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7月20日，南大西洋，距离巴西海岸约三百海里。
远征舰队离开亚速尔群岛已经整整两个月。加煤船在预定会合点只等到了两艘——第三艘在暴风雨中偏离了航线，晚了三天才追上舰队，耽误了运输船队的加煤进度。不过瓦斯科·达·伽马号的冷凝器铁胶修补比预期更可靠，在巡航速度下撑过了整个航程。
旗舰卡塔琳娜公主号的桅顶了望台上，一名水兵举着望远镜向西北偏北方向观察了一刻钟，然后朝甲板上值班的军官喊道：“前方三海里，有一艘蒸汽商船，悬挂巴西国旗，航向东南偏东，速度约七节。”
瓦斯康塞洛斯从舰桥上用望远镜对准那个方向。那艘船吃水很浅，烟囱冒出的煤烟颜色淡且不规则，说明锅炉压力不高。
他在海图上用铅笔从伯南布哥往南画了一条虚线——这条虚线是共和国海军小型通报舰的巡逻线路。如果这艘商船按照常规航线行驶，它应该在两天前就经过这个位置。延迟了两天，很可能是停靠过累西腓港，而且卸得不多。
吃水浅意味着货舱不满。货舱不满的商船在巴西近海航行，不是刚卸过货，就是准备去小港口接货——无论是哪一种，它对沿岸航道的水文条件都算得上熟悉。
“截住它。升起葡萄牙海军旗，让它停下来接受检查。带上两名武装水兵，不要穿海军制服，穿商船水手的便装。”
瓦斯康塞洛斯对甲板上的一名值班军官说，然后转向信号兵，“给后面的圣母升天号发旗语——‘发现巴西商船，正在拦截检查。舰队保持现有航向，等待进一步命令。’”
半小时后，葡萄牙水兵登上了那艘巴西商船。船长是个五十来岁的葡萄牙裔巴西人，名叫巴雷托，脸色晒得黝黑，一看就是在海上跑了几十年的人。
他的商船名叫“圣安东尼号”，满载排水量大概六百吨，货舱里装着半舱蔗糖，从伯南布哥运往桑托斯，在累西腓停了一夜，卸了一批糖桶。
“你们是葡萄牙海军？”巴雷托看着登船的武装水兵。
“我们是葡萄牙远征舰队。”值班军官把一份用葡萄牙语写的文件递给巴雷托，“根据葡萄牙王国对巴西共和国的不承认声明，凡悬挂共和国国旗的商船，在公海上需接受葡萄牙海军检查。你的船现在被征用为侦察船。”
巴雷托沉默了几秒。他的船是一八八五年在里约热内卢造的木质蒸汽商船，舷侧没有炮窗，甲板上只有一台老式蒸汽绞车和几根吊货杆。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不像军舰。但他跑了几十年巴西沿海航线，对这条航道上每一处暗礁、每一个港口的水深都了然于胸，这本身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军事情报。更关键的是，他是葡萄牙裔，一直对帝国保有好感，在伯南布哥港务局也有自己的人脉。
远征舰队出现在这片海域的时间比他预想的晚了足足两个月——他在伯南布哥停靠时就从朋友那里听说了葡萄牙舰队可能南下的传闻，没想到两个月后才真正见到。
但他只是个普通商船船长。他能提供的军事情报是有限的。
“长官，”巴雷托转向值班军官，“我只是个商船船长，不是军人。我每半个月在伯南布哥停靠一次，把蔗糖和棉花装上船，再从当地进货港务局的人那里偶尔听到一些消息。
码头的栈桥去年遭飓风后打了一根临时木桩，现在能停靠的最大船型也就三千吨左右。我在伯南布哥港务局听人说，南里奥格兰德港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加固岸防工事，肯定有几门炮被拉上了高台，但具体怎么布置、有多少火力，我没有亲眼见过，不能乱说。”
“共和国海军主力舰队现在在哪？”
“这个消息倒是比较确定。半个月前我在伯南布哥进港时，港务局的人告诉我，两艘铁甲舰——阿基达诺号和共和国号——仍然停在瓜纳巴拉湾，没有出港的迹象。”
巴雷托指了指自己胸口，“我是船长，靠港的时候要办港务手续，这类消息还是能打听到的。但再详细的东西——舰上的军官调动、舰队的作战计划——我一个跑船的怎么可能知道？”
值班军官把这些信息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把记录撕下来递给身后的信号兵。“把这份记录送回旗舰。”
巴雷托看着信号兵划小船离开，转头问值班军官：“你们打算怎么安排我的船？”
“你的船保持现有航向不变，不要向任何港口报告当前海域有任何军舰活动，也不要回答任何港口询问本次航行的无线电报。
远征舰队登陆以后，你的船可以在战后作为被征用财产向葡萄牙海军部申请补偿——补偿金额按被征用期间的租赁标准核算。你现在继续往桑托斯方向走，假装你从来没有遇到过我们。”
巴雷托点了点头，走回舵位，把舵轮往右偏了大约五度，让圣安东尼号恢复原来的航向。他的船不适合参与战争，但他在航道上度过的半生积累下来的这些浅显、零碎但绝对真实的情报，已经足够帮助远征舰队确认他们下一步的航向不会撞上礁石或者冲进一个隐藏的火炮阵地。
瓦斯康塞洛斯站在舰桥上，看着圣安东尼号继续往南驶去。副官把通信官译好的纸条递过来。巴雷托提供的信息量不大——港口水深、码头限制、主力舰仍在湾内——但每一项都直接来自第一手经验，没有任何渲染。这就够了。
“登陆战的第一个登陆点可以定在南里奥格兰德港。”瓦斯康塞洛斯把铅笔搁下，“给利斯本枢密院秘书室发电。说我舰队已抵达巴西海域，完成第一阶段侦察。拟于三十天内实施登陆行动。登陆点的岸防部署细节，舰队将自行派遣侦察分队近岸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