼。
她偷偷记了个账，每天进了多少面粉、多少肉、多少菜，出了多少碗馄饨，收了多少钱，都一笔一笔记下来。
记了一个月，一对账，问题就出来了。
原来，王桂香在收钱的时候，常常做手脚。有人来吃馄饨，给了钱，她有时候不记账，偷偷把钱揣进自己兜里。有时候，明明收了一碗的钱，她只记半碗。还有的时候，她从摊子上拿东西回家，面粉啊、肉啊、油啊，今天拿一点，明天拿一点，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刘冰玉气坏了。她找王桂香理论。
“桂香，咱们合伙做生意，得讲良心啊。你怎么能偷偷拿钱，偷偷拿东西呢？”刘冰玉压着火气说。
“谁偷偷拿钱了？谁偷偷拿东西了？你别血口喷人！”王桂香不但不承认，还倒打一耙，“刘冰玉，我看你是自己手脚不干净，还赖别人！我王桂香，行得正坐得端，你别往我身上泼脏水！”
“我泼脏水？”刘冰玉气得浑身发抖，“我这里有账，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自己看！”
刘冰玉把账本摔在王桂香面前。王桂香看了一眼，脸色变了，但嘴上还是不饶人：“你这账，谁知道是真是假？说不定是你自己记错了，赖我！”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从那以后，刘冰玉就下定决心，不跟王桂香合伙了。
她把摊子一分为二，自己的那一份，自己单独干。王桂香的那一份，她自己看着办。
终止合伙那天，刘冰玉回到家，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掉了半天眼泪。任世和劝她：“别哭了，不合伙就不合伙，自己干，虽然累点，但心里踏实。”
刘冰玉抹了抹眼泪，说：“我就是觉得憋屈，好心好意跟她合伙，她倒好，背后捅刀子。”
“人心隔肚皮，谁也不知道谁心里想什么。”任世和叹了口气，“以后自己干，多长个心眼就是了。”
从那以后，刘冰玉就开始自己单独做早点生意。
单独干，比合伙累多了。
以前两个人干的活，现在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和面、擀皮、调馅、包馄饨、下锅、收钱、洗碗、收拾摊子，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
最苦的，是起早。
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天还黑着，人家还在暖被窝里做着美梦，刘冰玉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
那时候，正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被窝里暖烘烘的，外面冷飕飕的，从被窝里钻出来，那滋味，真不好受。
可她不能不起。不起，就来不及准备。来不及准备，到了上班时间，人家都要过早了，她的摊子还没支起来，人家就到别处去吃了。一天的生意，就黄了。
所以，不管多冷，多困，多累，她都得咬着牙，从被窝里爬起来。
起来之后，先生火。炉子是那种老式的煤球炉，生火得用废纸、劈柴引，引着了，再放上煤球。
生一次火，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呛得人直咳嗽。
有时候，火生不着，急得她满头大汗，只能用扇子扇，扇得灰飞得到处都是。
生好了火，就开始和面。
面粉舀在盆里，加上水，一点一点地揉。揉面是个力气活，得揉到面光、盆光、手光，才算到位。
揉好的面，盖上湿布，醒一会儿，然后擀成薄薄的皮，切成一个个小剂子。
然后是调馅。肉是前一天晚上就剁好的，加上葱姜末、盐、酱油、香油，顺着一个方向搅，搅到肉馅上劲，再加上切碎的青菜，拌匀。
皮和馅都准备好了，就开始包。
左手托着皮，右手用筷子挑一点馅放在皮中间，然后双手一捏，一个馄饨就包好了。
刘冰玉的手很巧，包出来的馄饨，个个皮薄馅大，像一个个小元宝，看着就招人喜欢。
包好了馄饨，天也快亮了。
刘冰玉把馄饨装在盒子里，把炉子、锅碗瓢盆、桌椅板凳，都搬上一辆小板车，然后拉着板车，往街口走。
到了街口，支起摊子，生好火，锅里烧上水，就开始营业了。
这时候，天刚蒙蒙亮，上班的、上学的，陆续出来了。
闻到馄饨的香味，就走过来，要一碗，坐在小凳子上，呼哧呼哧地吃。吃完了，抹抹嘴，给了钱，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刘冰玉一个人，又要下锅，又要收钱，又要洗碗，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人多了，忙不过来，客人等不及，就走了。
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也没办法，就她一个人，手脚再快，也有个限度。
一直忙到上午九十点钟，过了过早的高峰，人才渐渐少了。这时候，刘冰玉才能喘口气，坐下来，喝口水，歇一会儿。
歇不了多久，又得准备中午的面条。
刘冰玉的摊子，早上卖馄饨，中午卖面条。面条是那种手工擀面，筋道，浇上臊子，香得很。
附近工地上的工人，下班了，就爱来她这里吃一碗面条，实惠，管饱。
中午的面条，一般到一点多钟就卖完了。
卖完了，刘冰玉就开始收拾摊子。把锅碗瓢盆洗干净，把桌椅板凳搬上板车，把炉子封好，然后拉着板车，回家。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她累得浑身像散了架，连饭都不想做，随便啃两口馒头，就躺到床上，睡一觉。
睡上两三个小时，起来，又得准备第二天的食材。
剁肉、洗菜、和面，一直忙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歇下来。
一天下来，累是真累，但赚的钱，比在预制场筛沙多得多。一碗馄饨，成本几分钱，卖两毛钱，对半赚还多。一碗面条，成本一毛多，卖四毛钱，利润也不小。
一天下来，除去本钱，能赚个三五块，好的时候能赚七八块。一个月下来，比在预制场干一个月，赚得多出好几倍。
刘冰玉心里踏实了。她觉得，这苦，没白吃。这累，没白受。
有一次，她收摊回家，算了算账，发现这一个月，除去本钱，净赚了一百八十多块。她拿着钱，手都在抖。
一百八十多块啊，这在以前，是她想都不敢想的。
她把钱藏在箱子底下，压了又压，生怕丢了。那天晚上，她跟任世和说：“他爸，咱们的日子，有盼头了。”任世和看着她，笑了笑，说：“是啊，有盼头了。”
可这钱，赚得也不容易。
风吹日晒，雨淋霜打，什么苦都得受。
夏天，太阳晒得人脱皮，炉子烤得人汗流浃背，一天下来，衣服能拧出水来。
冬天，寒风刺骨，手冻得通红，裂开一道道口子，一碰水，钻心地疼。可她不能歇，歇一天，就少一天的钱。
有一次，下大雨，她本来不想出摊了，可一想，不出摊，今天就没收入，孩子们还要吃饭上学呢。
她咬咬牙，还是出摊了。雨下得大，客人少，一天下来，只卖了十几碗馄饨。收摊的时候，她浑身都湿透了，回到家，就发起了高烧。
任世和让她第二天别出摊了，在家歇一天。可她第二天还是挣扎着起来了。她跟任世和说：“歇一天，就少一天的钱，孩子们还要吃饭上学呢。”
浩楠有时候下班早，就去摊子上帮帮忙。
他能干的活不少。劈柴，他有力气，几下子就能把一根粗木头劈成细条。
和面，他也会，虽然揉得不如母亲好，但也能凑合。擀面，他学得快，擀出来的皮，虽然不如母亲的薄，但也能用。刷油、洗碗、搬东西、收钱，这些活，他都干。
有一次，他去帮忙，正赶上中午饭点，人特别多。母亲一个人，忙得团团转，下面条、浇臊子、收钱、洗碗，根本忙不过来。
浩楠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上。他负责下面条和浇臊子，母亲负责收钱和洗碗。两个人配合着，虽然还是忙，但总算能应付过来。
有个工人模样的人，吃完了面条，抹抹嘴，跟刘冰玉说：“老板娘，你这儿子，真能干！”
刘冰玉笑了笑，没说话，但眼里满是欣慰。
浩楠听了，心里也美滋滋的。他觉得，能帮母亲分担一点，比什么都强。
刘冰玉见儿子来帮忙，心里高兴，嘴上却不说，只是一个劲地让他歇着：“你上了一天班，累了，去那边坐会儿，这些活我自己来就行。”
“妈，我不累。”浩楠笑着说，“我年轻，有的是力气。”
说着，他就拿起斧头，劈起柴来。
刘冰玉看着儿子的背影，眼里泛起了泪光。她知道，儿子是心疼她，想帮她分担一点。
跟浩楠比起来，浩怡和浩檀，就差远了。
浩怡有时候也来摊子上，但她来，不是来帮忙的，是来吃饭的。来了，往小凳子上一坐，喊一声：“妈，给我下碗面条，多放点臊子。”
刘冰玉给她下好了，她端起来就吃，吃完了，抹抹嘴，站起来就走。碗也不洗，桌子也不擦，好像这摊子跟她没关系似的。
有一次，浩楠忍不住说了她一句：“姐，你吃完了，把碗洗了再走呗，妈一个人忙不过来。”
浩怡白了他一眼：“我是老师，我有我的事，哪有时间洗碗？你要是心疼妈，你就多干点，别指望我。”
浩楠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还有一次，浩怡来吃饭，正好赶上人多，母亲忙不过来。
浩楠说：“姐，你帮着收收钱呗，我下面条。”
浩怡皱着眉头说：“我哪会收钱？收错了怎么办？你自己弄吧。”
说完，端着面条，坐到一边去吃了。浩楠看着她的背影，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
浩檀更甚。他来，不仅自己吃，还带着同学一起来。
来了，大大咧咧地往那一坐，跟同学说：“随便点，我妈这儿，不要钱。”
刘冰玉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但当着儿子同学的面，也不好说什么，只能陪着笑，给他们下面条。
吃完了，浩檀带着同学，拍拍屁股就走，连个谢字都没有。
有一次，浩檀又带着同学来，点了好几碗面条，还要了几个卤蛋。
刘冰玉心疼钱，就跟浩檀说：“檀儿，你同学来，妈欢迎，可这面条，也是要本钱的。”
浩檀脸一沉，说：“妈，你说什么呢？我同学好不容易来一次，你就说这个？以后我还怎么带同学来？”
刘冰玉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只能叹了口气，继续给他们下面条。
至于劈柴、和面、擀面、刷油这些活，他们更是碰都不碰。
在他们看来，这些活，都是下等人干的，他们是“文化人”，干这些，掉价。
浩楠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
他想说说姐姐弟弟，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说了也没用，他们听不进去。
他只是更加卖力地干活。母亲一个人，太辛苦了。他多干一点，母亲就能少累一点。
可在干活的时候，浩楠的心里，也在琢磨一件事。
他想有自己的生意。
母亲的早点生意，虽然赚钱，但那是母亲的，不是他的。他去帮忙，是帮母亲，不是给自己干。
他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自己说了算。
这个念头，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在他还在街道五金厂的时候，他就有过这个想法。
那时候，他看到厂长克扣工人工资，自己却吃香的喝辣的，心里就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当老板，不用看别人脸色。
后来，他进了周材站，虽然是全民所有制，铁饭碗，但他心里清楚，这铁饭碗，端不了一辈子。
国企改革，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轮到他了。到那时候，他怎么办？
所以，他必须提前准备。提前攒钱，提前学本事，提前找路子。
可做什么生意呢？他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个眉目来。
卖早点？不行，太辛苦了，而且他还要上班，没时间。卖衣服？不行，他没本钱，也没经验。
卖书？不行，现在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能做的，还是跟法律有关的生意。比如，帮人写写诉状，帮人打打官司，收点代理费。
可他现在还没拿到文凭，没考到资格，不能正式执业。只能偷偷摸摸地帮人写写东西，收点辛苦费，成不了气候。
他又想，要不，先攒点钱，等拿到文凭，考到资格，再开个律师事务所？可开律师事务所，需要本钱，需要人脉，需要经验，这些他都没有。
他越想，越觉得前路漫漫。
有时候，他会跟老李聊起这些。老李听了，总是笑笑，说：“小任，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别着急，一步一步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书读好，把文凭拿到手。有了文凭，有了资格，还怕没生意做？”
浩楠点点头，他知道老李说得对。可他心里，还是急。他怕机会来了，自己没准备好。他怕等他准备好了，机会已经错过了。
他也跟父亲任世和聊过。任世和听了，沉默了半天，说：“浩楠，爸知道你有想法，有抱负。但爸跟你说句实在话，做生意，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看你妈，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才赚那么点钱。你要是想做生意，就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爸，我不怕吃苦。”浩楠说。
“不怕吃苦，是好事。”任世和点点头，“但光不怕吃苦，还不够。做生意，还得有脑子，有眼光，有人脉。这些，你都还欠缺。爸不是泼你冷水，爸是希望你，稳扎稳打，别好高骛远。”
浩楠听了，没说话。他知道父亲说得有道理，但他心里，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他不气馁。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一步一步地走，总会走出一条路来的。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琢磨着做什么生意的时候，一个机会，正在悄悄地向他缓缓地走了过来。
而这个机会，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那机会，藏在刻章铺的矛盾里，藏在老李的眼神里，藏在一个他从未想过的方向上，正等着他去发现，去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