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法》通过后第五天，佛朗哥按照卡洛斯的要求召集了一次范围很小的御前会议。
参会的人只有六个，佛朗哥本人、财政大臣费雷拉、陆军参谋长席尔瓦上校、警察总监佩雷拉、新任司法大臣特奥多罗·科雷亚和新任教育大臣安东尼奥·卡布拉尔。
卡洛斯站在壁炉前面，背对着没有生火的炉膛，双手背在身后，等所有人都坐定后才开口。
“今天这个会，阿尔梅达在外面守着，任何人不得进来。
我叫你们来，是要把话说清楚，《国家安全法》通过了，共和派、自由派在议会里集体退场，报纸上已经吵了两天。
有人说这部法律是‘警察国家的开始’，有人说它是‘君主制对民主的最后一次反扑’。
这些评论我不管。
我在乎的是，这部法律到底能不能被执行到位。
佩雷拉先生，你先说。”
佩雷拉站起来。
“陛下，《国家安全法》通过后，警察部在过去四天内已经按照新法规对之前行动中被捕的二十名涉案人员全部完成了延长羁押的司法备案。
其中五人因证据不足或犯罪情节轻微已于昨日释放，但被列为长期监视对象。
另外十五人仍被羁押在圣若昂堡军事监狱，审讯仍在进行。
同时我们对已知的七处共和派活动地点，包括里斯本大学法学系的辩论社、波尔图工人夜校、《世纪报》编辑部和另外几处私人住宅，全部安装了固定监控点，由便衣警员分班次轮换值守，每一个进出这些地点的人都会被登记和拍照。
我们还在港口区找到了一个与巴黎之间的联络中转点，这处地点设在一家旧锯木厂的办公室里，表面上是锯木厂的账房，实际上负责接收从巴黎寄来的信件和资金。
负责中转的人今天凌晨已经被我们羁押。
所有行动都是在《国家安全法》授权范围内执行的，每一步都有司法备案。”
“巴黎那边的资金链，切断了吗？”
“还没有完全切断。
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巴黎邮政信箱的地址，这个信箱与流亡法国的西班牙共和派组织《伊比利亚共和》杂志社共用地。
但法国当局目前拒绝配合调查，理由是没有发现该信箱涉及法国国内的安全威胁。
我们正在通过外交渠道向法国方面施压，驻巴黎大使已经向法国内政部提交了关于该信箱的详细调查报告，但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回复。”
“让外交部继续施压。法国人欠我们一个答案。
我们不求法国主动帮我们抓人，但至少让他们把信箱的流水记录交出来。
这件事由费雷拉先生配合外交部协调。另外，把港口区那个中转点的负责人审清楚：他收到的钱是谁汇的、怎么分的、分给了谁。
这笔钱的源头不一定只是巴黎，可能还有瑞士或者意大利的渠道。
如果发现有意大利资金介入，我们需要马上通知西班牙方面，他们在罗马有自己的情报网络。”
卡洛斯走到新任司法大臣特奥多罗·科雷亚。
科雷亚没有有站起来，只是把手里的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抬头等着卡洛斯发问。
“科雷亚先生，你在圣若昂堡军事监狱宣誓就职的时候，亲眼看过那些供词。
告诉我，那些人在审讯里说的话，有几成是真话？”
“陛下，目前审讯记录中大约有一半的直接供词可以在现有物证和通讯截获中找到对应的佐证。
剩下的部分，审讯官怀疑存在串供和隐瞒。
我们已经开始分批隔离审讯，避免被捕人员通过敲墙或传递纸条的方式协调口供。
我亲自翻阅了三名印刷厂主的审讯记录。
三个人的口供在资金来源这一块完全一致：他们都说钱是‘从法国寄来的’，但没有任何人能说出巴黎汇款人的真实姓名。
这说明他们的上级，也就是科斯塔和马查多那个级别的人，对资金来源做了严格的隔离，底层执行者只知道收钱，不知道钱从谁手里来。”
“隔离审讯要继续，科斯塔和马查多，现在还动不了。
他们的律师早就准备好了，一旦我们动他们，马上就会有人起诉警察部‘政治迫害’。
他们的法律防线是通过多年的实践精心构筑的。
我们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更完整的证据链。
但在动他们之前，你们三位——”卡洛斯依次看向新任教育大臣卡布拉尔、席尔瓦上校和佛朗哥，“要先把思想防线建起来。”
卡布拉尔从他随身带来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装订好的文件。
“皇家军事学院的反共和主义教育大纲已在去年年底完成最后修订。
卡洛斯回答道：“这个是重中之重必须严格落实。
接下来是军队。席尔瓦上校，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席尔瓦上校翻开陆军内部调查报告。“按照原定方案，七名被监控的军官中，三人已调往安哥拉，两人倾向共和的已于上周调往莫桑比克。
剩下的两名驻波尔图的炮兵尉官，在最近的内部思想评估中分别被评定为‘合格’和‘待观察’。
那名‘待观察’的尉官在部队的公开讲话中没有不当言论，但我们发现他与一位共和派律师有私人通信往来。
陆军部已经启动了他的调离程序，决定将他从炮兵部队调往工程兵后勤部门，减少其接触一线部队的机会。”
卡洛斯走到壁炉前，双手背在身后，沉默了片刻，然后转过身来。“共和思想是帝国最大的敌人。
共和思想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不需要枪，不需要钱，不需要议会席位，它只需要一个疑问。
一个被面包价格困扰的农民在排队时问自己：‘国王知道我的面包涨了半分钱吗？’一个被港口煤烟熏醒的码头工人问自己：‘我的孩子将来能比我过得更好吗？’
这些问题本身不是共和思想，它们是普通人生活中的困惑。
共和派要做的，只是把这些困惑收集起来，装进他们早已准备好的答案里。
这个答案叫共和国。
我们要做的，不是禁止人们提问，是确保当他们提问的时候，他们能在帝国的年报里、在孤儿院的牛奶杯里、在殖民地移民子女的课堂上，找到另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叫君主制。”
他扫视了一圈在场的人。“《国家安全法》是防线。
武器是你们各自手里的东西，佩雷拉手里的证据链，卡布拉尔手里的教育大纲，席尔瓦手里的人事档案，科雷亚手里的司法程序，费雷拉手里的预算报表，佛朗哥手里的内阁决策。
把这些武器用好，让共和派在法庭上、在课堂上、在军队里、在每一个家庭里都找不到可乘之机！”
