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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月5日，清晨六点，里斯本港的汽笛声比往常早了半小时。
一艘从里巴特茹开来的内河驳船靠在码头边，船上卸下的是送往海军船厂的哈德菲尔德锰钢板，第二批国产装甲板，一共十二块，每块都带着特殊钢厂凌晨出炉时的余温。
若泽·巴普蒂斯塔站在码头上，手里拿着检验单，一块一块核对钢板上的编号。他在特殊钢厂轧钢车间干了二十年，手上老茧厚得能握住刚出轧机的热钢。
去年四月那场失败的轧制试验之后，他把哈德菲尔德从谢菲尔德寄来的标准操作规程翻译成葡文，贴在车间墙上，每天换班时让每个班长在上面签字。
“这十二块是给复国者号备的替换装甲板，每块都要过锤击检验。”他对身边的年轻检验员说。
检验员刚从皇家理工学院毕业，是冶金系第一批还没毕业就被海军船厂预定的学生。
检验员用粉笔在第一块合格钢板上写了编号，然后问巴普蒂斯塔：“师傅，去年这时候我们还在从谢菲尔德进口装甲板。现在自己能轧了，明年是不是就不用进口了？”
巴普蒂斯塔把检验单夹好。“明年的事明年再说。今天这十二块先装车。”
同一时刻，里巴特茹第三安置点。扬·马泰伊科推开门，发现门外水井边的水桶结了薄冰。他抬头看了看天，对隔壁正在劈柴的邻居喊道：“卡齐米日，今天化冻之前别浇菜。”
卡齐米日也是加利西亚人，去年春天跟马泰伊科同一艘船到的里斯本。
他放下斧头擦了把汗，用夹杂着波兰语词的葡语回答：“知道了。今天土豆要翻地，你家的牛借我用半天。”
“用完喂饱再还我。”马泰伊科说完，提着水桶往自己屋后走。
他的女人在灶台边和面，炉膛里烧着去山里捡的松枝。炉火边一个木架子上放着一本葡语识字课本，是去年秋天安置点管理官发下来的，封面已经沾了面糊和煤灰。
她抬头问他：“管理官上个月说今年要开一个葡语夜校，每周两个晚上。你去不去？”
“去。”马泰伊科说，“去年用葡语写那份土豆出苗率报告，拼写错了六个词。今年再写，错不能超过两个。”
上午八点，辛特拉训练营。斯特凡·科瓦尔斯基站在机枪连的队列前，用波兰语对四个新兵说话。
这四个新兵都是从沃里尼亚来的退伍兵，在沙俄军队里服过役，会听口令但不会讲葡语。科瓦尔斯基的任务是在两周内让他们能听懂最基本的葡语机枪口令。
“注意。葡语‘装弹’是carregar，跟我念——carregar。”
四个人参差不齐地重复了一遍。科瓦尔斯基点了下头。“不对。再来。carregar。”
其中一个年轻人举手。“中士，这个词跟我老家话里‘装车’的发音差不多。”
“那就当你是在装车。你在老家地里装的是土豆，在这里装的是子弹带。
意思不一样，嘴巴的动作一样。再来。carregar。”
四个人又念了一遍，这次整齐了一些。
操场另一边，克卢格中校站在机枪连的实弹射击阵位后方，手里拿着他那本葡文版机枪战术手册的最新修订稿。
他刚刚在第三章末尾增加了一段——用三轮摩托车运输机枪的设想，并在旁边用铅笔标注：三轮摩托车原型预计1895年秋季完成国家动力实验室的汽油机改进测试。
他抬头看了一眼科瓦尔斯基那边的训练，合上手册，对旁边的副官说：“那个波兰人教葡语比我快。我用德语语法套葡语，他不套，他直接让他们用嘴巴记。”
圣保罗州咖啡扩种区。
爱尔兰铁匠迈克尔·奥康纳把自己的铁皮工具箱支在庄园的晒场上。旁边围了六个人，四个咖啡庄园的监工，一个木匠，还有一个从圣保罗城里赶来的马车夫。
“这个弹簧板断的位置不对。”奥康纳用英语自言自语，然后抬头用葡语对监工说，“需要加热。你们这里有没有焦炭？”
监工摇头。“只有木炭。”
“木炭也行。风箱呢？”
“风箱有，在榨油坊那边。”
“搬过来。”奥康纳把断成两截的弹簧板夹进铁砧上的夹具里，从工具箱底层翻出一把旧的英国产铁锤。这把锤子跟了他十五年，从利物浦码头到里斯本中转站再到圣保罗，锤柄换过三次，锤头还是原来那块钢。
风箱搬来后，监工主动蹲下帮忙拉风箱。奥康纳把弹簧板烧到暗红色，夹出来放在铁砧上开始锻打。
锤子落下的节奏很稳，火星溅在他的皮围裙上。马车夫在旁边看了一会儿，问木匠：“这个爱尔兰人收徒弟吗？我儿子十七了，力气有，就是没手艺。”
奥康纳听到“徒弟”这个词时抬起头，用口音浓重的葡语说：“让他明天来。先拉三个月风箱。拉得好我就教。”
下午两点，莫桑比克太特煤矿。矿工斯特凡·扎莫伊斯基坐在矿洞口的一块大石头上，用袖子擦脸上的煤灰。
他是沃里尼亚人，在家乡下过盐矿，去年被招募到莫桑比克时合同上写的是“采矿工人，月薪十二米尔雷斯，管住”。
工头走过来，手里拿着考勤本。“扎莫伊斯基，这个月你出了二十六天工，比上个月多四天。这个月给你加两个米尔雷斯。”
“加的钱什么时候发？”
“月底。”工头把考勤本夹在腋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你老婆叫我带给你的，她让厨房多给你烙了一张玉米饼。”
扎莫伊斯基接过布包，打开看了一眼，然后又包上。他旁边一个新来的矿工——也是沃里尼亚人，比他小了十岁——问：“这地方的热，什么时候能习惯？”
“明年。”扎莫伊斯基咬了一口玉米饼，“去年我也不习惯。今年好一点。明年你就忘了老家冬天是什么感觉。”
新矿工没说话。扎莫伊斯基把剩下的半张饼掰了一半递给他。“吃。下午还要下井。”
晚上九点，里约热内卢圣克里斯托旺宫。巴西摄政委员会主任若泽·帕拉尼奥斯在办公室的煤气灯下批阅最后一份文件——
关于米纳斯吉拉斯铁矿铁路延伸段的枕木采购合同。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头发全白，但字迹仍然工整。
门外，他的秘书端着一杯咖啡进来。“先生，圣保罗州葡语学堂去年年终的入学统计送来了，六个省的小学入学率都过了五成。
摄政委员会里有人说这个速度太快了，教师不够用。”
帕拉尼奥斯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1891年陛下在里约热内卢条约签字桌上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教育不是一代人的事，是三代人。第一代人学说话，第二代人学写字，第三代人学造桥。
现在才第四年，第一代人还在学说话。谁说太快了，让他去里巴特茹的移民夜校坐一晚上，看看那些种土豆的加利西亚人是怎么写葡语字母的。”
秘书没再说话，放下咖啡退了出去。帕拉尼奥斯重新戴上眼镜，在枕木采购合同上签了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